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臺北的一所老宅子里,發(fā)生了一件讓人心里發(fā)毛的事兒。
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百歲老人,手里攥著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哭得那叫一個撕心裂肺。
旁邊的記者本來想問問西安事變的內(nèi)幕,結(jié)果老頭根本不接茬,指著照片上那個年輕人,哆哆嗦嗦地甩出一句:“若是他在,東北何至于此?
若是換他來干,肯定比我干得好!”
這話一出,在場的人冷汗都下來了。
說話的老頭是曾經(jīng)統(tǒng)領三十萬東北軍的“少帥”張學良,而被他捧上神壇、甚至認為能吊打自己的那位,不是蔣介石,也不是這一百年來哪位大名鼎鼎的狠人,而是一個在教科書里幾乎找不到名字的人——馮庸。
這可不是老糊涂了說的客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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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張學良被關了半個世紀,把腸子都悔青了之后,給這位發(fā)小下的最后結(jié)論。
要說這馮庸到底是誰?
咱們得把時光機往回撥,去看看那個被大雪掩蓋的真實東北。
說起來,這倆人簡直就是“奉系太子黨”里的雙子星。
他倆的爹,一個是“東北王”張作霖,一個是當時奉系的二把手馮德麟。
這兩家可是磕過頭的把兄弟,也就是說,張學良和馮庸打娘胎里出來,那就是穿一條褲子長大的交情。
按照那份老檔案的記載,這哥倆都生在1895年。
那時候的沈陽大帥府,可是全中國最熱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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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倆公子哥,那是真得好。
張學良后來回憶說,小時候騎馬摔折了腿,是馮庸一路把他背回家的;去日本留學那陣子,倆人睡一張床,聊的也不是哪個日本姑娘好看,而是怎么把日本人趕出去。
你看,那時候的富二代,跟現(xiàn)在的有些不一樣。
他們雖然含著金鑰匙,但那鑰匙上沾著火藥味。
可是,后來這倆人的路,走岔劈了。
這也是張學良晚年為啥會那么破防的原因。
張學良走的是標準的“接班人”路線,整軍經(jīng)武,在權力的泥潭里打滾。
但馮庸這人,腦回路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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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前后,從講武堂畢業(yè)的馮庸,突然好像開了天眼一樣。
他看透了一件事:這舊軍閥混戰(zhàn)那一套,沒戲了。
面對工業(yè)化武裝到牙齒的日軍,東北缺的根本不是扛槍的炮灰,而是懂技術、有腦子的人才。
緊接著,民國史上最讓人看不懂、也最讓人佩服的一幕出現(xiàn)了。
馮庸,這位手握重兵的少將司令,突然宣布辭職。
他不買地皮,不娶姨太太,也不存錢,而是干了一件在那幫老軍閥眼里屬于“腦子進水”的事兒——變賣家產(chǎn)。
他把馮家?guī)状松踔潦菑睦系抢锢^承來的巨額財富,一共310萬銀元(這購買力,放到現(xiàn)在怎么也得是個百億級別的數(shù)字),全部砸了出去。
別人是把錢變成了槍桿子試圖守住地盤,馮庸是把錢變成了磚頭,試圖給在這個亂世里飄搖的東北,筑起一道看不見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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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沈陽城外,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馮庸大學”拔地而起。
你以為就是幾間破瓦房?
錯!
這學校簡直就是個軍事基地。
它是全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完全免費,軍事化管理,甚至擁有自己的飛機場和工業(yè)實習工廠。
馮庸的想法特簡單也特硬核:我要培養(yǎng)的,是拿起筆能寫文章、放下筆能開飛機炸坦克的全能人才。
這種“毀家興學”的魄力,說實話,張學良當時是做不到的。
那時候張少帥雖然也支持教育,但他大部分精力都在跟各路軍閥搞“中原大戰(zhàn)”,也就是現(xiàn)在的內(nèi)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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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庸,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在給東北乃至整個中國“蓄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
這個日子,直接把這哥倆的命運給撕裂了。
張學良聽了上面的話,搞了個“不抵抗”,帶著幾十萬大軍撤進了關內(nèi),把大好河山拱手讓人,背了一輩子的罵名。
而馮庸的那所大學呢?
因為平時教的不僅是工程機械,更是怎么保家衛(wèi)國,日本人進城的第一時間,就把馮庸大學當成了頭號眼中釘。
當時那場面,簡直慘烈。
馮庸大學的學生們,根本不用動員,直接組成了“抗日義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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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還沒畢業(yè)的大學生,拿著簡陋的武器,在沈陽城外跟日軍硬剛。
這所耗盡了馮庸所有心血的大學,最后被日軍強行占領、摧毀,連飛機場都被炸了個稀巴爛。
當張學良在北平聽戲、打網(wǎng)球的時候,馮庸雖然也流亡了,但他沒閑著。
他帶著幸存的學生,一路跑一路喊,最后甚至把剩下的學生組建成義勇軍,在熱河一帶繼續(xù)跟鬼子干。
那一刻,張學良或許才真正明白馮庸當年的那句話:“東北是我們的根,漢卿,你得扛起來。”
結(jié)果呢?
他在政治博弈中,為了保存實力,把根給弄丟了。
而馮庸雖然丟了校舍,成了個窮光蛋,卻保住了東北人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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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不妨順著張學良晚年的邏輯推演一下:假如當初主政東北的不是張學良,而是這個“敗家子”馮庸,會咋樣?
以馮庸那種敢把全副身家都砸在教育上的決絕性格,以他早早就看透日軍本質(zhì)的戰(zhàn)略眼光,九月十八那個晚上,北大營響起的絕對不會是沉默。
馮庸身上有一種張學良所欠缺的東西,叫“純粹”。
他不迷戀權術,不搞平衡,就認一個死理——守土有責。
后來到了臺灣,這倆人的境遇更是讓人唏噓。
張學良被軟禁了半個世紀,住在大房子里,卻像個囚犯。
馮庸呢,雖然有自由,但也只能做一個閑散的立法委員,偶爾寫寫字,畫畫圖。
倆人同在一個島上,也就是幾腳油門的事兒,卻因為種種政治禁忌,再也沒法像小時候那樣,坐在大帥府的臺階上,毫無顧忌地把酒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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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海峽風大,吹白了少年的頭。
張學良晚年那句“馮庸若在”,不僅僅是承認馮庸比他強,更是在罵自己當年太慫、太優(yōu)柔寡斷。
所謂的“公子世無雙”,用來形容馮庸這種人再合適不過。
他的“無雙”,不在于長得多帥,而在于在那個人人爭著當草頭王的亂世里,他選擇低下頭去,做那塊給國家民族墊腳的基石。
這種人,史書上寫得少,但老百姓心里有桿秤。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歷史這玩意兒殘酷。
它不給人后悔藥吃。
張學良用半個世紀的幽禁,換來了大徹大悟,可惜一切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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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張照片上的馮庸,英姿勃發(fā),眼神里透著股狠勁兒,仿佛還在嘲笑這個發(fā)小的軟弱。
1981年2月,馮庸因病在臺北去世,終年80歲。
張學良聽到消息后,在那座幽禁的房子里,沉默了整整一下午,晚飯一口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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