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后，如果中國的騷擾電話再打向美國，中美通信將被切斷

導 語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給中國移動、電信、聯通下了最后通牒，要求14天內（截止到12月22日）補全反騷擾數據庫（RMD）的認證，還得證明自己不會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要是沒完成這些要求，中美之間的直連通信鏈路就可能被切斷，到時候大家打跨境電話說不定都會受影響。

這事兒一出來，不少人都在問：中國三大運營商到底能不能攔住騷擾電話？除此之外，國內騷擾電話為啥總禁不止、電話實名制下用戶信息為啥還會泄露、真斷了鏈路各方會虧多少，這些問題也都成了焦點。

01、國內騷擾電話生態：治理與對抗的持久拉鋸

“吃飯時的推銷來電、工作中的詐騙騷擾、深夜里的陌生呼叫”，幾乎每個中國用戶都有過被騷擾電話困擾的經歷，這也勾勒出國內騷擾電話生態的基本樣貌。

如今的騷擾電話生態已形成“多元源頭、隱蔽傳播、技術對抗”的復雜格局，治理工作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持久拉鋸。

從源頭來看，騷擾電話已從早期國內違規營銷公司的“粗放式呼出”，逐漸轉向“境內外結合、合法與違規交織”的多元形態。

境內方面，部分企業利用“95”“400”等特殊號段開展商業營銷，雖部分具備合法資質，但存在“超范圍呼出”“未獲用戶明確同意”等違規行為；

境外方面，以“00”或“+”開頭的跨境騷擾電話日益增多，通過境外服務器、虛擬撥號軟件規避攔截，成為詐騙電話的主要來源之一。

這些境外號碼分散性強、溯源難度大，給治理工作帶來極大挑戰。

從傳播鏈條來看，用戶信息泄露是騷擾電話滋生的關鍵土壤。在電商購物、金融服務、房產交易等場景中，用戶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交易的現象屢禁不止，形成了“信息泄露—精準呼叫—營銷/詐騙轉化”的完整灰色利益鏈。

非法分子通過購買用戶信息，實現“精準騷擾”，大幅提升了騷擾電話的成功率，也增加了治理的復雜性。

從治理現狀來看，我國已構建起“技術攔截+源頭管控+法律保障”的多維度治理體系。工信部牽頭搭建的12321舉報平臺與三大運營商的防控系統形成聯動，大數據、AI智能識別等技術廣泛應用于騷擾電話識別與攔截。

但由于騷擾電話的“對抗性”不斷升級，非法分子通過更換號碼段、使用VOIP虛擬電話、跨境跳轉等方式規避攔截，導致騷擾電話難以徹底根除，治理工作呈現“持續投入但成效有限”的局面。

02、美國的通牒：背景、措施與雙重訴求

美國此次向中國三大運營商下達最后通牒，并非偶然，而是其國內騷擾電話治理壓力與對華通信安全管控需求疊加的結果。

從背景來看，近年來美國境內的跨境騷擾電話數量激增，其中部分號碼被追溯至中國相關通信鏈路，引發美國民眾廣泛不滿。

據美國FCC統計，2024年美國民眾舉報的跨境騷擾電話中，來自亞太地區的占比超過40%，中國運營商運營的部分國際鏈路被認為是重要傳播渠道。

與此同時，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博弈持續升溫，通信作為關鍵基礎設施，被美國納入“國家安全審查”的重點范疇，借“反騷擾”之名強化對華通信管控的意圖明顯。

具體來看，美國FCC的要求就兩件核心事：

一是補全反騷擾數據庫（RMD）認證，簡單說就是讓三大運營商把騷擾電話攔截數據、號碼管理規則這些信息提交給美方，接入他們的反騷擾數據體系；

二是自證不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得說清楚通信鏈路怎么運營、數據怎么存傳，有沒有竊取信息、監控之類的風險。

通牒說得很明白，12月22日要是沒達標，就直接切斷中美直連通信鏈路，到時候中美跨境通話可能會出現成本漲、接通難的問題。

從政策意義來看，美國的舉措具有雙重性：

一方面，確實有應對跨境騷擾電話的現實需求，通過要求運營商完善反騷擾認證，強化對跨境通信鏈路的管控，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騷擾電話流入；

另一方面，更暗藏對華通信領域施壓的戰略考量。通過切斷直連鏈路這一極端手段，美國可借機削弱中國運營商在國際通信市場的競爭力，同時強化其在全球通信治理中的話語權，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

03、核心追問：中國三大運營商到底能不能攔截騷擾電話？

面對美國的通牒與國內用戶的質疑，核心結論清晰明確：中國三大運營商完全具備攔截騷擾電話的技術能力，且一直在持續投入資源開展治理工作，未徹底根除騷擾電話并非技術不足，而是多重客觀因素疊加的結果。

從技術實力來看，三大運營商已構建起成熟的智能攔截體系。中國移動的“綠盾”系統、中國聯通的“防騷擾管家”、中國電信的“天翼防騷擾”等平臺，均采用大數據分析、AI語音識別、號碼行為畫像等前沿技術，通過分析號碼呼出頻率、通話時長、被舉報次數、通話內容等多維度數據，實現對騷擾電話的動態識別與攔截。

據統計，目前運營商對批量呼出的騷擾電話攔截成功率已超過90%，對于境內合規號段的騷擾電話管控效果尤為顯著。

例如，針對“95”“400”等易被濫用的號段，運營商實行嚴格的資質審核制度，要求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話術腳本等材料，同時通過實時語音監控發現違規行為并立即關停服務。

從源頭管控來看，電話實名制的全面落實已取得顯著成效。目前個人新入網需通過身份證識別、人臉識別與公安系統校驗比對，企業入網需提供完整的資質證明，從根源上減少了虛假身份辦卡用于騷擾的可能性。

同時，運營商內部實行嚴格的用戶信息管理規范，對員工接觸用戶數據的權限實行“最小化原則”，違規泄露信息者將被開除并追究法律責任；與電商、金融等合作方簽訂《信息安全協議》，明確禁止利用用戶號碼開展違規營銷。

騷擾電話未被徹底根除，核心原因在于治理的復雜性與對抗性。

一是境外騷擾電話溯源難度大，部分非法分子通過境外服務器、虛擬撥號軟件更換號碼段，繞過境內攔截系統；

二是合法營銷與違規騷擾的界定模糊，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企業獲得用戶明確同意后可進行電話營銷，但實際中“默認同意”“強制授權”等問題普遍存在，運營商難以精準區分，若攔截過嚴可能侵犯企業經營權益與用戶通信自由；

三是利益鏈驅動下的技術對抗，非法分子通過投入資金升級技術規避攔截，而運營商的治理投入缺乏直接經濟回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治理推進速度。

04、延伸思考：用戶信息泄露誰之過？

在電話實名制全面落實的今天，用戶信息泄露依然是騷擾電話滋生的核心癥結，而責任歸屬并非單一主體，而是涉及運營商、合作企業、非法分子等多方面的復雜問題。

從運營商角度來看，其作為用戶信息的直接管理者，承擔著首要的保管責任。

盡管運營商內部有嚴格的信息管理規范，但仍存在少數員工利用權限違規泄露用戶信息的案例，部分基層網點在業務辦理過程中也存在信息收集不規范、存儲不當等問題。

不過，總體而言，運營商因自身管理疏漏導致的信息泄露占比相對較低，且近年來通過技術升級、制度完善，此類問題已得到有效遏制。

從合作企業角度來看，電商、金融、房產、教育等行業的企業是用戶信息泄露的主要源頭。部分企業在業務開展過程中，過度收集用戶信息，且未建立完善的信息保護體系，導致信息被內部員工或第三方非法竊取。

更有甚者，部分企業將用戶信息作為“資源”進行交易，直接催生了騷擾電話的精準化趨勢。例如，用戶在某電商平臺購物后，很快接到相關商品的推銷電話，便是典型的信息泄露場景。

從監管與法律層面來看，盡管我國已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電信條例》等法律法規，但執法力度不足、違法成本較低的問題依然存在。

對于非法收集、交易用戶信息的行為，往往存在“發現難、取證難、處罰輕”的困境，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此外，跨境信息泄露的監管難度更大，部分非法分子將用戶信息轉移至境外服務器，進一步增加了治理難度。

綜上，用戶信息泄露是“多方失責、監管不足”共同導致的結果，需運營商強化內部管理、企業規范信息收集、監管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司法機關嚴厲打擊非法交易，形成治理合力。

05、現實困境：通牒難阻騷擾電話，鏈路中斷損失幾何？

面對美國的通牒，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即便中國三大運營商按要求補全RMD認證，能否促使騷擾電話在國內外絕跡？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正如前文所述，騷擾電話的滋生源于復雜的利益鏈與技術對抗，僅靠單一國家、單一運營商的努力難以徹底根除。

美國切斷中美通信直連鏈路，不僅無法解決騷擾電話問題，反而會引發一系列連鎖損失。

從三大運營商的損失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國際業務收入下滑。據2025年上半年財報顯示，中國移動國際業務收入達140億元，同比增長18.4%；中國聯通國際業務收入68億元，同比增長11%；中國電信國際業務也呈現穩步增長態勢。中美直連鏈路切斷后，中美跨境語音、數據業務將大幅萎縮，預計三大運營商每年將損失數億元國際業務收入。

二是品牌與市場競爭力受損。作為全球領先的通信運營商，三大運營商正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美國的“封殺”將影響其在其他國家的市場拓展，引發國際客戶對其服務穩定性的質疑。

三是技術與運營成本增加。鏈路切斷后，若通過第三方運營商迂回傳輸業務，將大幅增加帶寬租賃、路由調度等成本，同時需投入額外資源重構國際通信網絡。

從美國的中國用戶損失來看，影響更為直接。一是跨境通話成本上升、質量下降。

中美直連鏈路中斷后，跨境通話需通過第三方迂回，接通率將從目前的99%以上降至80%以下，通話延遲增加，同時通話費用可能上漲3-5倍。

二是跨境數據服務受阻。在美留學生、華人華僑、中資企業員工的跨境視頻會議、在線辦公、親友聯絡等需求將受到嚴重影響，部分依賴中美直連鏈路的業務可能被迫中斷。

三是金融、電商等服務受影響。在美中國用戶通過國內運營商辦理的國際漫游、跨境支付驗證等服務可能出現故障，給日常生活與工作帶來極大不便。

更嚴重的是，若美國實施切斷鏈路的措施，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可能紛紛效仿，這將對三大運營商及其用戶造成致命打擊。

目前，三大運營商已在亞太地區構建起廣泛的通信網絡，服務數百萬跨境用戶與數千家企業客戶。

若多個國家同步切斷直連鏈路，三大運營商的國際業務將陷入癱瘓，不僅損失巨額收入，更可能失去在全球通信市場的立足之地；而跨境用戶將面臨“通信無門”的困境，中資企業的海外業務拓展也將受到嚴重制約。

06、有1說1：跨境通信治理需合作而非對抗

美國FCC向中國三大運營商下達的最后通牒，本質上反映了全球跨境通信治理的困境與大國博弈的現實。

騷擾電話作為全球性難題，需要各國運營商、監管機構加強合作，建立統一的反騷擾數據共享體系與協同治理機制，而非采取“切斷鏈路”這種極端的單邊主義措施。

中國三大運營商具備攔截騷擾電話的技術能力，且一直在積極開展治理工作，未徹底根除騷擾電話是多重客觀因素疊加的結果。

美國以“反騷擾”“國家安全”為由切斷中美通信直連鏈路，不僅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會損害雙方用戶與企業的合法權益，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在電話實名制背景下，用戶信息泄露的治理需要多方協同，強化法律監管與執法力度，而非單一追責某一主體。

面對當前的危機，中美雙方應秉持合作共贏的原則，通過協商溝通解決分歧。

中國三大運營商可積極配合美國的合理反騷擾要求，同時堅決反對以“國家安全”為名的無理打壓；美國則應摒棄單邊主義思維，認識到切斷通信鏈路的嚴重后果，與中國共同推動跨境通信治理的規范化與常態化。

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騷擾電話的蔓延，維護全球通信網絡的穩定與暢通，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否則，一場“反騷擾”引發的通信危機，最終可能導致“雙輸”的結局，給全球通信治理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