論飯甑與飯桶的關系：千萬不要看不起文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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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鄭重申明：此飯甑非彼飯甑，與最近沸沸揚揚的大師斷親案無干。

引子：

與校尉同齡的南方人都知道，要把生米做成熟飯，必須用到飯甑。

這就是蒸飯用的飯甑

這屬于最古老的米飯加工工藝，比日本的米飯仙人要古老、傳統得多。

簡單說，當時做飯分兩步。

第一步叫潦米，也即將大米洗干凈后放到清水中煮至七、八成熟，然后用甑籬撈出來控干水分。

注：校尉也不知是不是這個潦字，網上也查不到權威說法。

這就是潦米用的竹甑籬

第二步叫蒸飯，將控干水分的米飯放到飯甑中，然后上鍋蒸，當蒸汽從飯甑頂部冒出，并將米飯的清香送滿農舍時，一鍋地道的南方潦米飯也就完成了。

潦米飯還有個副產品，也即潦米時留下的米湯。

米湯富含維生素B和各種礦物質，性平味甘易消化，可溫養脾胃，輔助緩解消化不良、腹脹等癥狀。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原湯化原食，在北方，是吃完面條、餃子后來碗煮面食的湯，在南方，則是飯后來一碗米湯。

這種說法，在醫學上是說得通的。經過高溫煮熟后，面食、米飯中的部分維生素、礦物質會溶解到原湯中，更有利于人體的吸收、消化。

另外，再說個已經用不上的小知識。

當年營養匱乏，小孩嘴角總容易潰爛，抹點蒸飯時凝結在鍋蓋上的蒸汽水，很快就能好。當時不明就里，現在想想，除了蒸餾水的清洗作用，大概也是因為其中含有某些特殊成分。

一說兒時的記憶，就扯得有點遠，回到正題，飯甑與飯桶的關系。

簡單說，飯甑就是飯桶，飯桶卻未必是飯甑。

飯甑特指蒸飯時用的大型容器，又可稱為飯桶；但飯桶的含義經常被引申，并且帶有明顯的貶義。

也就是說，南方人說飯甑，確確實實就是指的蒸飯時用的大木桶，南方人說飯桶，十有八九指的是混吃等死的蠢人。

而在社會分工體系中，文科生就好比飯甑，專門負責給人類提供精神食糧。

遺憾的是，飯甑也未必是飯甑，而很可能是飯桶，甚至干脆就是不提供精神食糧而只提供精神污染的人形造糞機。

壹：

長期跟蹤校尉發文的朋友可能還有印象，去年也即2024年6月，校尉寫過一篇《從何院士與胡主編說起：文科生招誰惹誰了》。

不是校尉想制造學科對立，更不是校尉看不起文科生——校尉也沒這個資格，因為民族危亡之際力挽狂瀾的民族英雄之中，最拔尖的那一群人，比如長沙一師畢業的老人家，留學歐洲的周總理、小平同志等，大多都是文科生。

但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文科領域，在某種神秘力量的帶動下，確實已經逐漸跑偏，因而也帶偏了很多文科生。

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正是因為某些文科生集體跑偏，所以帶偏了文科領域。

其實校尉一直很敬佩真正的文科生。

敬佩的理由，一句話概括，就是文科近乎道、理工近乎術，因此文科生更能成圣。

為什么從先秦諸子到信息時代，人類的科學技術包括物理、數學等基礎學科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在對天道、人性的理解上，卻始終不能超越前人？

就是因為，關于對天道、人性的理解，關于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都是典型的哲學問題，都屬于文科領域。

先秦諸子創造的哲學巔峰，已經無限接近于天道與人性的真理，因而后人很難超越。

不管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天人合一，還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天下大同，都不知超越了西方被宗教綁架的世界觀、人生觀多少年。

直到今天，西方依然在神神道道的神明造世與日漸虛偽的普世價值之間來回搖擺，而我們的先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透了天道與人性的本質——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前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后者是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種與人種的和諧統一。

所謂出道即巔峰，此之謂先秦諸子乎！

遺憾的是，這種開放包容大度的世界觀、人生觀，卻逐步被皇權壓制、異化，最終又被滿清皇室增加了一層奴化，進而導致中華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低谷。

明朝皇權雖盛，王陽明依然能用一句人欲即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將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升到了更高的思維層次。

而鄭和下西洋的偉績也足以說明，明朝的科技水平、工業水平，同樣處于世界巔峰。

可到滿清，不管是人文理念還是科技水平，中國卻都出現了全面的倒退。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滿清入關后，徹底打斷了中華文明的精神脊梁——民族氣節。

雖然還是那個以士大夫為主的知識精英群體，但失去了民族氣節的支撐，晚清的士大夫，已經由提煉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提供精神食品的飯甑，變成一群只能進不能出、腦滿腸肥、混吃等死的飯桶，無法延續中華文明的輝煌。

先有精神、后有文明，民族氣節就是文明的道統，失去這個精神脊梁的民族，就無法延續文明的輝煌。

從文明的大尺度看，滿清士大夫圍繞滿清皇室所做的一切正統性解釋，看似有利于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其實都屬于屎上雕花、吮疽舐痔的無用功，除了討好滿清皇帝一人與為他們賣身投靠找到心理慰藉，對民族的延續、文明的發展再無任何裨益，甚至只會起到反作用。

人活一口氣，民族、國家同樣如此。

民族氣節缺失，這就是清朝不斷衰落的底層邏輯。

校尉說文科近乎道，就是說，文科的哲學研究，是接近宇宙運行、人類社會運行真實邏輯的唯一途徑，因而文科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歷史使命，就是通過對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探索，提煉、激發、傳承這種源自天道的人文精神、民族氣節。

七百年前，當楊慎因為嘉靖朝的大禮儀事件喊出“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也許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但這種精神、這種氣節，以及支撐這種精神與氣節的邏輯，卻永遠都是對的、永遠都不過時。

貳：

文科生，天生就應該是民族的護道者、文明的辯經人、人類的持劍人，為民族的延續、文明的發展指引方向，正如老人家在一片黑暗之中，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論持久戰的偉大論斷。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中，文科生解決的是精神問題、方向問題，理工科解決的是物質問題、執行問題。

如果說理工科是種地的，那文科生就是制定天文歷法指導種地的，如果說理工科是挑水劈柴燒火的，那文科生就是最后將難以下咽、無法消化的生米，做成香噴噴米飯的那口飯甑。

再舉一個例子。

留學西方的理工科人才歸國，晚清時期有個高潮。但除了詹天佑等少數幾人，其他人卻都泯然眾人矣。

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描述，某位船廠技術員干私活賣輪船模型：他這個是拿了皇上家的錢，吃了皇上家的飯，教會了他本事，他卻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這個私貨來換錢，不應該殺他點價么？

不管是留學歸來還是自己培養，如果沒有一個高效的政治體制、干凈的社會環境，理工科學生其實做不了什么，頂多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長干點私活、薅一薅國家的羊毛。

魯迅先生為什么棄醫從文？因為他看懂了一點，當時中國急缺的，不是什么優秀的醫生，而是能夠喚起中國人民族氣節的文科生！

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到民國的實業救國，為什么投入巨大、犧牲甚多卻收效甚微？因為始終沒有足夠優秀、足夠數量的文科生能夠挺身而出，重振民族精神、找對前進方向，創造一個高效、廉潔的社會環境。

就好比天文歷法亂了，農民再辛苦，也種不出來幾顆糧食；就好比飯甑變成了飯桶，挑水砍柴燒火的人再努力，煮出來的也是一桶大糞。

相反，新中國成立后，那批返回中國的理工科人才，卻幾乎人人大師，就此撐起了中國的工業脊梁。

讓我們再看一遍這些閃閃發光的名字：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郭永懷、李四光、林蘭英、王大桁、朱光亞、孫家棟、周光召、程開甲、王淦昌、趙九章、錢三強……

1999年授予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之中，21位有留學經歷，只有于敏、錢驥是國內生長的人才。

同樣都是留學歐美的理工科學子，為什么滿清末年回來的大多泯然眾人，新中國成立后回來的卻形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璀璨的國士群體？區別到底在哪！

區別在于，在老人家、周總理這批中華文明史上最優秀的文科生引領下，中國重新走上了正軌、煥發了生機，中華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在這樣的精神鼓舞下，別說這些國士級別的頂尖科學家，即便是普通民眾、普通小兵，也能煥發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與戰斗力。

抗美援朝能夠打破全世界的預判獲得最終勝利，是因為有一批卓越的文科生，為我們重新續上了那根被皇權統治、滿清奴化、列強瓜分、日寇入侵、民國媚外所打斷的民族精神之脊梁，進而激發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性與勇氣。

這個時候，中國幾乎沒有只會造糞的飯桶，而是人人都是蒸汽升騰的飯甑。

校尉一直說，抗美援朝是中國的國運之戰，是扭轉國運的戰爭。

其實國運從來不是虛無縹緲的運氣，而是在民族精神鼓舞之下，一代又一代先民的戰斗與犧牲。

所謂國運，就是先民的鮮血與氣節！就是封狼居胥的豪氣，橫貫伶仃的正氣，崖山一躍的勇氣，天下大同的大氣，以及一直打到完全勝利的霸氣！

叁：

正因為文科重要，改革開放之后，西方影響力輸出的重點，同樣集中在我們的文科領域。

而相比理工科，文科最大的特點，就是既沒有可以理論推導的數學模型，也沒有權威評價的標準體系。

理工科的研究成果，幾乎都可以通過實驗進行驗證，文科卻不行。

前面說了，文科就是辯經，一個辯字，充分體現了文科的兩大特點：一是易學難精，二是難以驗證。

這兩大特點，又催生了一種社會現象：文科領域，總是存在很多混日子的人，總是存在那么一群欺世盜名的偽大師。

因為易學難精，所以很多人都在混；因為難以驗證，所以大家都混得如魚得水，因而很容易催生名不副實的偽大師。

民國多大師，其實就是這么一種社會現象。

既然混的人這么多，自然，以偽大師為中心，也很容易拉幫結派、互相吹捧，形成大量的學閥門派，徹底敗壞文科領域的風氣。

從鐵骨錚錚的楊慎到口是心非的東林黨，明朝士大夫群體為何違背初心，蛻變為集官僚、地主、富商、學閥于一身的虛偽利益集團，同樣是這種社會現象的體現。

雖然自然科學領域也有學閥、也有混日子的人，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人身依附的現象，在文科領域尤其明顯：越是有良心、有風骨、有氣節的文科生，越是難以出頭，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再好，也沒有客觀的標準來評價、更沒有付諸社會實踐的機會，只能被迫倒向學閥。

而那些混得風生水起的人，卻往往都是一邊道德敗壞、一邊名利雙收的政工院士、屎尿詩人、丑書主席、進退主編、斷親畫家、嫖客律師之流——看起來都是飯甑，揭開后全是飯桶。

在這樣的逆淘汰環境中，文科領域要誕生合格的辯經人，也就變得越來越難。

肆：

文科領域亂象頻發的根本原因，除了文科本身的特點，另一個重要的外部影響因素，就是西方的刻意操控。

當然，西方能夠操控我們的文科領域，也是基于文科領域自身的特點：沒有客觀的評價標準，憑借歷史慣性，西方也就成為了標準。

客觀評價，在全球殖民與工業革命的助推下，西方文明確實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巔峰。

物質文明不細說，精神文明方面，好萊塢電影、格萊美音樂、人權民主自由旗幟下的人性解放，確實曾經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美學沖擊、人性升華。

但我們也要看到，在歷史的大尺度上，西方文明的盛世往往只有一次。不管是他們集體認爹的古羅馬、古希臘，還是近代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沙皇帝國、蘇聯，亦或是現在的美國。

當很多人嘲笑中國的王朝周期律之時，卻未曾仔細想過，中國以外的人類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甚至連重復周期的資格都沒有。

注：關于如何辯證看待王朝周期律，準備單寫一篇《為什么只有中國才有王朝周期律》，這也可以視為文明尺系列的外篇。

校尉一直說，中國近現代的百年屈辱，只是皇權壓迫、異族統治雙重打擊下偶然形成的最低谷，不幸遇到了西方建立在全球殖民、工業革命兩大歷史性大風口上的唯一一次文明巔峰，這是偶然遇到了偶然，屬于偶然中的偶然，并沒有歷史重復性。

相反，中國的繁華、富庶、強大、自信、開明、大度，來反襯中國以外包括歐洲的凋零、貧窮、弱小、卑微、愚昧、封閉，才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常態。

正因出身卑微，所以到處認爹，正因過去曾經長期匍匐在中華文明的萬丈光芒之下，所以西方文明一定要趁虛而入，重新定義你的文明特性、重新解構你的民族精神、重新闡述你的歷史輝煌，讓西方史觀、西方文化永遠凌駕于中華文明之上。

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通過中國的文科領域，打著向中國輸出西方先進文化、先進思想、先進制度的幌子，通過下意識的對比，將被西方徹底丑化的中國形象，隱秘地刻到我們的思想深處——既然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自然，中國的一切便都是壞的。

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史，先滅其文化，欲滅其文化，先滅其英雄。

通過文化入侵，大范圍侵蝕文科領域，讓他們之中遍布公知、買辦、漢奸，以及見利忘義的精致利己主義者、自以為高尚的嫖客辯護人，進而摧毀中國培育民族英雄的精神土壤，這就是西方大力援助中國文科領域、大力培養中國文科生的底層邏輯。

結語：

莎士比亞說，生存還是毀滅，確實是個問題。

校尉說，飯甑還是飯桶，確實也是個問題，因為這關系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

希望我們的文科領域，能夠出現更多的飯甑，更多合格的辯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