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名國軍師長玩詐降，給我軍造成不小損失，后2人均死于非命

說起詐降，歷史上最著名的恐怕是三國時期赤壁之戰中的黃蓋詐降事件，黃蓋作為孫權麾下的將領，向周瑜提出火攻計策，并主動請求詐降曹操，為此先使用苦肉計，周故意借故痛打黃蓋一頓，讓黃蓋假裝氣憤而投敵，他派遣親信向曹操投書，聲稱鄱陽太守周魴因受孫權責難而歸降魏軍，同時親自率領船只偽裝成投降的軍艦接近曹軍水寨，詐降過程中，黃蓋在接近曹軍時點燃戰船，借助火勢引發連鎖爆炸，燒毀曹軍大量戰船和岸上營地，最終導致曹操大軍潰敗。??此役后，黃蓋因功被孫權封為武鋒中郎將，成為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此事還??衍生出一個傳了千多年的歇后語“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比喻雙方默契配合?。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的解放戰爭時期，那時國民黨的軍隊兵敗如山倒，我軍的政策是善待俘虜，對于真心改過且有過人本領的，還會繼續重用。對待被俘人員都是如此，更不用說起義將領了。國民黨將官起義，往往能夠保留職務，甚至在建國后授予相應的軍銜，并給予適當安排。不過將官起義者也是魚龍混雜，有的人無非是投機取巧，想借起義為自己消災，并非出自真心。

在解放戰爭期間，通過假投誠方式成功逃跑的國民黨將領中，第五兵團司令，國軍中將李文的經歷較為突出。他原任傅作義的第4兵團，該部隊為中央軍系統，不完全聽從傅作義指揮。1949年，李文的部隊在成都被我軍圍攻，面臨全軍覆沒的境地。為求生路，采取了假投降策略，主動向二野投誠。這一舉動暫時迷惑了我軍，使他獲得了外出學習的機會，隨后成功逃往香港，再轉道至臺灣，與國民黨殘余部隊匯合，未再返回大陸，李文的假投誠行為體現了其在絕境中的權宜之計。

當然，李文玩的詐降，只是他自己逃跑了，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二位國軍師長玩詐降，那可真的給我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此二人一個人是貴州綏靖公署獨立第2師少將師長羅湘培，另一個是272師少將師長余啟佑。

1949年初，隨著我軍三大戰役的全面勝利，老蔣深知自己在大陸的統治地位即將走向終結。雖然他自己已經準備南逃至臺灣，但是在老蔣的心中依然做著日后反攻大陸的白日夢，所以在全面撤出大陸之前，在我國西南等地埋下了一顆不為人知的“暗子”，派遣潛伏大量特務與地方勢力相勾結，共同簽訂了《西南地區應變計劃》、《西南游擊根據地理想圖》，決定在云、貴、川等地建立15個游擊戰區，設立35個特務組以及140個秘密電臺。以備在日后時機成熟之時，攪亂整個大陸“棋盤”。

與此同時，他們又在四川、貴州兩省建立了所謂的“游擊干部訓練班”，組織當地土匪、惡霸、悍匪接受正規的軍事化訓練，讓他們熟練掌握游擊戰的戰術打法以及戰斗思想。 這個“特訓班”一共創辦了7期，總共為各地土匪勢力培養出了近5千名反動骨干，一時間竟成為了我軍在西南地區的心腹大患。

為何稱這些人為“匪軍”呢?首先這些人專門玩陰的，比如我大軍一到的時候就裝著投降，就是搞詐降，目的是保存實力。尤其是貴州這地方比較特殊，一是貴州地處云貴高原，群山疊嶂，河流縱橫，地勢險峻，陰天多雨。另外貴州是老蔣統治較嚴密的一個省，他軟硬兼施，陸續吃掉王家烈等地方勢力后，派憲兵司令谷正倫任貴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委“首都”警察廳長韓文煥為保安副司令。通過長期經營，依靠封建勢力，鼓吹把貴州建成所謂“中央化模范省”。在反動勢力的壓榨下，貴州的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基本上處于封閉狀態。邊沿山區還沿襲著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全省有41個縣不通公路，很多人不知汽車為何物，連吃鹽、穿衣都很困難，有的甚至以秧被(用稻草編織的被子)御寒。

加之這里四分之一的人口為少數民族，他們聚居于邊沿高山地區，多受一重民族壓迫，更是苦不堪言。因此一直以這這些地方土匪出沒，這幫人不僅是“邪惡幫派”，在這一階段還取一些什么“救國軍”、“同盟軍”這樣的部隊番號，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中央新編第１集團軍”，對外號稱下轄9個“軍”，其活動范圍遍布貴州十多個縣，以盤踞地為依托，四處搞破壞，他們制造暴亂、破壞交通、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不僅如此，他們還襲擊組建的新政權、伏擊軍方車隊、殺害政府官員，氣焰十分囂張，還公然發布什么安民告示，當地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我軍方面，對剛剛解放貴州，少部分人認為這是我軍的“福地”，因為決定我軍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遵義會議、四渡赤水都在這兒，可以說基礎較好的一個省份，況且部隊剛由大兵團作戰轉入分散剿匪，對貴州潛藏的匪患估計不足，普遍存在輕敵麻痹思想，認為“大江大海都過來了，河溝里還能翻得了船”，盲目樂觀，缺乏警惕。部隊全面鋪開后，由于面積太寬，兵力嚴重不足，不少團只能以連為單位下到一個縣，到區、鄉則只有排或班，因此沒有形成一個較好的氛圍，在戰術動作上又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不能掌握土匪活動規律，群眾又尚未發動，情報不靈。

所以此時我大軍一到，他們知道自己這么點力量無法抗衡，就紛紛投降，等到時機一成熟，便舉起了反旗。我們先說獨2師師長羅湘培。他是貴州省遵義縣人。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期畢業，歷任國民黨貴州省保安大隊長、團長、第四區保安副司令，首都警察總隊總隊長，后任國民黨貴州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旅旅長、任新編獨立第二師師長等職務，在我軍進解放貴州的時候，跟隨貴州西北綏靖區司令劉鶴鳴宣布起義。

羅湘培先是向我軍派出代表，上交了部隊兵力、裝備、駐地等表報文件表示愿服從我軍的領導。兵團蘇振華政委接見了他的代表，可以說是對他十分重視，同時對他們毅然棄暗投明，為貴州的解放所做的貢獻給予肯定和鼓勵，并給他安排了適當的工作，讓他繼續當師長，并把他的部隊安排到指定地點結集，隨后給他派出工作人員到他的部隊進行整訓改造，在整訓中可采取混編辦法，打亂其原來建制，并提拔一批較好的下層軍官和士兵掌握部隊，對一有些無把握控制的部隊勸其暫時收槍徒手整訓。可以說我軍對這支部隊傾注了心血和做足了功課。

誰知，剛起義不久的羅湘培接到潛伏特務的一份任命書，老蔣任命其為“救國軍”第8兵團司令，由師長到司令連升數級，他欣喜若狂，竄到納雍、陽長一帶，周圍要隘修筑工事，在海座四方洞內設置軍火庫等，處心積慮要與我軍 “一決高下”，很快就糾集一些殘部，依樣畫瓢給他們官升幾級，連長當團長、團長直接升軍長，手下有百十號人的也當起了副司令，到處搜羅打敗的殘軍，建立各級地方組織，拉攏一些地方實力派人士與骨干分子，確保軍需供應，對官帽迷紅了眼的一些人，真的就這樣干了起來。

黔西北納雍縣的陽長，地處烏江南源三岔河河谷地帶。這里，兩面陡峭的高山對峙，形成一溜峽谷，地勢十分險峻，是水城到納雍的交通咽喉，原來海摩峽谷有天然湖泊，所以又稱“海子陽長”，又稱“海子峽谷”，他正是利用地形復雜、險峻崎嶇，竟然對我軍正規部隊干起了"偷襲"的勾當，造成我軍一四一團一營和團部直屬隊傷亡153人的重大損失。

這還不算，羅湘培的叛軍、土匪數千人，攻入納雍縣城，還召集大小婁羅開會所謂的“慶功大會”，大肆吹噓“即將爆發世界大戰”“國軍主力已在沿海登陸”“云南龍三公子已帶兵二十多萬暴動”等，要求各匪部頂住我軍清剿，保存實力，廣泛開展游擊戰，并論功行賞，匪首們一個個都當上了軍長、師長，明目張膽地在其盤踞的區域內張貼布告，狂妄吹噓“織納、水城之敵已全部肅清”，這些匪徒時常襲擊我軍下鄉征糧小分隊，不斷攻打我區鄉政府，搶劫糧倉，攔劫車輛。我軍聞訊后，派部隊增援。由于匪兵人地兩熱，采用避實就虛，化整為零，以集中對我之分散，以分散對我之集中的戰術。我軍多次撲空，戰果甚微。

羅湘培的一系列動作雖然鬧得動靜不小，我軍則采取"白天佯攻，夜間突襲"的戰術，在排山倒海式攻勢下，匪兵軍心渙散，士氣低落，逃亡現象屢禁不止，雖然竭力整頓部隊，但也難以挽回頹勢，一路敗退，將叛軍壓縮到了貴州西北部的山區，然而，剿匪行動并非一帆風順。羅湘培還想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不斷進行游擊戰，給我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面對這種情況，我軍決定采取"分進合擊"的方式，逐步縮小包圍圈，并配以經濟封鎖，使之越來越孤立。

此時，身處包圍圈的羅湘培感到孤立無援，處境險惡，便率領這支匪兵想突圍，行至畢節白馬山時被我軍打得潰不成軍，羅湘培本人亦右臂受傷，只身潛逃。據《納雍大事記》記載：1950年10月21日，“救國軍”第八兵團司令羅湘培被我軍包圍于大方縣瓢井區中箐鄉橋邊村何家寨宋錫州家，走投無路的羅視不能再逃，舉槍自斃，結束了其反反復復的一生。

再說搞詐降的272師師長余啟佑，此人在文獻資料上記載其籍貫是浙江人，所部駐扎在貴州興仁地區，他的這支部隊是國民黨駐貴州部隊中，可以算是裝備精良，具有相當戰斗力的部隊，在解放前夕余啟佑在興仁地區胡作非為，濫殺無辜被百姓成為“余屠戶”，名聲很差。

我軍進軍大西南時，原國民黨軍興仁公署專員譚本良乘車抵達盤山，召集余啟佑等人來普安開會，余啟佑當時以為“上峰又來分發武器彈藥或者慰問金之類”，笑得很開心屁顛顛趕到了普安，進入會場后，才發現會場內有異常。眾人進入會場后，憲兵立即將會場圍得密不透風，譚本良開始宣布：“如今咱們大勢已去，不如趕快投降，我已經草擬好起義文書，大家簽個字就行了。” 余啟佑聽到譚專員的話后，故意把臉扭了過去，雙手插兜，悶不作聲。另1個國民黨師長簽完字后，跑到余啟佑的面前，勸說余啟佑：“老余，識時務者為俊杰，你今天不簽字，還想離開嗎？”

余啟佑環顧四周，發現都是荷槍實彈的憲兵，知道這回恐怕沒有那么容易走回去了，無奈只好換了一副嘴臉，笑瞇瞇走到了桌旁。隨即拿起筆來，在起義文書上歪歪扭扭簽下了自己的名字。譚本良怒斥道：“余師長，你寫得是中文還是英文？” 旁邊的另1位國民黨師長站了出來，勸說譚專員：“專員，余師長在起義文書上簽了字就行，通電上把他的名字弄上去就可以了，別管他寫的什么。”

就這樣，“余啟佑率部起義”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果然，他的部隊被安排到指定的地方結集時，善于做表面工作的余啟佑，對前來進行整訓的我軍工作人員，寫了很多標語表示熱烈歡迎。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隨即當他所部來到盤縣與普安交界處——三板橋的時候，竟然下令綁架我軍駐272師的5名軍代表，繞道小路直奔盤北楊松、雞場坪一帶，襲擊我軍145團駐楊松的征糧隊。

此時，我軍征糧隊在3營副教導員胡松、副營長劉貴生的率領下以鄉公所的碉堡和另一個院子為依托，與叛軍展開激烈戰斗。戰斗從早上持續到下午，叛軍未能前進一步。但叛軍大部隊趕到后，占領了鄉公所四周的制高點，用機槍封鎖鄉公所出口。由于敵眾我寡，胡松等36名戰士英勇犧牲，11名戰士被俘。

一次性殺害我多名營級干部，作惡多端的余啟佑，搶走我軍很多軍用物資，隨即率殘部竄到水城縣南部，占據北盤江以南地區，企圖開辟以順場為中心的所謂“游擊區”，打出所謂“滇桂黔同盟軍”的旗號，糾集當地士霸武裝和慣匪流氓，開辦“軍官學校”。 原水城縣參議員龍場鄉鄉長祿仲成，惡霸地主祿仲銀等，經他的培訓后，成了骨干，祿仲銀還當上了余部縱隊司令。這些人搜羅500余名匪徒，擴充勢力，把持順場、碗廠一帶的軍政大權，更加專橫跋扈，無惡不作，當地群眾怨聲載道，反抗情緒憤然而生。

余啟佑率領的殘匪利用這一帶的復雜地形，經常到各地村鎮抓丁殺人、收捐派款，我軍一來就躲進山里，憑借精良裝備和熟悉地形得以漏網逃脫，后來我軍加大清剿力度，還專門組織了滇黔桂三省邊界大圍剿，被逼無路的余啟佑，逃竄到了云南文山，最后又繞道進入廣西，鉆進了廣西的十萬大山打起了游擊，不過在各路部隊的圍剿下，最后終于抵擋不住我軍的攻勢，在山里無法堅持，于是冒險穿越國境線進入了越南，企圖和金三角邊境一帶活動的其他殘軍匯合。余啟佑也因此成為了整個貴州剿匪中唯一得以逃脫未被抓獲的匪首頭目。

俗話說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余啟佑以為逃出國境線就能得以逃出生天，結果在一次行軍過程中，遇到胡志明與武元甲領導的越南游擊隊武裝的伏擊，匪首余啟佑在交戰中墜河被淹死，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不過，他的這支殘部由師參謀長帶領在中越邊境一帶流竄，最終得以抵達富國島，并最終在1953年乘船前往了臺灣。至此，二七二師發動的這次歷時近兩年起義之后又反叛宣告失敗。

英明垂青史，豐碑萬古存。在我軍打擊叛軍過程中為了人民利益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他們拋頭顱、灑熱血，不懼危險、不畏生死，用短暫的生命創造精彩華章，后人在貴州興建了一些剿匪犧牲的烈士紀念碑，以緬懷貴州“第二次解放戰爭”作出貢獻的英雄們。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當年的槍炮聲也聽不到了，可那段血與火走過來的路，從輕敵吃了大虧，到猛然驚醒，再到集中力量、科學指揮，那些深刻的教訓，現在想想還是讓人感慨。一些后人還覺得平安無事，實際上當年那些不甘心失敗的人，只要一機會便蠢蠢欲動，比如說1950年玩詐降，給我軍造成不小損失少將師長羅湘培和余啟佑，兩人均死于非命，成為讓人恥笑的“幾個小毛匪”，淹沒在歷史長河里，只剩一聲苦澀的回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