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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按:
你今天將要聽到的故事來自于 11 月 30 日,我們在北京舉辦的一場故事開放麥活動,這次活動的主題是:「那些我沒說出口的事」。我們找到了四位深耕公益一線的講述者,帶來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群體的故事。在組織這期開放麥時,我們驚訝于公益人的創造力,更驚訝于他們去發現那些連當事人都意識不到的真正的問題,那些真實的情緒、真切的渴望、那些被忽略的中間地帶。然后,用專業的知識,去實實在在解決問題。
第一位講述者是張田田,她是「是光詩歌」的創始人之一。
張田田原本是受邀去到云南山村,給那里的孩子去做提升自我價值的培訓課,可是,孩子們并沒有像課程設計的那樣打開心扉,只是一味沉默和笑笑,看起來什么困難也沒有,直到她讀到了他們寫的詩,她才發現,原來那些笑容背后有那么多難以說出口的心事。這些心事,物質無法抵達,原先的課程設計也無法抵達,詩歌卻仿佛施展了魔力。
有請田田,帶我們走進「大山里的小詩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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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田田
「會寫詩的孩子不砸玻璃」
大家好,在開始我的講述之前,我想先給大家朗誦一首詩:
「我信奉黑夜,
因為它能覆蓋一切,
就像是愛。」
不知道大家聽了是什么感覺,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眼睛盯著電腦屏幕,半天說不出話來。這首詩的名字叫《黑夜》,曾經登上過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讓全世界的人都讀到了它。而這首詩的作者,是一位年僅 14 歲的女孩,她叫李玲。李玲的故事,也是我今天要講的其中一個故事。
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叫張田田,是公益組織「是光詩歌」的創始人之一,今天,我想講講我和鄉村孩子們寫詩的故事。
2017 年 12 月,我第一次去云南,去保山昌寧的一所鄉村學校。我受邀,通過活動幫那里的孩子提升自信。提到云南,大家可能會想到大理、麗江的藍天白云,但昌寧并不是旅游熱門地。我從上海輾轉近 9 個小時才抵達,一路的山路顛簸也讓我真切體會到,大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有多不容易。
我本來以為,我會見到一群低著頭、不愛說話、也不想跟人交流的孩子。結果到了學校才發現,這些初中生不太一樣:我在校園里走的時候,他們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好奇地盯著我從校園這頭走到那頭,還會湊在一塊兒小聲說笑;有的孩子很大方,直接跟我打招呼,喊「老師好」。我笑著回應他們,心里卻有點意外——這些孩子的狀態感覺比我想的要活潑一些。
按照我之前設計的活動內容,其中一個班的孩子們會在培訓師的引領下,學習一些肯定自我價值的課程。最后,大家在一個安全、沒人干擾的場域里,把埋在他們心里的話講出來,獲得更多理解和幫助。最后一部分很快就結束了,孩子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沒什么話可說。嗯,看樣子,他們真挺活潑開朗的,可能的確沒什么太大的困擾要傾訴。活動順利地結束,我準備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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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酒店的路上,跟我坐在同一輛車后排的老師,是活動的志愿者。我們在閑聊的時候,她說:我給你念一念這里孩子寫的詩吧。當時我心想:嗯?這里的孩子竟然還能寫詩?我說,好啊。直到現在,即便過了 8 年,我還是能很清楚地背誦出那首詩,那首詩的名字叫《母親》,
「我們就像你多余的行李
加重了你的負擔
一個麻煩
橫過來就是你的一條皺紋」
老師跟我說,寫這首詩的孩子只有 14 歲。孩子告訴老師,從她小的時候開始,她的媽媽就常年在外打工。每次回家和離開家的時候,她的媽媽總是帶著一個黑色的行李箱。小的時候,她覺得行李箱比她自己還要高;后來她長大了,長得比行李箱高多了,有次好奇地去拎了一下媽媽的行李箱,發現這個行李箱比媽媽都要重。媽媽過年回家的時候,她總是不敢看媽媽——她不敢看媽媽臉上一年比一年多的皺紋。她心里很想念媽媽,也很心疼她的媽媽,但是她從來沒有跟媽媽說過這些話。因為她怕自己說了,反而會給媽媽增加更多麻煩。
第二首詩歌很簡短,就是我開頭念的《黑夜》這首詩,
「我信奉黑夜,
因為它能覆蓋一切,
就像是愛。」
寫出這首詩歌的孩子叫李玲。她寫這首詩的時候也是只有 14 歲。老師跟我說,李玲從小是跟自己的養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這時候,坐在副駕駛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老師突然插話說,「下午坐在第一排左邊的那個男孩,他爸爸去年晚上喝酒騎摩托車出事走了;坐在中間一排的女生,出生后就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媽媽;最后一排右邊第二個男孩,家里條件特別差,家里只有爺爺和他自己了」。老師一口氣說了好多個孩子的名字。
聽完這些,我才意識到,這里幾乎一半的孩子都有這樣的經歷。我忍不住問老師:「可是我看他們的樣子,好像也還挺快樂的呢?」老師嘆了口氣說,「哎...他們怕給大家添麻煩。懂事的孩子留在學校,怕給大家添麻煩,選擇自己扛住那些難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有的留在學校里,翹課、睡覺、躲在廁所里抽煙,有的就會跑到街上打架鬧事。」
聽完老師的話,我的心里特別難受。大病、意外、分離......這些各種各樣的苦難,這其中的任何一件,對我們些外來人來說都可以算得上是人生大事,可對這里的孩子而言,這些事普通到就像平時吃飯睡覺一樣。他們從小就得經歷這些離別和分開。我特別想幫他們做些什么。
我回到上海后,再過半個月就是元旦了。之前念詩歌的老師聯系我說,她們要帶十幾個會寫詩的孩子去南京,參加一場跨年詩歌音樂會,孩子們要表演節目,還要在當地游學,問我能不能一起幫忙帶孩子。我特別爽快地答應了。
就是在南京,我見到了小詩《黑夜》的作者李玲。在那場詩會的朗誦環節上,她特別篤定地講著自己的故事。她說:「我是一名孤兒,但我并不這么覺得。因為養父養母給了我一個完整的家庭。在我上小學的時候,總是有同學來欺負我,還罵我沒有父母,說我是從羊溝里撿來的。雖然,我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事實,但我還是懦弱地流下了眼淚。從那以后養父母總會幫我出頭,這讓我感覺到了家的溫暖,也讓我因此有了信心。
到了初中,雖然還是有人欺負我,但我并不在意了,因為我沒有招惹他們。有一次,他們又來欺負我,老師來幫了我,還跟我說,『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都是值得被愛、被尊重的』。我一直記著這句話。那個時候,我就忘記了自己是孤兒,忘記了家里經濟條件不好,也忘記了沒有親生父母陪在身邊的難過。我覺得,我就是個幸福而又普通的孩子。」
李玲還說:「上詩歌課后,我們在校園里逛著寫詩,去油菜花田里寫詩,下雨、刮風的時候也要寫詩。后來,我的詩被學校選上了,那時候我的心里甜絲絲的。再后來,老師告訴我,我可以帶著寫好的詩歌去南京,見大詩人。」
真的,李玲在臺上一字一句的說著這些的時候,我就在臺下站著,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和她同時出現在我的眼睛里的還有我的眼淚。而那天坐在臺下的,除了幾百名觀眾,還有舒婷、王家新、朵漁等等等等這些教科書里才會出現的大詩人。
節目的尾聲,李玲給在場所有的人念了她寫的另外一首詩,題目叫《天空下雨的時候》:
「天空下雨的時候
不要埋怨
不要生氣
因為她也在傷心
她也需要我們的安慰」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詩歌對這些孩子來說意味著什么,也懂了詩歌的力量。那些歷經苦難的孩子、物質條件并不充足的孩子,也值得被這個世界好好傾聽,也值得被這個世界溫柔對待。他們的物質條件很難一下被完全改善,可是詩歌一出現就可以穩穩地托住孩子們的心,讓他們變得柔軟,讓他們有地方說出心里的話,讓更多人看見他們。詩歌還能帶著他們,去到那些靠想象都很難到達的遠方。
一個孩子可以這樣,一群孩子也能這樣。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通過詩歌,用更詩意的眼光看待世界、感受生活,那么即使過再艱難的生活,他們也可以守住心里的幸福感。
那時候,我想要為他們做些什么的念頭就更加堅定了。轉過年來,我很快辭了職,與那位念詩的老師康瑜一起,創辦了國內第一家以「現代詩歌」為介入手法,幫助孩子們的教育公益組織,我們給它起名叫「是光詩歌」。
就像我第一次去到云南大山里聽到、感受到的那樣,許多大山的孩子因種種原因,從小面臨與家人的分別,沒能得到好好地陪伴。長時間沒人陪,孩子們心里的情感需求沒人關注、沒人回應,慢慢就會引發出好多問題,比如,打架、不想上學、早戀等等。而早有學術研究證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求經常被抑制的時候,會很容易變成心理問題。
更讓人揪心的是,鄉村兒童比城市兒童更容易遇到這種情感需求的困擾。可那時候,大家關注更多的是大山孩子的物質生活,對他們心里的需求、精神上的需求,能提供的幫助特別少。2018 年,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就算留守兒童的數量在逐年減少,當時也還有 697 萬之多。這些孩子都在一天天長大,這種事真的等不起。
我們召集了一群志愿者和詩人,一起組建了課程團隊,而且還結合現代詩歌、兒童心理學和語文課標,研發出了一套全國適用的詩歌課程教材,我們給它取名「四季詩歌課程」。這套課程包含春光、夏影,秋日、冬陽四個季節的課程。我們希望大山里的這些小詩人,能在感受四季溫度變化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自己心里的力量在慢慢變化——就算沒人陪著自己,自己也能成為自己最好的依靠。
我一個人的力量太有限,而大山里的老師最能理解孩子們的情感需求,也是大山里能長久陪著這些孩子的人。當時我就想,如果我能讓大山里的老師一起加入進來就好了。所以,我們在設計課程的時候,還特意考慮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怎么讓那些沒接觸過詩歌、甚至沒讀過大學的鄉村老師,簡簡單單備課就能上好一堂詩歌課。
想清楚之后,我就開始招募鄉村的老師。2018 年第一次公開招募,我們就招到了 97 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鄉村老師。這給了我特別大的信心。可當時我們沒料到會有這么多老師報名,之前籌的錢完全不夠印教材,我就把自己之前工作攢的不到兩萬塊錢拿出來,東拼西湊把研發好的課程印出來,寄給了老師們。
我們還接著辦之前的詩歌音樂會和游學活動,不過這次不一樣了,我們要從全國的學校里選參加活動的孩子了。那次我們從六個省份選了 19 個孩子,其中有個特別害羞的小男孩,叫振榮。他寫了一首詩,題目叫《和森林的對話》:
「森林呀!森林呀!
你怎么那么綠?
因為雨媽媽給了你澡堂
風哥哥送了你吹風機
你怎么有那么多朋友
因為春天來了
它們都睡醒了」。
寫這首詩的振榮,是廣西一所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他的頭發短短的,門牙旁邊的牙長得有點歪,普通話也不太標準。來北京的 19 個小朋友里,他是最矮的一個,小小的一只。他的老師林老師跟我們說,能寫出這么可愛的詩的振榮,三年級的時候考試只考了 3 分,還整天在學校琢磨著怎么逃課。這次來北京,他是跟五年級的姐姐一起過來的。
我在北京孩子們住宿的酒店第一次見到振榮的時候,覺得他好像沒什么精神,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都顯得很費勁。后來經和他一起來的老師的解釋才知道,振榮的媽媽沒有來過北京,但她覺得北京的冬天一定特別冷,就把家里僅有的兩件厚外套都給振榮套在了身上。這兩件衣服,是振榮爸爸從廣東打工回家的時候,帶他去縣城買的。
振榮說,買了這兩件新衣服,之后的兩年都不能再買新衣服了——因為他奶奶生了很嚴重的病,家里所有的錢都要給奶奶治病,而且他家還有一個小妹妹要養。振榮特別懂事,也很愛奶奶,他說:「爸爸媽媽在外打工,平時都是奶奶做飯給我吃。」他還說,奶奶身體不好,好多東西不能吃,只能放心讓奶奶吃鎮上一家店賣的軟軟的糕點。振榮來北京的時候,只帶了 14 塊錢的零花錢,這錢不是爸爸媽媽給的,是他之前得的詩歌稿費剩下的。
振榮的普通話說的有點不太清楚,可在詩歌音樂會的歌曲演唱節目里,他要單獨唱一句。從彩排的時候我就很擔心他:他聲音小,眼神總是飄來飄去,兩只手還會不自覺地扯衣角。我只能和他的老師一遍遍跟他一起排練。小孩子練煩了也會鬧脾氣。有一次他生氣了,很大聲地朝著我們喊:「為什么非要我大聲說話!」連續兩天的彩排,振榮的狀態都沒怎么變,我的心也一直揪著。
詩歌音樂會是有直播的。我早早地就把直播鏈接發給了跟小詩人一起來的老師們。振榮的老師也把鏈接發給了他的家人。臨近上臺前,振榮的老師特別嚴肅地對他說,「奶奶會看的!你不大聲一點,奶奶年紀大了,她聽不見的!」這一句果然管用了,演出的時候,振榮是全場聲音最大的孩子。那時候老師給他的家人打了視頻,我在旁邊看到,振榮一家人都圍著坐在床上的奶奶,奶奶身體坐得直直的,盯著另一個屏幕上正在唱歌的振榮和姐姐。全家人臉上都是為孩子驕傲的樣子。
后來我聽林老師說,他們回去之后,街坊鄰居都知道這兩個孩子去了北京,還特意做了跟年夜飯一樣豐盛的晚飯迎接他們,嘴里不停夸:「振榮這小子!真去北京了,還在北京念詩了!有出息,真有出息!」林老師還專門把這次去北京拍的照片拿給振榮奶奶看,振榮和姐姐在旁邊用壯話給奶奶講解:「這是全中國最A的大學——『 A 』就是壯話里『最好』的意思;這是天安門,上面有毛主席……」奶奶聽到「毛主席」的時候,眼睛一下子亮了,拖著虛弱的身子仔細湊近照片,一邊看一邊掉眼淚,用很小的聲音念叨:「好漂亮,有出息了。」我想,這或許是振榮奶奶離開之前,振榮給她最好的禮物。
振榮的故事不僅鼓勵了我,也治愈了很多人。這樣的故事不是只有一個,這些來北京的 19 位小詩人,差不多都有類似的經歷。在全國各地,這樣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孩子們用詩歌說出自己的心事,同時也在用這份溫柔治愈著這個世界。
廣東的佳淇寫自己對爺爺奶奶的思念時這樣寫道,
「小時候
問奶奶:星星是什么?
奶奶說:人死了就變成天上的星星
現在
爺爺奶奶變成了天上最亮的那兩顆
我常常望著夜空不說話
等星星說話」。
還有湖南的一位小朋友,在寫思念媽媽時寫道,
「我是一棵生病的樹
他們知道我生病了 卻不來看我
沒有人和我一起玩
春天來了
我卻不停不停不停地
掉葉子」
后來,這個小朋友的老師把這首詩轉發給了她媽媽,媽媽立刻辭掉了在外的工作,回了家,回到了她身邊。之后,這個小朋友又寫了一首詩:
「我是一棵小樹
媽媽是一只大鳥
大鳥飛去遠方
小樹慢慢長大
等大鳥回來了
小樹給它一個家」
2019 年的時候,加入「是光詩歌」的學校已經有 289 所了,我們每年能收到幾萬首孩子寫的詩。我們的公眾號根本來不及發布這么多詩,所以我們決定把這些孩子的詩出版成書,讓更多人感受到孩子們詩歌里的治愈力量,也讓孩子們的才華被更多人看見、認可。
2020 年 5 月,我們的第一本詩集《大山里的小詩人》,在果麥的幫助下正式出版發行了。這是「是光」5 位全職工作人員、107 位核心志愿者,還有我們背后 400 多位老師、6 萬多鄉村孩子,一起送給大家的第一份禮物。這本詩集當年就入選了豆瓣年度文學榜單的第六名,很多人也是因為這本詩集,才知道了「是光」,知道了「是光的孩子們」。
就在我們以為「是光」會一直這樣穩步發展的時候,剛成立一年多、根基還不穩的我們,就遇到了那特殊的三年。那段時間,好像一切都停了下來。對我們這種特別看重「線下陪伴」的課程來說,這幾乎是致命的打擊。我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還好我們的課程研發人員反應特別快,很快研發出了二十多節「星星口袋」詩歌課。我們想讓孩子們在開心、快樂的時候,把這些美好瞬間像裝星星一樣存起來,等日子過得疲憊、不容易的時候,再把那些美好一顆一顆拿出來安慰自己。
我們通過老師,在線上跟孩子們聊了很多話題,比如「關于勇氣」「吹牛」「做夢」「春天」「禮物」等等,孩子們都特別喜歡這些主題。可那段時間,我們的籌款還是沒怎么增長,團隊里的人也來來去去,項目還被人抄襲,我的合伙人身體也出了嚴重問題。一下子,所有壓力都壓到了我和當時留下的團隊身上。我開始失眠,晚上怎么也睡不著,整個人也變得沒精神、不開心。
后來能出門的時候,我就盡量去見見山里的老師和孩子們。很多老師跟我說,是「是光」在她們最不被人理解、家里遇到大困難的時候,給了她們希望和依靠;還有很多孩子,因為「是光」的鼓勵變得更自信,更愛去學校了,在學校的表現也越來越好。她們一個勁兒地感謝我,可我聽著卻越來越愧疚。其實成年人就是這樣,自己可以消沉,但該做的事情不能停下。我只能靠著老師和孩子們的鼓勵,硬生生熬過了那段日子。
有時候我也會想,到底是我在幫助孩子們,還是孩子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拉了我一把。現在想想,是這些小詩人把「是光」從困境里拉了出來,還把我們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比如小李玲的詩歌登上了紐約時代廣場,全世界都讀到了她的詩。后來,「是光」的故事也陸續被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日報、青年報這些重量級媒體報道,央視還專門拍了一集紀錄片——就是《人生第一次》里的第三集《長大》,用來記錄「是光」孩子們的成長故事。不光是這樣,孩子們還多次被邀請登上央視的舞臺,跟更多人分享「是光小詩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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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詩歌音樂會上的小詩人們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我們,越來越多的鄉村學校來申請我們的課程,越來越多地區的政府也向我們發出了合作邀請。今年 6 月,我們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大山里的小詩人 2 》。到現在,「是光」已經累計服務了 3000 多所鄉村學校,有超過 22 萬名鄉村孩子擁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節詩歌課。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我心里清楚,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還有很多孩子在等著我們去「看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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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山里的小詩人》詩集
14 歲的「是光」小詩人楊柯楠,寫過這樣一首詩:「一顆石子投入夜空/濺起無數星光」。當我們把第一顆希望的火種投進大山,就會有更多的希望等著我們去點燃。我們教孩子寫詩,從來不是為了培養詩人,也不在意這些孩子最后能有多少人成為大詩人。我們真正想做的,是滋養這些孩子的心靈。就像我們一直相信的那樣:「會寫詩的孩子不砸玻璃」。
當憤怒、傷心、無奈這些童年心事,都變成一句句詩句,那些曾經被貼上「問題孩子」標簽的孩子,一定能在詩歌里找到屬于自己的小天地,找到面對生活的勇氣。詩歌或許沒法消除生活里的困難,但它能給人們凝視黑夜的勇氣。希望所有人都能關注這件溫暖的小事,一起成為那顆投入夜空的石子,「濺起無數星光」,照亮更多鄉村孩子的成長之路。
以上就是「是光詩歌」和這些大山里的小詩人的故事,謝謝大家。
愛哲:
第二位講述者是「萬家無暴」項目發起人萬飛。
他曾經是一名有著 28 年警齡的警察,經手的案件超過 3000 起。卻因為一位想要殺死丈夫的大姐的求助,徹底踏上了反家暴的公益之路。在反家暴工作將近十年當中,萬飛老師發現,反家暴的問題,反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在黑白之間,有一條長長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充斥著一種隱秘的暴力,它是無數家庭「心里的刺」,是一種無法說出口的恐懼與執念,同樣,它也是極端家暴的必經之路。
有請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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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飛
「她本來是家暴受害人,卻差點成了殺人犯」
大家好。我叫萬飛,來自湖北監利,是「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的創始人。今年 9 月,我拿了一個特別的獎——被《中國慈善家》雜志評為「中國 30 年來女性公益十大影響力人物」,是獲獎者里的唯一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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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萬飛領獎
朋友圈里有人問我:「你一個大男人,怎么拿了女性公益人物獎?」可能是這十年來,我每天都在服務女性,都在反家暴吧。
開場前,我先聲明一點:家暴是嚴重的暴力行為,拳打、腳踢、掐脖子這類身體暴力,真的會要人命,網上經常有這樣的報道。但我今天要講的,是家暴更隱蔽的一面——精神暴力。它不流血、不留痕,卻能把人一步步推向絕境。
我作這樣的說明,不是為了立場表態,而是怕大家誤解我「弱化身體暴力」,身體暴力的危害太嚴重了,我每天都能看到。只是十年下來我發現,真正擊垮人的,有時不是一次毆打,而是十年、二十年的精神折磨。
所以,我今天只講精神暴力這一面,因為這十年來,我見過太多真實的人,真實的恐懼、真實的崩潰,那些東西,比任何結論都有力量。
很多人問我,你一個男人怎么會做反家暴?
這要從 2014 年說起。那時我還是監利縣公安局法制大隊大隊長,在公安系統干了 25 年,見慣了人心里的陰暗角落,見慣了命案現場的冰冷殘酷,本以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
可有天晚上,我看到一條新聞:女大學生被黑車司機騙到郊外,性侵后殺害。出于職業敏感性,我分析司機作案手法,發現它并不高明,被害女生只要稍微留意,就能識破騙局。且只要她悄悄報警就能逃離魔爪。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不少女性安全自護意識薄弱,容易受欺騙、被傷害。于是,我組建了一支志愿隊,到處宣講女性安全知識。
2015 年,在婦聯主席的引導下,我牽頭成立了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剛成立時我們還在糾結該做什么,可前四位上門求助的,全是家暴受害人。一位 55 歲大姐的故事,徹底震撼了我,也讓我明白:家暴不是家務事,是能把人逼到絕路的坎。
那是 2015 年底的一個下午,大姐顫顫巍巍走進辦公室,聲音發抖:「萬老師,我昨晚差點殺了我丈夫。」她本來是家暴受害人,卻差點成了殺人犯。
可那時我對家暴一無所知,網上也查不到系統資料,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我雖然是華東政法大學畢業,做了 25 年警察、經手審核的案件超過 3000 起,但偏偏對家暴案沒什么太深印象。不過我懂法,當時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施暴者不是喜歡以強欺弱嗎?那國家就可用法律「治」他們,讓他們付出動手的代價。
那時《反家庭暴力法》還沒實施,我想用《治安管理處罰法》應對——這部法律寫得很清楚,毆打他人或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可處拘留、罰款。可第一次嘗試就碰壁了:第一位求助者是 27 歲姑娘,認識 7 天結婚,結婚 7 天就被打,但案件發生在外省,監利沒有管轄權,我的想法根本用不上。
直到 2015 年 3 月 31 日,第二位求助者來了:一位父親帶著妻子,說一個月內被兒子打了 4 次。他報了警,派出所同事咨詢我該怎么處理,我直接建議拘留。后來我跟蹤這個家庭 3 年,父親再聯系時語氣松快,他說:「我兒子從拘留所出來第二天就去浙江打工了,有時還會問我的血壓降了沒?以前他開口都是『老東西』。」這個案例讓我意識到,只要干預手段夠硬,就能攔住家暴復發的路。接下來一年,我反復跟同事強調:對那些經常施暴、家暴孕婦或老人,以及態度蠻橫的施暴者,必須依法拘留。就這么堅持一年,監利共拘留了 9 名家暴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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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打父母的兒子被執行拘留
可慢慢我發現,拘留能管住拳頭,卻撥不出心里的「刺」——那位想殺丈夫的大姐,讓我徹底明白:光制裁施暴者遠遠不夠。
大姐說,她被丈夫打了很多年,但比拳頭更讓她害怕的,是丈夫常講的話:「老子下次要打死你」,打完后還故意問「這次是不是比上次更重」。這話就像一根針,天天往她心上扎。
她還跟我還原了半年前的「驚魂夜」:中午午睡時,丈夫悄悄進房間,先用繩子綁住她的腿和手,再用透明膠封住她的嘴。她不敢睜眼,只能假裝睡著,渾身抖得像篩糠,直到用盡全力用腿砸床驚動了鄰居,丈夫才慌慌張張給她松了綁。從那以后,她每天晚上都不敢睡沉,總覺得丈夫下一秒就會沖進來,把她「處理掉」。
終于有天晚上,她半夜起來,從衛生間回來看到丈夫側躺在床上,脖子露在外面,一個可怕的念頭冒出來:去廚房拿菜刀,一刀下去就再也不用怕了。
她真的往廚房走,可廚房窗戶對著兒子房間,她突然想起兒子下個月要結婚——要是她殺了丈夫,兒子的婚還怎么結?她又回到了臥室,在丈夫床前站了整整十分鐘,手心全是汗,直到腿麻才悄悄退回自己的小床。
她來找我時說「不知道該怎么辦」,但我清楚,她要的不只是咨詢,還有能讓她安心的安全保障、能幫她卸下心防的心理疏導,以及一個能陪著她慢慢走出來的人。
更揪心的是,這么危險的情況,因為她沒報警,政府部門根本不知道她的處境;我們想幫她,卻不知道該對接哪個部門——那時職能部門和社會組織像隔了一堵墻,信息不通,沒人能單獨把她從泥潭里拉出來。也是從這時起,我開始琢磨:能不能建立一個聯動機制,讓受害人只找一家,就能拿到所有需要的幫助?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明確了各部門職責,這給了我把想法變成現實的機會。我趕緊跟婦聯主席匯報,她特別支持,帶著我跑公安局、法院、民政局。我們跟民警說「你們負責調查取證,我們做心理疏導,讓受害人不用幾頭跑」;我們跟法院說「申請保護令時,我們幫受害人準備證據材料,少走彎路」。沒多久,「婦聯+公安+社會組織+」的反家暴聯動機制就建起來了。
4 月 6 日那天,公安局第一次把家暴警情分享給婦聯和我們——這是國內第一次實現家暴信息共享。這就像給那位大姐開了「綠色通道」:后來她終于鼓起勇氣報警,民警剛出警,我們就收到消息,當天就聯系上她,第二天就幫她準備好證據材料,成功申請到保護令。我們的心理咨詢師也一直陪她聊天,隨時關注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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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萬飛在陪受害人申請保護令
從 2016 年起,我們把反家暴做成「萬家無暴」項目,我帶著 2 名心理咨詢師組建專門小組,服務家暴受害人。我們盯著每一條家暴警情,收到信息就第一時間打電話問「你現在安全嗎」,再評估她需要什么幫助。我是維護這個聯動機制的紐帶,一旦發現受害人有自殺念頭或其他危險情況,立刻通報相關部門,生怕晚一步。
在這個機制下,受害人能拿到「雙線服務」:一方面,民警調查清楚后依法處置施暴者;另一方面,我們補上職能部門顧不上的事——心理疏導、法律援助、經濟救助,還有像陪大姐那樣的長程陪伴。效果也立竿見影:2021 年前,監利每年都有家暴引發的命案,可自從有了綜合干預,這類命案至今沒再發生,家暴警情也在下降,到婦聯的信訪數更是降了90%多。
說實話,從接待第一位受害人開始,我就發現自己知識儲備不夠。比如那位大姐,我一開始滿腦子疑問:她丈夫為什么隔 3 個月才打一次?每次打得也不算重,卻為什么總說要打死她?她那么害怕,為什么不干脆離婚?
我是個資深的法律人,卻是公益行業的門外漢,對家暴這個議題更是一知半解。為了幫更多人,我帶著團隊自費學習心理學、學籌款、學傳播,可心理學培訓太貴,一次 3 天的課就收了我 8600 元,根本承受不起。后來我知道有公益人獎學金,2019 年至今,我一共拿到了 7 項獎學金,先后在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廣州公益慈善書院系統學習,今年還得到去紅十字國際學院學習的機會。通過學習,我終于看懂了受害人心里真正的痛。
2017 年,我主動辭去法制大隊大隊長職務;2019 年,我工齡滿 30 年,辦了提前退休,成了一名全職反家暴志愿者。
以前我只能看到家暴的表面,后來慢慢看到了更深層的東西——就像開頭提到的那位大姐和她丈夫,在外人眼里,這對夫妻都是本分人,但在家里,丈夫話很少,從不對妻子說關心的話。妻子也心疼丈夫,但當丈夫感冒時給他熬粥后,說出的卻是「你不熬夜能感冒嗎」;妻子為家里操勞,卻總是說「周圍哪個男人不比你掙得多?就你最沒用」。妻子得不到贊美,心里委屈;丈夫被長期否定、指責,怨恨越積越多,到了臨界點就爆發——暴怒之后情緒泄了,又進入下一個積累周期,這就是很多家暴「暴發-平靜-積累-再暴發」的循環。
還記得接待大姐時,她評價身邊人的方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問「你丈夫怎么樣」,她說「好吃懶做,窩囊廢」;問「你公婆呢」,她說「他一家人都搞不清白」;問「丈夫的妹妹呢」,她直接說「一屋的垃圾」——在她眼里,身邊人沒有一點好,全是缺點。
我們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反過來,不認同一個人,就會覺得他渾身上下都是錯。這種全然否定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種攻擊。其實《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經常性謾罵、恐嚇,這些損害精神的行為,都屬于家暴。可我們總盯著「動手打人」,卻忽略了「說話傷人」——大姐的丈夫,其實就是用「打死你」這種經常性恐嚇,把她逼到了想殺人的邊緣。
后來接觸多了受害人,我發現一個普遍問題:很多多次遭遇身體暴力的女性沒離婚。除了經濟上依賴丈夫、想給孩子完整的家,更重要的是女性對家庭的態度——有研究說,男性往往把事業當生命,女性卻會把家庭當生命。就像失業后,男性難接受薪水更低的工作,可女性為了家里有收入,再低的工資也愿意干。對很多有傳統觀念的女性來說,沒工作可以,但家不能散。
我服務過一位女士,她跟同一個男人結了 3 次婚,前兩次離婚都是因為受不了身體暴力。找我求助時,她記不清被打了多少次,唯一訴求就是離婚。我問她「好不容易離婚,為什么又回去」,她說「是他接我回去的」。我再追問「你要是不愿意,他能把你接回去嗎」,她想了半天說「孩子還小」。
我建議她先報警,丈夫被治安拘留后,又幫她申請了保護令。考慮到她的婚史,我特意勸她「先分居過段時間看,別急著做決定」。可不到一年,她又回去了,那時她的兩個兒子都已結婚。顯然,拉她回去的不是孩子,而是她的執念:我不能沒有家。
網上總說「離婚是解決家暴的終極方式」,可現實不是這樣。一方面,有些夫妻離婚后還吃住在一起,對外隱瞞,沒人知道他們已離婚——我服務的個案里至少有 20 起是這樣。另一方面,就算離婚后分開住,也會因為孩子撫養問題經常見面,一說話就只站在自己立場,稍有不滿就指責謾罵,最后又變成身體暴力。離婚能讓一部分人躲開身體暴力,卻解決不了所有人的問題。
服務中我還發現一個現象:有時候一方覺得理所當然的話,在對方聽來卻是極大的傷害。有一對夫妻,丈夫是二婚,城里人,大專學歷,比妻子大 11 歲。妻子來自農村,沒讀過書。他們一吵架,丈夫急了就說「你怎么這么笨呢」——丈夫解釋說「我就是實話實說,她連很多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可妻子聽到這話,只覺得是羞辱、輕視,心里特別難受。時間長了,她越來越自卑,總覺得自己在這個家里沒價值。
還有一位遭遇身體暴力的女受害人,跟我說「我態度一直很正常,可他總對我語言暴力」。我問她是口頭吵還是發消息,她說「發微信」,然后給我看聊天記錄。我一看,丈夫說「你再不回來就別回來了」,她回的是什么呢?「你很有本事,那就打啊,砍死你」「垃圾男,殘疾哥」「我要去找你爸,你該回爐再造」。在她眼里,這些都是「正常表達」。
現實里很多人說話脫口而出,不考慮對方感受,真吵起來了,還會特意挑最刺痛對方的話說。更矛盾的是,有些妻子明明怕被打,卻會主動「戳」丈夫的怒點——比如夫妻因管孩子吵架,丈夫打孩子,妻子制止,丈夫不停,妻子就罵,丈夫急了說「你再罵我就打死你」,可妻子偏要頂回去「你打你打,送給你打」,還沖到丈夫面前。等真被打了,又嚇得渾身發抖。這不是「勇敢」,是被情緒沖昏了頭,被憤怒牽著走,沒了理性。
接觸多了這樣的案例,我慢慢發現:驅動人動手的,往往是攢滿了的負面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很多來自傷害性溝通。后來我和團隊試著用長程陪伴的方式,引導受害人學習非暴力溝通、學習情緒管理。我們沒教復雜技巧,就跟她們說「你想說的話,先在心里對自己說一遍,聽著舒服就說,聽著難受就改」。
幾年下來,越來越多求助者反饋:夫妻關系比以前改善多了,會主動為對方著想,爭吵少了,也沒再動手。
就像那位想殺丈夫的大姐,我陪她的時候,先幫她減壓,一點點降低她的恐懼感。我跟她一起列「丈夫的優點」,一開始她半天列不出來,后來慢慢想起「家里重活都是他做,還會修水管」「他對我父母很孝順」。我再幫她分析:她丈夫說「打死你」、綁你,是想控制你,不是真的要殺你。等拿到保護令,她安全感強了,我再引導她回看和丈夫的對話——以前她會說「你怎么又喝酒了」,現在改成「喝多了會傷身體」。前者是指責,后者是關心,聽起來感受完全不同。
2 個月后,我收到大姐發來的消息:「我這陣子很少說他不好,他也沒發火、沒威脅我。」1 年后,她又發來一條語音:「我丈夫其實挺關心我的,以前怎么沒發現他有這么多優點?」她徹底放下了殺夫的念頭。
這樣的改善案例多了,我越來越相信:溝通時多些肯定贊美,少些否定指責,兩個人的負面情緒就會少很多;過日子難免有沖突,但只要負面情緒一直處于低水位,身體暴力就很難發生。這也讓我看到:很大一部分家暴帶來的心理和情感傷害,其實是可以修復的。以前我也信「家暴只有 0 次和 N 次」,但這十年反家暴工作讓我意識到,除去極端暴力,有相當部分的精神傷害不是「不可逆」的,關鍵是有沒有人幫他們拔掉心里的「刺」。
當然,我們服務時主要聯系主動求助的受害人,較少直接接觸施暴者,但很多家庭關系照樣能改善,這說明在親密關系里,只要一方先改變,就能帶動另一方跟著變。就像大姐,她先改了說話方式,丈夫也慢慢軟了下來。
最后我再重申:家暴悲劇依舊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每天都在輪番上演,家暴本身就是違法行為,情節嚴重還會構成犯罪,我們堅決反對家暴!我們不能坐等悲劇釀成后,再用鐵拳、鐵鏈、鐵手腕去處理。而應對家庭中那些長期存在的精神暴力,或許更能讓我們對家暴做到一定程度的提前預防、提早止損,無論是長程陪伴,還是心理、法律服務,以及對于家庭特別困難的受害人提供一定的經濟資助,這都是我們機構的使命。
精神暴力比身體暴力更隱蔽,它可能是一句「你怎么這么笨」,可能是一句「你做什么都不行」。夫妻間的互相否定很常見,可長此以往,這些否定會磨掉人的底氣,激化家庭沖突,磨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從事反家暴公益十年,我想建議大家:負面語言脫口而出之前,先停下三秒。
希望每個人都能用欣賞的眼光看待家人,多講肯定和贊美的話。如果每個人都有這無數個三秒,那么就像我們「萬家無暴」期待的那樣,很多遠方的暴力悲劇,就能被殺死在搖籃里。
希望我的分享之后,有越來越多我們這樣的公益機構出現,為更多的受害人提供最實際最有效的幫助,讓更多的受害人不再陷入家暴的漩渦中,愿所有人都能擁有幸福而平穩的一生。
愿「萬家無暴」,謝謝大家。
愛哲:
第三位講述者,是上海剪愛公益發展中心執行主任徐嘉雯。
徐嘉雯深耕認知癥服務領域長達六年,見過太多“困在時間里”的長者,也見過太多被照護壓垮的家屬,更見過太多疾病中的無助。徐嘉雯的團隊發現,一旦家里的老人確診了認知癥,這些老人不僅困在了時間里,也困在了固定的空間里,人們只能被動地看著親人的生命逐漸凋零。而徐嘉雯和她的「剪愛公益發展中心」,卻偏要讓認知癥的老人們走出去,也讓照護的家屬松口氣,讓認知癥家庭在專業和愛當中,不必再獨自面對疾病和迷茫,重新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有請徐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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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雯
「要是他不在了,我是不是就能輕松點了」
大家好,我叫徐嘉雯,是上海剪愛公益發展中心的執行主任。
在我的分享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留意幾個數字,2020 年 7 月 17 日,我從深圳到上海,成為一名全職公益人,經過 5 年的摸爬滾打,2025 年 1 月,我成了剪愛公益的執行主任。
接下來,我想請在座的各位想一想——能不能試著在心里回答一下,你今天是怎么來到這個現場的?比如從家出發坐了幾站地鐵,或者開車走了哪條路?再想想,你是如何根據今天的活動時間,提前規劃好行程?又或者有沒有順手拿點零食,怕一會兒餓肚子?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準確無誤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剛才說的這些「記得路線、算準時間、不餓肚子」的小事,背后藏著我們認知功能里很重要的能力——時間定向、空間定向,還有記憶。
現在,還有最后一個小問題:你記住我的名字了嗎?我來上海的時間?我在剪愛公益工作了幾年呢?這就是短期記憶的反應。這些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對有些人來說,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望。
他們可能早上出門買個菜,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可能對著朝夕相處的家人,卻叫不出名字;可能跟空氣里「不存在的人」對話,還堅信那些人真的在身邊。我們常常籠統地叫他們「老年癡呆」,可這個詞多不友好啊——不是所有老人都會得這個病。更不是得了這個病,就成了「癡呆」。就像感冒會發燒、咳嗽,但「發燒」不是病名,真正的疾病病可能是流感、肺炎;「記性差、時間混亂、認不出人、找不到回家的路」這些癥狀,背后的病可能是阿爾茨海默病或其他類型的腦部疾病。我們更愿意用一個更友好、更準確的詞稱呼它——認知癥。
我所在的剪愛公益,就是一群想幫認知癥家庭「撥開迷霧」的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數據和道理,還有我這 5 年里見過的真實故事,它們讓我真切地感受到,認知癥究竟會把一個人的生活攪和成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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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認知癥眼里的文字形態
2020 年有部電影叫《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83 歲的安東尼飾演的那位老人,真的讓我看完好幾天緩不過來。電影里的場景永遠在打轉:一會兒是他自己的公寓,一會兒又變成女兒的家,有時候進來一個護工,他轉眼就忘了人家是誰,還質問女兒「你為什么要把陌生人帶到我家」。最讓我心疼的是結尾,他像個孩子一樣蜷縮在護工懷里哭,說「我覺得我好像丟了什么東西,可我記不起來丟的是什么了」。
你能想象嗎?一個曾經能打理好自己生活的老人,最后連「自己是誰」都快記不住了。而且電影里所有場景都在室內——公寓、醫院、女兒家,好像得了認知癥的人,就只能被「困」在這些小空間里,再也走不出去。可真的是這樣嗎?
現實里的認知癥家庭,大多沒有電影里安東尼的「體面」。去年夏天在深圳的社區項目里,我遇到了劉阿姨,她讓我第一次明白,認知癥對普通人的打擊,比電影里演的更具體、更殘忍。
那天我們在社區做認知功能篩查,剛好整理完早上的初篩問卷,劉阿姨摸著門樂呵呵地走進來。她扎著一個特別整齊的大馬尾,衣服也穿得干干凈凈,就是說話時帶著點不好意思:「姑娘們,我找了半天沒找著這兒,你們這兒是不是做記憶篩查啊?還有醫院給我發的復診消息,我總記不起要去,想問問你們能不能幫我看看。」
我當時跟社工對視了一眼,心里已經有了數——「找不到地方」「記不起復診」,這些都是認知癥的信號。后來跟她聊才知道,劉阿姨以前在機關單位工作,一輩子都講究條理,現在一個人住,女兒在另一個區剛生完孩子,顧不上來。更難的是,她退休后做了眼睛手術,左眼幾乎看不見,還得過癌癥,半年前醫院診斷她腦部萎縮,讓她按時吃藥、定期復診,可她現在連獨自去醫院都做不到——出門分不清方向,記不住公交站的名字,有時候走到半路,就忘了自己要去干什么。
我們邀請她多來參加社區的腦健康活動,送她回家前,她從包里拿出一張紙,上面是她畫的自畫像——一個扎著馬尾的女人,笑著,手里還拿著一朵花。她說:「我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畫畫,現在手笨了,畫得不好看了。」我看著那張畫,再想想她剛才說「找不到路」的樣子,突然覺得特別心酸——她明明還在努力維持自己的體面,可疾病偏要一點點把她的能力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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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劉阿姨的自畫像
第二次見劉阿姨,是我們組織了認知功能激活訓練活動,提前一天特意給她打了電話,讓她第二天 9 點半來活動中心。結果早上 8 點半,我剛從地鐵扶梯上來,就看見她坐在臺階上乘涼。她看見我,立刻站起來,可張了張嘴,沒叫出我的名字,只說:「姑娘,我在這兒等你呢——我怕來晚了,早早就出門了。」
聊天的時候才知道,她現在根本不會做飯,每天只能去家附近的沃爾瑪超市,買個饅頭、一份熟食當飯吃。「家里的煤氣灶不敢開,怕忘了關,著火。」過馬路的時候,她緊緊抓住我的手臂,手指冰涼,力氣大得讓我有點難受。「我看不清車,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走,跟著你我才敢走。」她的聲音很小,還是想之前一樣,有點不好意思,又像個依賴大人的孩子。
那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去她家里看看。一開始她還婉拒,說「家里亂糟糟的,不好意思讓你們看」,直到我們跟她女兒溝通好,她才松口。推開她家房門的那一刻,我和社工都愣住了——房間里彌漫著一股說不清的惡臭,廚房的垃圾桶里,食物殘渣已經腐爛發黑,還爬著小蟲子;沙發上堆著各種季節的衣服,像一座小山,有的衣服已經發霉;衣櫥的門破了一塊,她怕回南天潮濕,就把柜門全敞開著,里面的衣服亂得像剛剛經歷了入室盜竊。
劉阿姨站在門口,有點局促地說:「衣服放進柜子就記不得拿,堆在沙發上,我還能看見。」我看著墻上掛著的她年輕時的照片——穿著職業裝,笑著,眼神里全是自信,再看看眼前的她,心里像被什么東西堵著。一個曾經把工作、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條的人,現在連自己的客廳都沒辦法收拾,基本的衛生、健康都沒辦法保障。
那天我們從她家出來,第一時間找了社區書記,又跟她女兒打了三個多小時的電話。最后終于協調好了:聯系家政公司定期上門打掃,物業每天去看她一眼,社康醫生定期上門復診、開藥。后來劉阿姨再參加活動,跟我們說:「家里干凈了,我睡覺都踏實了,醫生給我開的藥,我也沒落下過。」她說話的時候,馬尾扎得整整齊齊,臉上的笑容很輕松了很多。
在剪愛公益的這幾年,我見過太多像劉阿姨這樣的認知癥長者,更見過太多被照護壓得喘不過氣的家屬。高阿姨就是其中一個,她照護患認知癥的老伴已經十年了,這十年里,她沒睡過一個安穩覺。
有一次,她正在廚房做飯,轉身的功夫,老伴就不見了。她急得渾身發抖,一邊哭一邊給女兒打電話,兩人沿著家附近的街道找,從下午找到半夜,整整15個小時,才在一個公交站旁邊找到老伴——他坐在地上,哭著喊「媽媽,我要找媽媽」。
高阿姨第二天就找了施工隊,把廚房的隔墻砸了,改成了開放式廚房。「這樣我做飯的時候,抬頭就能看見他,不怕他再跑了。」她說這話的時候,滿是無奈,眼里全是紅血絲,手還在微微發抖。
還記得當時我們去她家走訪,她跟我們說要去倒杯水,可過了半天都沒動靜。我走進廚房,看見她站在水槽前,水龍頭的水嘩啦啦地流著,她卻盯著水槽發呆,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終于回過神來,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最近總這樣,腦子一片空白。」
后來她才跟我們說,自己晚上總失眠,白天沒力氣,有時候看著老伴,會突然覺得特別累,甚至想過「要是他不在了,我是不是就能輕松點了」。直到醫院給她開了抑郁診斷證明,她才慌了:「我要是垮了,老伴怎么辦?」
其實高阿姨家附近的江川敬老院,就有認知癥專區,還有 60 張床位,可她一直不敢送老伴去。「親戚要是知道了,肯定會說我沒良心,連自己老伴都不管。」她女兒也猶豫:「我要是同意送我爸去養老院,別人會不會說我不孝順?」
我們跟她們聊了很久,還帶她們去敬老院實地看。那天敬老院的護工正在帶老人們做手工,有個老人拿著彩紙,雖然疊得歪歪扭扭,可臉上笑得特別開心。高阿姨看著老伴在旁邊跟著護工拍手,突然紅了眼眶:「原來他在這兒,也能這么開心。」
最后高阿姨還是把老伴送進了敬老院。一開始她總擔心,每天都要給護工打好幾個電話,直到護工每天給她發老伴的照片——早上在院子里曬太陽,中午跟其他老人一起吃飯,下午做手工。有次護工還發了個小視頻,她老伴拿著自己疊的紙飛機,遞給旁邊的老人,兩個人都笑得像孩子一樣。
現在高阿姨終于能安心去散步、跳廣場舞了,她說:「以前總覺得,照護就是要把他綁在身邊,現在才知道,讓他過得開心,我也能喘口氣,才是真的對他好。」上個月她跟我說,她去看老伴的時候,老伴雖然還是記不清她的名字,可會拉著她的手,跟她說「你來了,我很高興」。
認知癥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也不是一個家庭的戰斗。在剪愛公益,我們一直想搭建一個“能讓大家互相取暖”的社會支持網絡,而Emily的出現,讓這個支持網絡有了更溫暖的力量。
2018 年的時候,剪愛通過組織認知癥紀錄片《我只認識你》放映會進行社區科普,Emily 就是來參加放映會的觀眾之一。她那天坐在最后一排,輪到觀眾互動環節,她猶豫了很久才站起來,說:「我媽媽得了額顳葉型認知癥,這三年里,我跟她『斗』了三年。」
她跟我們說,媽媽剛開始的時候,總是跟家里人吵架,說他們「藏了她的東西」,后來慢慢記不起家人,甚至會對著她喊「陌生人,你別碰我」。她一開始不知道這是認知癥,還跟媽媽吵:「您怎么能不認識我呢?我是您女兒啊!」直到去醫院確診,她才知道,媽媽不是「故意找茬」,是疾病讓她變成了這樣。
那三年里,她跑遍了上海的醫院、護理院、認知癥專區養老院,找遍了認知癥照護的資料,從一開始的手足無措,到后來能熟練地帶著媽媽做認知訓練,甚至能看懂媽媽那些「奇怪」的行為背后的需求。那天她在放映會上,把自己的經驗一條一條地講給其他家屬聽,有人記筆記,有人偷偷抹眼淚,還有家屬在活動結束后紅著眼框、拉著她的手說:「終于有人知道我有多難了。」
后來在我們機構的支持下,Emily 發起了「愛·米粒認知癥家屬互助會」——這是上海第一個由家屬發起的認知癥互助組織。這七年里,她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互助會上:每周三組織家屬一起鍛煉,怕大家總悶在家里會抑郁;每個月搞一次互助活動,請醫生、護工來分享知識;疫情的時候,她還開了線上「情緒咖啡館」,讓家屬們能在線上聊天、吐槽;甚至組建了家屬工作小組,去幫那些特別困難的家庭家訪、陪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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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Emily發起的「愛·米粒認知癥家屬互助會」
有次我跟她一起去家訪,遇到一個剛確診認知癥的阿姨,阿姨的女兒哭著說「我不敢跟別人說我媽媽得了這個病,怕別人笑話」。Emily 拉著她的手說:「我以前也怕,可后來發現,我們不是在『丟臉』,是在幫媽媽好好生活。你看我媽媽,現在還能跟我一起出門散步呢。」
現在互助會里有兩百多個家庭經常參與互動,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樣「躲著藏著」,會在群里相互分享照護心得,帶著認知癥長者走出家門參與社交活動和公益快閃。去年我們在商場搞「忘不了餐廳」的快閃活動,就有好幾個家庭積極報名,讓老人來當「服務員」,馮叔叔就是其中一個。
馮叔叔今年 84 歲,得了阿爾茨海默病 15 年,可每次見我,都笑著說:「領導來了!叫我老馮就行,有任務盡管安排!」那天他穿著我們準備的志愿者馬甲,胸前別著寫著「老馮」的名字牌,給來參加活動的年輕人送水,然后笑著跟我說:「叫不出你的名字,不過跟你聊天,我覺得特別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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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馮叔叔給嘉雯別吊牌
他送水的時候,手有點抖,可每遞一杯,都會認真地說「小心燙」。有個年輕人跟他說「謝謝叔叔」,老人家笑得眼睛都瞇起來了,像個孩子一樣跟我說:「領導,你看,我還能幫上忙吧?」那天活動結束后,他老伴顧阿姨跟我說:「老馮以前總說自己沒用,今天跟我說『我好像又能做事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開心。」
現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六,都是互助會的家庭活動日。那天老人們會早早地來,互相嘮嗑,年輕人會幫著組織游戲、唱歌、手工鍛煉。有次活動我看見馮叔叔跟另一位認知癥爺爺一起包餃子,兩個人的餃子包得歪歪扭扭,可他們笑得特別開心。顧阿姨跟我說:「以前總覺得得了這個病,人生就完了,現在才知道,只要有人陪著,有人理解,還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今年是剪愛公益成立的第 12 年,這 12 年里,我們服務了大概 2000 戶認知癥家庭。可《中國阿爾茨海默病報告 2025 》里說,現在中國有近 1700 萬認知癥患者,約占全球病例數的 29.8% ——我們做的這些,就像在大海里撒了一把鹽,太微不足道了。
而且我們發現,很多人對認知癥的理解,還停留在「老糊涂」、「癡呆」的階段。有人跟我說「認知癥跟我沒關系,我還年輕」,可你想想,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每個人的腦子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有人跟我說「得了這個病,就只能在家里躺著」,可你看劉阿姨能參加社區活動,馮叔叔能當「服務員」,他們都在努力地生活;還有人跟我說「照護認知癥老人,就只能靠家里人」,可你看高阿姨靠敬老院松了口氣,Emily 靠互助會找到了力量、傳遞力量——認知癥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也不是一個家庭的事,它需要我們每個人的理解和支持。
根據 2024 年最新的柳葉刀披露,與認知癥相關的風險因素有 14 個,而其中關鍵的缺乏運動、高血壓、糖尿病、肥胖、酗酒、聽力下降、視力受損等,都是我們可以通過改變生活習慣來降低風險的,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成為一名「三好」學生,好好運動,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堅持學習新事物。我們現在做的,不只是幫已經確診的認知癥家庭好好生活,更想讓大家在看到這些困在時間里的故事之后,從現在開始,關注自己的腦健康——為 30 年后、 40 年后的自己多做一點準備。
我總是隨身帶著我的黃色姓名大徽章,每次組織認知癥活動,我都會別在胸前——這樣他們就算記不住我,也能第一時間看著徽章叫出我的名字「嘉雯」。這就是我們理解認知癥之后做出的一小步改變。
希望有一天,我們再也不用「老年癡呆」這個詞。
希望有一天,我們走在大街上,看到認知癥長者迷路,有人能主動上前問一句「阿姨,我帶您找回家的路」;看到疲憊無助的認知癥家屬,有人能主動說一句「您歇會兒,我來給你搭把手」;看到認知癥相關的公益活動,有人能愿意停下來,聽一聽他們的故事。就像電影《依然愛麗絲》里說的:「記憶或許會消失,但愛不會。」讓我們看見那些「困在時間里」的人,也讓我們一起行動起來,成為美好記憶的守望者!
希望那一天,不會太遠。
我的分享結束了,謝謝大家!
愛哲:
最后一位上臺分享的嘉賓,是一位有故事的體育老師,他叫柏劍,他出身山村,靠著體育特長走出大山,而后的三十年的時間里,他用跑步的形式,托起了三百多個困境兒童的人生,他被稱為「馬拉松爸爸」,那些走投無路的孩子發現了他,他又發現了托舉孩子們的體育之路,硬是從巖峰里開出了朵朵鮮花。
柏劍老師曾經在今年 2 月份上過 故事FM 的節目,這次我們也特地邀請他來到現場,與 故事FM 的聽友們面對面分享。有請柏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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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劍
「他喊『爸』的時候,我眼淚唰就下來了」
大家好,我是柏劍,遼寧省鞍山市華育中學的體育老師,也是夢想之家的創始人。
我走上公益之路與我小時候的出身有關。我老家在遼寧省葫蘆島市一個小山溝,我們家里五個孩子。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僅僅因為家里拿不起幾塊錢的學費,幾個哥哥姐姐都陸續輟學了。對于那段貧窮的讀書時光,我還自己編了首童謠,「哎呀我的天啊,破鞋露腳尖啊,老師要書費呀,還得等兩天啊」
我是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比較偏愛我,當年我學習成績也比較好,他們就去山上刨中草藥捉蝎子,舉全家之力供我一個人讀書。我的求學經歷也挺坎坷的,如果按文化課成績,我是我們藥王廟鄉的第一名,但是按我的文化課成績是考不上重點高中的,但我靠體育特長走出了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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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和家人合照
1993 年,我接到了錦州師范專科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我是全鄉有史以來第二個大學生。鄉親們都很高興,父親把過年要殺的豬提前殺了,請全村的人過來吃。但吃完之后看到錄取通知書,說得交軍訓費、住宿費、校服、書本……大致是一千多塊錢,那個時候對我家來說是天文數字。
我父母就開始找親朋好友借錢,最令我感動的是父老鄉親捐款。我記得當時拿那個農村大簸箕,捐錢往里放,分錢都有。后來我走出大山上學的時候,那條山路后邊有一百多個父老鄉親送,我三步一回頭,那個場面現在都記憶猶新。
上學后我就開始研究掙錢。我在我們學校門口開了個小吃部,那個時候同學們跟我關系挺好,一開始是我請同學們吃飯,后來是同學們上我這里吃飯捧場。我那個地方不到 80 平米,每天中午吃飯是要等翻臺的。
第一個月我花 300 塊錢請了個廚師,在一個月的時間里,他會的東西我全學會了。然后我把廚師炒了,把我家的三姐叫過來,我把我的東西教給她。同時,家里貧困的同學上門幫我刷盤洗碗,可以免費吃飯,解決他們吃飯的問題。剛開始的時候生意特別紅火,每天真的數錢數到手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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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在小吃店門口照片
但后來大家開始簽單,就是天天吃飯寫白條。臨近畢業,同學和老師欠我一萬多塊錢。畢業典禮的那天,我被選為優秀畢業生代表上臺講話。我拿著賬本上了臺,當著我們那一屆全校師生的面,拿打火機把賬本燒了,相當于燒了一萬多塊錢。
我當時說了一句話,這筆賬我們一筆勾銷。因為我們來自于全省各地,我們的師生情、同學情是多少錢都換不來的。我說完之后,我們的導員、前面的老師和同學都過來,大家在一起抱頭痛哭。這一個舉動讓我收獲了一輩子的友誼,畢業之后 30 年,每每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的同學和老師都會義無反顧地幫助我。
1995 年畢業之后,我被分配到鞍山二中當體育老師,我過去后就組建了一個自己的田徑隊。因為田徑訓練太累,半個月時間不到,一百多個孩子最后只有七個孩子留了下來。但這七個孩子當年幾乎包攬了鞍山市鐵東區全民運動會所有項目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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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帶孩子訓練
后來有個叫龐浩的孩子。他原來學習挺好的,但家里發生了一個變故,家里沒人管他了,他學習成績就下來了。但是他別的課不愛上,就喜歡上我的體育課。于是我就把他帶在身邊,跟我一起住。突然有一天,我回宿舍發現我的錢沒了,那是我辛苦攢下的工資和做小買賣賺的錢,總共一千多塊,藏在足球鞋底,只有龐浩知道。
之后我在一個小黑游戲廳里找到了他,我問他是不是把我錢偷走了,他不承認。我就找他媽,他媽當時只說了一句話,我知道我那死孩子什么樣,然后轉身就走了。
走了之后,這孩子沒跟他媽回去,卻跟我回來了。他對我說,我錯了,這錢是我拿的,以后我指定改。然后他說了一句,我對他比他媽對他都好,能不能叫我爸呀?他喊「爸」的時候,我眼淚唰就下來了。
所以我 22 歲就當了爸,龐浩是我的第一個孩子。
從這一天開始,這孩子改變就特別大,后來他跟我練體育,考了沈陽體育學院,現在是我們地區的一個公務員。從龐浩開始,后面有越來越多的孩子被送到我這里,有的是家庭困難無力撫養、有的是單親媽媽未婚生子,還有的是問題學生。我承擔起了養育和照顧這些孩子的責任,我這里也成了一個大家庭。
我就像帶龐浩一樣帶這些孩子,讓他們跟我練長跑,像我一樣,爭取通過體育特招生的方式去上大學。特招之后,我家來了個特殊的孩子,朱宏偉。
這個孩子是當年他媽媽撿破爛帶他流浪到鞍山,送到我這來,結果這個孩子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人生的逆襲。因為她的家庭原因,嚴重的營養不良,一直是小黃毛丫頭,個子一直沒長起來。
你平時跟她聊天,感覺她就跟小貓一樣,但是她一訓練起來就是那種拼命的勁頭,特別狠。她有一句座右銘——我不讓任何人在我前面跑。就這一個信念,后來終于在 2009 年獲得全國 800 米冠軍。當年她上學的時候,清華、北大、西安交大都想要她。
錄取通知書接到的時候,也是我欠外債最多的時候,那時候欠了 100 多萬的外債。這個孩子很懂事,因為西安交大給開的條件是免學費,北京當年第一年的學費一萬多。宏偉就說,爸爸,我上西安交大,我不會讓你失望。這孩子屬實沒讓人失望,但是回想起來現在還是有一些遺憾,只是因為錢的原因沒讓這孩子上清華、北大。
但是這個孩子從大二開始拿到國家特等獎金 8000 塊錢,一直拿到大四。他們這個系有一個保研的名額,最后她拿到了。后來她的導師推薦她去重慶理工大學當大學老師。最讓我欣慰的是在去年教師節,她給我發一篇文章,她的學生寫她《「渝」見好老師,你就是我的光》。她把這文章發給我,說爸爸,我終于成了你。
通過走體育特長生這條路,目前從夢想之家「跑」出了 276 個大學畢業的孩子,還有 14 個在讀的。這些孩子原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甚至有的在社會上流浪過,沒有經過基礎教育。但上大學對他們來說,可以見更多的世面,多受點高等教育,可能將來多一個選擇的機會。
而我給他們選擇的馬拉松項目,是所有體育項目當中最省錢的,并且對天賦的要求也會低一點。只要你心臟沒有問題,不是殘疾人,身體、肢體沒有特別的毛病,你肯吃苦就能達到一定的成績。
1998 年之后來的孩子都非常特殊,基本上就是聯系到家長都很難,黑戶也比較多。早期有很多被遺棄的孩子,不一定是他的媽媽沒有能力養,是因為很多人年紀輕輕非婚生子之后,到了自己想組建家庭的年齡,在組建家庭的時候,新家庭容不下這個孩子。有的孩子就直接送到我家里,我判斷一下,實在沒有退路的才留下。如果要放開收,我知道我的承受能力支撐不下來。
我當時的工資是 193 元,為了養這些孩子,我就開始想著做一些生意。一開始開文具店、理發店、花店,后來就是手機配件、手機修理等。那個時候能想到的賺錢的行業,我都會去嘗試。即便如此,我依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臨著借錢、還錢、再借錢的循環。
在那些艱難的時刻,我幾次臨近崩潰,但我沒想過放棄,因為總有貴人相助。從 195 年到 1998 年是第一個坎。因為我們每天四點半起來訓練,有點擾民,所以總被房東趕走。第一個幫助來自我的同事,他 1998 年借我了一個房子。之后就靠我和我家里人共同營生,一直維持到 2011 年,我成立中國第一個公益的馬拉松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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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成立馬拉松俱樂部
2011 年成立俱樂部之后,也是體育成績最輝煌的時候,中央電視臺給我做了 16 秒的公益廣告,結果全國一下子來了 100 多個孩子。但是,那一年也是我們這么多年人生最低谷的一年,也是臨近崩潰的時候。
由于當時裝修這個體育館的時候,投資 120 多萬吧,都是借的,本來體育總局是允許我承辦一個馬拉松賽事的,但是由于 2012 年十八大,大型活動不能搞,所以說這個賽事沒舉行,最主要這個地方后來政府改造的原因,把這地方動遷給賣了,所以我這一下就沒有地方了,裝修的錢也打水漂了!
那時候大過年,人家債主上門要錢來,當時把同事原來送我那套房子也抵押了,有個中巴車都抵押了,那時候真的很艱難,哎,你那是臨近崩潰了,哎呀,大年初一我上烈士山去,自己喊了很長時間發泄一下,那是真是臨近崩潰了!
一直到 2013 年,我們參加浙江衛視中國夢想秀,得到了很多愛心人士的支持,成立了夢想之家。 之后就比較平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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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參加中國夢想秀
后來有一次,抖音博主李娃娃和 B 太來夢想之家記錄我們的生活。他們的視頻播出后,更多的人關注到了我們夢想之家。當時我們兩個志愿者開了一個捐款賬號,很多的捐款打過來,但是收到 50 萬捐款后,我馬上叫停,發一個聲明,關閉一切捐助窗口。因為我們過苦日子過慣了,一下子得到的多了,就不珍惜了。而且誰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
從 2023 年 11 月份,我就從「負翁」變成了正常家庭,欠債都還上了。之后我們自己也開始運營抖音賬號,一個大的公益機構幫我們做了公益立項,對我們幫助特別大。現在這個公益機構公益平臺上有月捐人渠道,我們可以收到穩定的捐助。
其實如果將來我們各方面的社會因素健全的話,我希望夢想之家是能關門的,我希望再也不會有這樣被迫離開父母和家庭的孩子了。
童年只有一次,我希望有緣陪伴孩子們成長的時候,他們能健康一點,童年盡量歡樂一點。如果童年積極陽光,他們的性格就一輩子積極陽光,也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很多孩子來到夢想之家之前是不夠自信的,甚至是自卑的。到夢想之家后,通過跑步,他們會越來越自信,越來越積極陽光。
但是我們國家很大,還有一些困境兒童需要社會力量去幫忙。現在的孤兒,包括事實撫養孤兒政策是非常好的,但很多人不知道,收不到這些信息。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公益組織把這個事情宣傳到位。
我堅持了幾十年,孩子們給我的回饋成為了我的動力。 2008 年我代表中國去倫敦傳遞火炬的時候,臨近出發前幾天,我回家的時候發現孩子們把家里布置的很漂亮。他們用大米飯蒸了一個心型蛋糕。他們說,爸爸你過幾天就要走了,這是我們給你做的蛋糕,還有一雙李寧運動鞋的禮物。
那雙李寧運動鞋我后來查了一下,價值 500 多塊錢。我之前沒給過他們太多零花錢的,我怕是不正當的方式得來的,我就找到李寧店去了,結果那個營業員一邊講一邊流淚。他說你這些孩子太懂事了,他們大的小的一起湊了這些錢,說爸爸過幾天要出國去傳遞火炬去,要給爸爸買雙好的鞋。我現在想起來還很激動,那一刻我就覺得一切都值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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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柏劍帶著火炬和孩子們的照片
我的故事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謝謝四位講述者的分享。也謝謝你的在場,正因為你的傾聽,大山里的詩歌才會被聽見,困在時間里的老者才會被看見,而那些深陷精神暴力泥潭的人們和被流浪的孩子們,也會有新的注目,他們也許就是你我,也許就在你我身邊。
感謝收聽今天的節目,感謝你看見這些困境,聽見這些「沒說出口的事」,你的在場,本身就是一種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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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放麥往期精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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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講述者 |張田田 、萬飛、徐嘉雯、柏劍
主播|@寇愛哲
制作人|九度?????????
聲音設計 | 陳思宇
剪輯 | 陳思宇
文案整理 |九度
運營|鳴鳴
BGM List
01.Storyfm main theme acoustic - 彭寒
02.經過云的時候 - 桑泉
03.小星星 - 桑泉
04.一片光澤 - 桑泉
05.A Train - 彭寒
07.信 - 桑泉
08.三葉 - 彭寒
09.溫新知故 - 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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