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接近40歲，但有人35歲之后就找不到工作了

文|大 何

最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5》），說我們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在2023年已經達到了39.66歲。

將近40歲，這是一個讓人心里一沉的數字。

它意味著，支撐整個社會運轉的勞動者群體，正在整體邁向中年。

這個趨勢，隨著我們社會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只會繼續下去。

到去年底，我們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3.1億，整個社會“變老”的速度清晰可見。

但是，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勞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上升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來的。

雖然勞動力的數量在減少，但質量在提升。

哎，我TM怎么就想不出這么高情商的話來。

但這種情況并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目前的情況是，正在步入老年、退出職場的那一代人，他們數量龐大，但普遍受教育水平有限；

而新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則帶著更高的學歷和新知識。

所以即便總人數在減少，勞動力的整體“有效產出”似乎還在增長。

但是另一方面，當教育水平較低的那一代人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后，這種“低基數”帶來的提升效應就消失了。

而且高等教育的擴張總有極限，新增勞動力的教育水平提升空間正在收窄。

更重要的是，一個平均年齡不斷增長的群體，其整體的學習和創新潛力，終究會受到生理規律的制約。

這就像往一池溫水里不斷注入少量熱水，即便池子里的水在慢慢蒸發，整體水溫卻還在上升。

但是當水溫到達一個臨界值之后，不管再怎么注入熱水，水溫也不會繼續上升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慢慢降回來。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近年來開始頻繁地聽到“銀發經濟”、“低齡老年人再就業”這些提法。

但坦率地說，真正能撬動所謂“銀發經濟”的，是那一小部分有錢有閑的老人，他們的消費和再創造能力，對于龐大的普通老年群體而言，參考意義有限。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晚年所能面對的最大“經濟”，或許只剩下醫療和臨終關懷了。

不過對我們來說，目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還不是老齡化問題。

而是勞動力的嚴重資源錯配。

網上有個段子你肯定聽過：一千萬新生兒，嫌少；一千萬畢業生，嫌多；三十五歲找工作，嫌老；六十歲領養老金，嫌早。

為什么這么擰巴？

對于準備進入職場的大學生來說，他們面臨的是經濟增速放緩和產業錯配。

經濟增速放緩，企業盈利不佳或預期盈利難達目標，就會采取縮招、降薪、裁員等舉措。

產業錯配方面問題就更搞了，每年千萬大學生接受人文素養教育，老師告訴他們以后中國的未來都靠你們了，他們也懷揣建設祖國未來的壯志踏入社會，

結果出來發現月薪5000的農民工不好找，但月薪3000的大學生遍地都是。

這對于大學生來說，心理落差實在太大了。

從社會整體看，工作崗位總數遠超1000萬，但契合大學生需求的中高端腦力勞動崗位，遠少于1000萬。

社會對辦公室腦力勞動者需求有限，急需的是工地、工廠的技術工人。

直白講，要是這1000萬大學生都愿進廠，就算再多500萬，或許也有人不嫌多。

但也別說什么中國年輕人都不進廠，卷煙廠生產車間招人可都是大把的人擠破腦袋來的。

于是，“啃老”這個詞被重新定義了。

有專家說，這不叫不勞而獲，而是年輕人可以借助家庭的支持，去探索和試錯。

這聽起來很溫情，但背后隱藏的現實是：我們可能不得不接受一個“部分青年長期不就業”的社會。

而最麻煩的就是長期待業找不到工作的這批人。

長期待業不是單純的收入問題，等他們過幾年二十八三十歲了，還沒學會什么安身立命的技能，這才是最要命的。

說人話就是：

長期不穩定就業導致技能與職場積累缺失，時間無法轉為復利，最后在中年階段難以與更年輕一代的純勞動效率競爭，轉為更麻煩的中年失業。

而以多數人的自律水平，人生就得是軌道，他們在曠野上跑一會就迷路了。

對于三十五歲以上的職場老兵，他們面臨的困境更加現實。

人不可能永遠18歲，但永遠有人18歲。

在以效率為導向的社會里，社會競爭的壓力主要是企業負擔的，從企業的角度出發，天然就更偏愛招聘年輕員工。

對于企業端來講，肯定還是傾向于招聘年輕人，有活力、有前途、成本低、能抗壓、效率提升快。

首先從用人成本上講，老員工每年漲工資，各種福利也多，用起來越來越貴。

年輕人剛畢業要的工資低，而且體力好能加班出差，家里負擔少方便隨叫隨到。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學新東西快，容易接受新想法，這些優勢都是建立在他們工資低的基礎上的。

中年人就尷尬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貸車貸一大堆，他們對薪資是有明確要求的，畢竟他們還要負擔生活的重擔。

談錢傷感情，但不談錢沒有辦法生活。

可公司一算賬，覺得養個中年人不如多招幾個年輕人劃算。

這就導致中年人在找工作時特別被動，要么只能接受公司開的條件，不然就會被年輕人取代。

但問題是，年齡是自然增長的過程，任何群體都無法永遠保持年輕。

最早的一批90后今年也35歲了。

如果這種年齡歧視一直存在，那么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淘汰的對象。

最令人費解的，是政策與現實之間巨大的裂痕。

明明國家要漸進式推延遲退休（65歲嫌早），企業卻把就業年齡越卡越死（35歲嫌老），甚至還往30歲，28歲進一步限制。

一邊是延遲退休的政策導向，希望緩解勞動力短缺；

另一邊卻是35歲職場紅線的殘酷現實， 加劇了結構性失業問題。

你讓那些上有老下有下的35+群體怎么辦？真去修仙辟谷嗎？

這種政策與市場之間的巨大反差，動搖了對未來的信心。

從整個人口結構上來看，我們正在面臨著勞動力日漸短缺并且逐漸加速的現實。

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23年，我國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每年凈減少500萬—600萬左右，2023年更是凈減少約一千萬人。

到現在，我國平均勞動人口年齡都要逼近40歲了。

但是還在為破除35歲就業年齡歧視而努力，確實算是一件很后知后覺的事情。

當一個社會里最龐大、最應該成為消費主力的中堅力量，都開始為自己的飯碗而焦慮時，那這個消費你打算從哪里開口子呢。

找不到工作，就沒有消費，還會變得低欲望。

開始的低欲望可能是被動的，時間長了，就可能變變成主動的了。

也就是從不能買房買車，到不愿買房買車，從不能結婚生子到不愿結婚生子。

年輕人都低欲望了，那消費肯定是起不來的。

從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可以看出，需求不足帶來通縮和失業問題，反過來再加劇需求不足，最終產生旋渦一般的螺旋式下跌。

聊到這里，似乎有些悲觀。

但換個角度看，我們也并非一無所有。

我們有過去幾十年工業化積累下的雄厚技術和產業基礎，有全球最大的工業產出和市場份額，在互聯網、新能源、AI等關鍵科技浪潮中也并未掉隊。

我們手里的牌，其實并不少。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

或許，當產能、技術、資本都已基本就位，那個唯一待解的、也是最關鍵的癥結，就清晰地浮現了出來。

那就是關于價值的承認，與成果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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