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富家小姐,卻為國赴死,最后連墓碑都沒有
朱楓出生在浙江鎮(zhèn)海一個富裕家庭,吃穿都不缺,她從小讀書,十六歲考進女子師范學(xué)校,十八歲時拍了張照片,留著短發(fā),穿著校服,顯得很有精神,后來她自己改名為“朱楓”,不是為了好聽,而是想表達自己不怕吃苦、不認(rèn)命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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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二十歲嫁了人,丈夫在東北兵工廠做技術(shù)員,她就成了四個孩子的后媽,沒過幾年,丈夫得了霍亂去世,家里留下六個孩子要她照顧,她沒有哭鬧也沒求人幫忙,自己撐起這個家,白天在學(xué)校教書,晚上織布做衣服,慢慢把孩子們都養(yǎng)大,有張一九三四年拍的照片,她穿一件藍布旗袍,眼神顯得疲憊,但一點不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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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她立即走上街頭表演戲劇、演唱歌曲,宣傳抗日主張,空襲過后,她沖進廢墟救助傷員,將他們送往醫(yī)院,在此期間,她結(jié)識了同樣從事宣傳工作的朱曉光,兩人志趣相投,于1938年結(jié)為夫妻,此后她的生活變得更加忙碌,也面臨更多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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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一家書店快要倒閉了,她把家里能賣的東西都賣了,首飾也都捐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玉鐲子,湊齊了五百塊銀元,這筆錢讓書店活了下來,也讓她引起了組織的注意,后來她生下兒子朱明,一九四零年她去金華幫忙組建臺灣抗日義勇隊,又捐出八百法幣購買藥品,到了一九四八年,組織派她去香港負(fù)責(zé)與臺灣方面聯(lián)絡(luò),因為她懂外語又有經(jīng)驗,是最合適的人選。
1949年底,她假裝去看女兒,偷偷跑去臺灣,任務(wù)是和蔡孝乾、吳石接頭傳遞情報,走之前給丈夫寄了張照片,背面寫著“她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給梅留念”,“梅”是她丈夫的小名,這話聽起來簡單,其實挺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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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蔡孝乾叛變后被抓,保密局的人對她進行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但她始終沒有開口,即便動用刑具也沒有讓她屈服,到了6月10日,她和吳石、聶曦、陳寶倉一起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決,年僅45歲,死后遺體被丟棄在亂墳崗,沒人知道她葬在哪里,連一塊刻有名字的墓碑也沒有留下。
時光一晃過去六十年,大陸這邊偶爾提起她的事,卻沒人認(rèn)真尋找她的下落,直到2009年,她的子女通過臺灣朋友幫忙,在“匪諜墓區(qū)”找到了她的遺骨,2010年12月9號那天,女兒朱曉楓和兒子朱明一起把母親的骨灰?guī)Щ貙幉ǎ瑱C場外面下著小雨,兩百多人站在那里等候,骨灰盒落地的時候,姐弟倆蹲在地上哭個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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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還能看到三張她在監(jiān)獄里拍的照片,一張是她戴著手銬站著,一張是頭發(fā)散亂但頭抬得高高的,還有一張是和另外三位烈士并排站在一起,臉上一點慌亂的神情都沒有,這些照片不是為了證明她有多么英勇,而是讓人看到一個母親在最后時刻仍然保持著尊嚴(yán)的樣子,她沒有喊口號,也沒有寫下遺書,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著什么,又像是已經(jīng)明白了一切。
她不是戲里那種喊口號就往前沖的人,只是一個普通人,她會累也會怕,但該做的事從來沒有躲開過,改名字、賣東西、帶孩子、跑前線、坐牢、被殺,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選的,沒人逼她這么做,也不是為了當(dāng)英雄,可能只是覺得這些事總得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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