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書籍史與文學研究工作坊”于杭州舉行

12月11日至13日，由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主辦、哈佛燕京學社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集刊協辦的“東西方書籍史與文學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舉行。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郝田虎教授召集，邀請了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佐治亞州立大學、香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重慶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大學、安徽大學、杭州師范大學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工作語言為英語。工作坊圍繞手稿文化與文本生成、東西方書籍史、物質性與多媒介、跨文化接受與經典重構、性別與作者身份等話題展開深入研討，帶來學界新視野、新觀點、新方法。

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副主席何蓮珍教授、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李若虹博士出席開幕式并致辭。何蓮珍教授熱烈歡迎各位嘉賓蒞臨浙江大學，并簡要介紹了杭州的中外交流史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的情況。她指出，本次工作坊以書籍史和文學研究為核心，具有國際化、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她期待本次會議能促進中外學術交流與創新發展，并預祝工作坊圓滿成功。李若虹博士自美國線上致辭，表達了哈佛燕京學社對文學文化研究領域活動的支持。她簡要回顧了學社的歷史，期待嘉賓們能借此機會深入交流，彰顯多元學術風采。工作坊開幕式由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屈文生教授主持。

第一場主題報告由哈佛大學David Stern教授和耶魯大學Ardis Butterfield教授主講，上海財經大學王獻華教授和浙江大學張煉研究員分別評議，賓夕法尼亞大學Kathryn Hellerstein教授主持。

David Stern教授首先帶來題為“開封猶太社群的手稿”的學術報告。他聚焦于中世紀及早期現代開封猶太社群所留下的獨特希伯來語手稿，探討在印刷術普及背景下依然活躍的手抄本文化。Stern教授以美國圖書館珍藏的該社群的《托拉》經卷、公共圖書及《哈加達》等文獻為例，展示這些手稿是出于何種特殊原因而被制作與流傳的，并由此進一步揭示當時猶太社群成員的真實生活面貌，以及他們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地位與融合歷程。Ardis Butterfield教授發表了題為“理查德·希爾之書：16世紀早期一名倫敦商人短詩品味溯源”的報告。她從現藏牛津大學圖書館的16世紀倫敦雜貨商理查德·希爾的一部私人手稿入手，重點追蹤手稿中的一組頌歌的流變。通過對比早期文獻中的不同抄本，Butterfield教授揭示了這些短詩在數十年間如何因抄寫者和編纂者的不同而發生形態與長度的演變。她指出，頌歌多變的形態正是口頭吟唱與書面記錄等多種傳播媒介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二場主題報告由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John Rumrich教授和浙江大學沈弘教授主講，佐治亞州立大學Stephen Dobranski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學徐嘉教授分別評議，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主持。

Rumrich教授的報告題為“彌爾頓失明后著述的口述/聽覺‘前文本’”。他從文本研究出發，重點考察英國大詩人彌爾頓失明后依賴家人和助手進行口述的獨特創作模式，并將其與他早期的手稿進行對比。Rumrich教授不僅探討了“口述—聽寫”的協作過程如何影響了文本的生成及其后的接受史，還將彌爾頓的案例與中國當代作家藍野針等其他視障作家進行跨時空比較，分析不同技術語境和歷史變遷對作者應對失明策略的影響。沈弘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彌爾頓是如何為其構想中的民族史詩選擇主人公的？”。通過深入分析彌爾頓的札記書及其早期著作，沈教授探討了彌爾頓深入研讀英國早期歷史后，其歷史觀與文化立場耐人尋味的轉變過程，向我們生動展示了彌爾頓最終背離凱爾特傳說中的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主題，轉而擁抱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這一思想演變的軌跡。

第三場主題報告由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香港大學宋剛副教授和浙江大學郝田虎教授主講，浙江大學陳瑞峰研究員、馮婧研究員和耶魯大學Ardis Butterfield教授分別評議，上海財經大學王獻華教授主持。

何朝暉教授以“悅讀之樂：中國古代文獻中的休閑閱讀家具”為題，深入考證了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輔助閱讀家具欹案、懶架及臥讀書架的起源與演變，指出部分設計可追溯至曹操或唐代，并在明清時期演變為功能完善的“躺讀”工具。何教授認為，這類家具不僅是古代休閑閱讀文化的象征，更為當代閱讀實踐提供了有趣的歷史參照。宋剛副教授以“17世紀中國的耶穌會士印刷活動”為題，考察了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福州、泉州和杭州等地興起的宗教印刷文化，揭示了這一現象如何借助中國雕版印刷術的進步而快速發展，成功融入本地傳統，從而成為17世紀中歐跨文化交流的關鍵一環。郝田虎教授以“《英國文學手稿目錄》（CELM）修訂工作的最新進展”為題，結合他對福爾杰莎士比亞圖書館收藏的17世紀手稿札記書《繆斯的花園》和牛津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桑克羅夫特文稿（Sancroft papers）的實地研究，指出至少有7位新作者可被納入彼得·比爾博士編纂的權威工具書《英國文學手稿目錄》，同時為莎士比亞、本·瓊森等業已收錄的經典作家增補了新的條目。郝教授強調，目錄的修訂工作任重道遠，亟須建立有效的領導機制與廣泛的國際合作，以完成這一豐碑式的學術工程。

第四場主題報告由華東師范大學陳俊松教授、北京理工大學徐嘉教授和浙江大學張煉研究員主講，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John Rumrich教授、安徽大學吳亞蓉博士和華東師范大學陳俊松教授分別評議，浙江大學高奮教授主持。

陳俊松教授以“《魯濱遜漂流記》中的插圖：營銷、副文本與閱讀中介”為題，探討這部小說的插圖在18至19世紀出版營銷與文本解讀中的關鍵作用。陳教授指出，從早期木刻畫到維多利亞后期精細版畫，插圖一直作為具有獨特闡釋功能的“副文本”和“閱讀中介”在運作。正是插圖將這部小說從單純的文學文本變成被圖書市場和讀者不斷重塑的、經由視覺中介的文化產品。徐嘉教授以“1949—1966年間中國學術期刊中的莎士比亞：視角、范式與讀者群”為題，通過期刊出版動態、作者寫作范式以及被凸顯的讀者群這三個相互關聯的視角，探討了建國初期中國學術期刊中莎士比亞評論的觀點與局限。徐教授注意到，這一時期學術期刊中大量的“讀者來信”深度介入了該時期文學生產與消費，成為構建建國初期社會史與思想史的關鍵力量。張煉研究員以“語言的政治：喬叟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為題，梳理了喬叟如何被借用以支持不同的語言政治主張。新文化派視喬叟為英語變革的先驅，借此提倡白話文與文化革新；學衡派則恰恰相反。通過對比兩派的觀點與出版物，張老師勾勒了白話文在中國的發展軌跡，揭示了雙方在關注語言文學表象下所隱含的對立社會訴求。

第五場主題報告由佐治亞州立大學Stephen Dobranski教授、復旦大學Sandro Jung教授和重慶大學肖馨瑤副教授主講，浙江大學Will Greenshields研究員、浙江大學沈弘教授和上海大學吳雁翔副教授分別評議，杭州師范大學陳禮珍教授主持。

Stephen Dobranski教授的“彌爾頓、手稿與印本書”主題報告，介紹了彌爾頓的現存手稿，重點考察了彌爾頓在其文本印刷中的實際角色，以及物質生產過程如何影響其作品的意義。彌爾頓在印刷過程中的實際參與，揭示了他既關注文本外觀又接納印刷局限的務實態度。Dobranski教授指出，彌爾頓作為“孤獨創作者”的經典形象，恰恰誕生于他所積極參與的、高度協作的圖書生產過程之中。Sandro Jung教授圍繞“《1786年皇家約會袖珍圖冊》中斯托瑟德的《快樂的人》插畫”進行報告。他評論道，《圖冊》中托馬斯·斯托瑟德為彌爾頓詩歌名篇《快樂的人》所繪的微型插圖讓依賴讀者文本記憶的經典文學敘事與使用者的日常生活敘事在同一頁面交匯，多媒介頁面通過印刷圖像與手寫文字的互動既重塑了文學經典的視覺化形態，也記錄了使用者在文化活動中的能動性。肖馨瑤副教授帶來“發聲與消聲：德文郡手稿中的抄寫實踐、性別與都鐸抒情詩的形成”主題報告。她深入發掘了德文郡手稿這一獨特的多聲部文本空間，通過對比分析托馬斯·懷亞特爵士和薩里伯爵的“擬女性聲音”詩歌與手稿中女性參與者的真實創作，揭示出女性聲音并非產生于真空，而是在與男性話語權的不斷博弈與協商中艱難誕生的。

主題報告結束后，郝田虎教授主持自由討論和閉幕式環節。與會嘉賓圍繞工作坊的十三場報告展開熱烈討論，并展望了未來的合作。嘉賓們紛紛表示，本次工作坊提供了書籍史與文學研究的新方法、新材料和新視角，搭建了資深專家與青年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實現了東西方學術對話，令人受益匪淺。最后，郝田虎教授代表主辦方再次感謝各位嘉賓帶來的精彩報告與評議，同時預告了明年的后續學術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1日晚，哈佛大學David Stern教授還帶來了題為“為何要研究物質文本”的會前講座。Stern教授著眼于文本與其物質載體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猶太手稿和印本書等大量實例，探討了二者的相互影響、與閱讀實踐的聯系以及歷史變遷。

本次“東西方書籍史與文學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學圓滿落下帷幕。從開封猶太社群的希伯來手稿到倫敦商人的詩歌賬簿，從彌爾頓失明后的口述創作到中國古代休閑閱讀家具的物質考證，來自外語、中文、歷史等不同領域的中外學者匯聚一堂，打破單一學科的藩籬，以跨時空、跨文化的豐富案例，生動詮釋了本次工作坊的核心理念：書籍與手稿不僅是承載內容的“文本”和思想的容器，更是深刻參與歷史進程、形塑社會關系的“能動主體”。站在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上，書籍展現出跨文化互鑒的復雜張力，書籍史研究正走向與文化史、社會史及文學理論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