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學者的中國觀：唯利是圖、氣質文弱、善于虛言、民風敗壞

一、從 “師法中華” 到 “標簽化中國” 的斷崖式轉變

1871 年《日清修好條規》簽訂時，日本談判代表還在為 “日清同格” 的平等地位據理力爭；可短短二十年后，德富蘇峰的《七十八日游記》已在日本瘋傳，書里 “中國人唯利是圖” 的斷言，成了東京街頭巷尾的談資。

這種 180 度轉彎的背后，是一場國運的殘酷逆轉：當明治維新讓日本在 1890 年實現軍費占比超財政 30% 的跨越式發展時，清政府正將海關收入抵押給列強償還賠款。實力天平的傾斜，讓日本學者的筆鋒從敬畏轉向刻薄，四大標簽就此烙印在近代中日認知史上。

二、標簽解構：日本學者筆下的 “中國群像” 與致命偏見

唯利是圖：戰場撿尸背后的生存困境誤讀

德富蘇峰在《七十八日游記》中最刺痛人的描述，是中國人 “為撿尸體物資被炸死” 的細節。他斷言 “中國人做事只為賺錢，無關道義”，卻刻意忽略兩個關鍵背景：

• 生存絕境：19 世紀末華北饑荒導致千萬人餓死，災民在戰亂中撿物資實為保命，而非本性貪婪；
• 制度崩塌：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克扣軍餉，士兵戰死無撫恤，家屬只能冒險搜尋遺物換錢糊口。

更具諷刺的是，這位批判 “逐利” 的學者，其游記在日本再版 17 次，版稅收入遠超他的考察經費 —— 恰印證了 “偏見比真相更暢銷” 的傳播定律。

2. 氣質文弱：和平傳統被曲解為 “戰力低下”

桑原騭藏在《論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中的觀察極具迷惑性：“北京街頭吵架多動手少，戰爭像戲劇擺架子”。這一標簽的形成藏著雙重誤讀：

• 文化根源的刻意忽略：桑原雖承認中國 “重文輕武” 源于孔子 “仁者無敵” 思想，卻回避了 “武” 字 “止戈為武” 的本質內涵，將和平傳統曲解為懦弱；
• 戰爭語境的選擇性失明：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 “致遠艦撞吉野” 的壯烈，被他簡化為 “形式大于實質”，卻對日本偷襲豐島的不宣而戰避而不談。

正如藤村道生在《日清戰爭前后のアジア政策》中揭示的，這種認知實則為日本 “以國運相賭” 的戰爭正當化服務 —— 唯有將中國塑造成 “文弱可欺”，才能掩蓋其侵略本質。

3. 善于虛言：禮儀之邦的語言藝術成 “虛偽證據”

中野孤山在成都教書時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中國同事用 “貴教習”“大教習” 等敬語交流，他卻在日記中寫道 “言辭華麗卻空洞”。這種誤解源于三重認知錯位：

• 語言特性的誤讀：宇野哲人雖指出漢語 “音樂性強、重韻律”，卻將社交禮儀中的謙辭等同于虛偽；
• 文化差異的隔閡：儒家 “溫良恭儉讓” 的處世準則，在急于證明 “文明優越感” 的日本學者眼中，成了 “不直接、善偽裝” 的表現；
• 觀察樣本的局限：他們多接觸官僚與商人階層，卻對陜北農民 “一諾千金” 的質樸視而不見。

4. 民風敗壞：鴉片與賭博背后的制度之殤

德富蘇峰 “報社記者吸鴉片” 的記述，成了 “民風敗壞” 的鐵證。可歷史檔案揭示的真相更為沉重：

• 鴉片泛濫的根源：1840 年鴉片戰爭后，英國每年向中國輸入超 4 萬箱鴉片，清政府禁煙不力實為列強壓迫的結果；
• 賭博盛行的推手：太平天國戰亂導致大量流民涌入城市，賭博成了底層民眾唯一的精神寄托，而非民族本性。

日本學者對此選擇性沉默，反而將制度性悲劇歸咎于 “國民性缺陷”，這種邏輯恰如將明治時期日本街頭的武士斗毆，歸咎于 “大和民族好戰” 一般荒謬。

三、偏見制造機：學者筆鋒如何淪為戰爭幫兇

學術與政治的同流合污

這些標簽絕非單純的學術觀察，而是直接服務于日本的擴張戰略：

• 政策依據：山縣有朋在 1883 年《對清意見書》中，引用桑原 “中國文弱” 的觀點，主張 “趁其未強先攻之”；
• 輿論動員：甲午戰爭后，《大阪朝日新聞》連載德富蘇峰的游記，將 “中國不配獨立” 的論調灌輸給日本民眾，為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鋪墊了社會基礎。

傳播鏈條的精準設計

日本學者深諳 “細節即真相” 的傳播密碼：

• 具象化敘事：用 “撿尸被炸”“記者吸鴉片” 等具體場景替代抽象論述，讓偏見更易被接受；
• 對比強化：一邊渲染中國的 “墮落”，一邊宣傳日本 “明治維新后無一人吸鴉片”（實則 1900 年日本鴉片成癮者超 10 萬人），構建虛假的文明優越感。

四、歷史反思：標簽褪去后，該看清什么？

偏見的本質是實力的鏡像

當 1964 年日本學者再訪中國時，看到的是大慶油田的鉆井架與南京長江大橋的橋墩，昔日 “文弱” 標簽悄然換成 “威脅論”。這恰印證了：標簽從來不是客觀評價，而是實力對比的主觀投射 —— 正如明治時期日本需要 “弱中國” 的認知支撐擴張，今日某些勢力需要 “強中國” 的敘事服務霸權。

記憶的價值在于破除循環

桑原騭藏曾說 “比起盲目的好戰，文弱更為世界和平所珍視”，這句被他自己忽略的真話，恰是對當下的警示。了解這些標簽的由來，不是為了清算歷史，而是要警惕：當實力變化時，偏見可能以新的形式重生。

五、文明對話該如何超越標簽？

明治時期的遣唐使曾為長安的《秦王破陣樂》震撼，近代學者卻為街頭的生存細節刻薄；今日中日貿易額突破 3500 億美元，可歷史標簽的余響仍在。

或許正如利瑪竇四百年前的觀察：中國的和平傳統從未改變，改變的是觀察者的心態。當我們不再用標簽定義彼此，才能真正讀懂 “和而不同” 的東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