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廣波：寫在《胡適年譜長編》“人名索引卷”出版之際

《胡適年譜長編》，10卷，宋廣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第二次印刷，“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文|宋廣波，作者授權發布

《 胡適年譜長編》的“人名索引卷”（即全書的第10卷）終于出版了，這書終于可以以完整面目呈獻讀者了，我的心頭真如巨石落地——總算了卻一樁心愿。

2024年4月，《胡適年譜長編》（下簡稱《胡譜》）的前九卷最后定稿，我即開始著手編制人名索引。當時，諸多親友和有關方面均不主張再編索引。他們的理由是：（一），此事特別繁難。胡適交游之廣，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幾無出其右者；《胡譜》所涉人物之廣之雜，也難有同類書可比肩者。（二），做這類事，往往費力不討好。早前使用“索引”時，我們經常遇到如下情況：人名錯漏，同一人名兩次入目（主要由中國人的名、字、號之復雜所致），人名與頁碼不相對等等。因此，常引來指摘。今為《胡譜》編索引，實亦難免上述不足。饒使如此，我仍獨排眾議，堅持要做索引。我的理由是：500萬字的大書，沒有索引，是無法看的。多年來，我雖一直強調年譜必須突破“只是史料長編”的觀念，而應將其作為史學著作來部勒、規劃，但同時也強調必須彰顯其工具書的功能。（宋廣波：《對年譜、年譜編撰的新思考》，《東吳學術》2024年第2期）而欲達此目的，至少要做到兩點：引用材料必須詳注出處；必有索引。關于前者，可舉一例。九卷本《胡譜》問世后不久，即有讀者詢問極少見的未標出處的一條之史料來源。此條在1919年：

5月12日 胡適返抵北京。

我自思：當初即如此肯定措辭，必有所本。乃查書。首先查胡適家書（胡適向家人通報行程，極有可能的），但無所獲。又查《申報》《北京大學日刊》（當時報刊多有“時人行蹤”），亦無所獲。正當懊悔之際，還是提出問題的朋友找出史源出自胡適1919年6月22日致蔡元培函：

我五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收到Columbia大學Butler先生覆先生的去電……（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1冊，胡適紀念館印行，2018年，364頁）

由此可見，不注出處，何等可怕！至于索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研究梁啟超的人通過《索引》一下找到所有梁啟超的記載，研究陳獨秀的人通過《索引》一下找到所有陳獨秀的記載，研究顧頡剛的人通過《索引》一下找到所有顧頡剛的記載……其省時省力，顯而易見。工具書最大之功用，在為讀者提供便利。所以，明知難以避免瑕疵、錯漏，但仍堅執做索引。

常有人認為：使用現在的電腦檢索方式，做索引并不難。但胡譜出現人名有特殊的復雜性：很多人名不僅字號多，有時還用英文名，有時則用代稱，外國人名不僅遍及五大洲，且橫跨學界、政界、商界等各行各業。故，此次給《胡譜》做索引不采取電腦檢索之法，而是用最傳統、最原始的辦法：先在每一頁勾畫人名，然后復查有無遺漏，然后做出每卷的中文、外文人名索引初稿，再復核一過，然后交各卷編輯審讀。收到各卷的反饋意見后，再復核并與編輯溝通，各卷定稿。

2024年4月5日，我收到用以做索引的第一卷校樣，4月19日向社方提交第一卷的中文人名索引，5月27日提交第一卷的外文人名索引。向社方提交其他各卷外文人名索引的時間分別是：5月28日發第二卷，5月31日發第八卷，6月2日發第三、五卷，6月5日發第六、七、九卷，6月17日發第四卷。這期間，各卷中文人名索引也次第發出。當時我最關注的是進度，總告誡自己不可以在我這里耽誤時間。往復的郵件、微信留言不可勝記。我這里抄幾封：

2024年5月28日，筆者致函社方項目負責人：

現在發出的是第二卷外國人名索引，包括昨天發出的第一卷。第三卷也在上面，但第三卷我尚未逐一審核，因此，您不必管第三卷。這個版本，請先不要發第三卷陳女士。待我仔細審核第三卷之后，再請您轉陳女士。

我個人建議：您收到后，先將第二卷的中文人名索引暫時放一放，優先處理外國人名索引。因為，外國人名索引較中國人名索引容易出差錯，我們早動手，早發現，早解決。這樣就會在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從容為之。中國人名索引，只要下了苦功夫，就沒有搞不定的。

我的建議是，外國人名索引優先，先將整卷書的外國人名索引都定下來。

我擬了一個“關于外國人名索引編制”（索引編例就以此為基礎擬定），發給您，供您和處理外國人名索引的朋友們。您收到后，請先轉發第一卷胡女士一份。

2024年7月1日，筆者致函社方項目負責人：

我剛剛發出的是，第九卷中國人名索引。這一卷人名極多極多，處理起來甚為費事。我要經過幾個“復核”，復核人名有無勾畫遺漏，復核人名與紙本是否一致，昨天工作到8點，整天和一位幫忙的朋友做了120頁，前天是70頁。今早睜開眼之后，又將待補的生僻人名補上，費了兩個半小時。這卷工作量大極了。請安排人處理，最好是2-3人，請快安排，請安排不止一人。

我還是強烈建議您，將我反饋的要改錯的地方處理好之后盡快拿去改樣，9卷的數量實在太大了，您一下堆到案頭上處理，耗時太多！請先處理第二卷，若您認為要改的，請告知我，我們統一以后，就拿去改吧。第三卷我至晚明天回復您與陳女士。這樣，前三卷，我就等編輯的再回復了，可以定了。定了，您就可以通讀了。

周五夜里，陳女士將第四卷的中文人名反饋我了。

這一周，第四、五卷的英文，第六的中文卷，都該反饋了。

2024年7月25日，筆者致函社方項目負責人：

第五卷的英文人名，基本處理完畢。只待中文人名反饋后一并將修改意見發編輯。中文人名，今天下班前能反饋嗎？六、日亦可通過您反饋給我。

修改的樣子，已經收到1、3、4、6。

2024年8月9日，社方項目負責人給筆者留言：

已完成的各卷人名修改，我已整理好發給各卷責編統查是否涉及自己那卷。最后兩卷的人名修改完全定下來后，我會將新增的人名修改發各卷補查，確定不再改了，各卷責編自行定稿交我，我來完成統稿。

上述郵件主要圍繞“進度”展開，至于和各卷編輯就具體問題的反復溝通，甚至是辯難，則難以一一列述。

各卷人名索引編校工作持續了半年有余，10月后初步定稿。下一步是將各卷匯成整套書的中、外文人名索引。完整的九卷本的中文人名索引于10月28日發社方，外文人名索引于11月5日發出。社方此時指定幾位編輯分工推進（如某人負責中文的1-6劃，某人負責7-9劃，某人負責外國人的A-G,某人負責H-N……），重新編輯。經過作者、編輯反復溝通，在三審三校后最后定稿。我最后給通稿編輯修改意見，是在2025年5月26日，此后就是付印流程了。從2024年4月5日至此，總計耗時近14個月！

這項地地道道的“苦力活兒”持續了14個月，加之無日無夜地連續作戰，故對健康損害極大。因終日盯著電腦、校樣，視力直線下降，工作未完即已不易看清五號字。尤其是，去年五月中旬，突然兩只眼珠全部通紅，伴著麻森森地疼。我以為涂點眼藥水可好，但涂了三天毫不見效，就有些恐慌——倘或兩只眼睛壞掉，那還了得！于是趕緊去醫院掛急診，被診斷為“結膜出血”，好在醫生說服藥可愈，這才放心。這期間，幾位編輯之敬業，也令我感動。有兩位女士是在手術后抱病工作，另有一位編輯則總是收到反饋后立即動手，從不耽擱，不管是上班時間還是休息時間，且經常工作到深夜，經常零點左右還發圖片來與我商量。她曾以影響我休息表示歉意，其實，我心中只有感激：別人為我的書加班加點，我何敢談辛苦！這期間，曾找幾位同事、朋友和學生幫忙做些勾畫、核對工作，也應感謝。他們是張志勇、曹國芳、孫緒謙、常晗晗、趙興清。到三審三校環節，我常請孫君來辦公室一同辦公。我二人共用一張長條辦公桌，每人面前一臺電腦，周圍攤開擺著九卷書。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我們一同工作到臘月二十八，正月初六孫君回京后又集中忙活了幾天——為了在出版社開工后及時收到反饋。外文人名索引最難解決的，是某些外國人名在譜文中只出現一個單詞，而年譜中出現此單詞的人名有時不止一個單詞，這就首先要判定單單詞人名和多單詞人名是否一人？這就要反復查閱各種工具書和相關網站，看此人在譜文中出現的情境和時間，有沒有可能和胡適有交集。有的根據生卒年能立時斷出，有的則要花費大心思。不過，無論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結論，都倍感喜悅。以前認為和胡適毫無瓜葛的人，往往有很深的淵源，這足以令人興奮！這種共同辦公，常常到晚上十點，走出大樓，馬路上已是一片燈火闌珊。當遇鳥巢有音樂會，則要走出辦公區好久才能叫到車。后來我曾多次向孫君誠摯道謝，但他卻說：幫您做此事，是受益最多的。這一點我是承認的：對一個有疑難的歷史人物，找出他與譜主的關系，了解了他的履歷和貢獻，實在是極為開心的，實在是很“長學問”的。這就是胡適所說的，編索引這類工作，實是“為己”的工作，不是“為人”的工作。

做索引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就是發現了譜文中的些許錯誤，就最后做一個“勘誤表”附在“索引”之后。

關于索引本身，我想說幾句話。第一，以讀者便利為一切的出發點。比如，姓氏排序時，我要求將每個姓氏在目錄上都標注頁碼。過去的索引常常是一個筆畫一個頁碼，但六、七、八、九劃姓氏相對集中，讀者翻檢時，要先數筆畫，后才能查到姓。而這種辦法立馬能查到某姓的頁碼。第二，盡可能多得提供人物信息，凡是譜中出現的人物的字、號、別名、英文名都要括住在人名之后的，有的代稱也盡量考證出來。比如，譜文中出現“snow boat”，經反復考證，知道是王世杰。還有，譜文中常出現“某某夫婦”的提法，則夫妻雙方都要編入索引。而這種情況，往往夫人的名字是不出現在年譜中的。我們就設法找出夫人的原名并備注某某夫人。如陸佩玉（浦薛鳳夫人）、蕭德華（王世杰夫人）、黃蕙芳（全漢昇夫人）、王文湘（何應欽夫人）、龍薌畹（何其鞏夫人）。這樣做，旨在增加歷史人物的信息量。包括上述心意的人名《編例》，表達了編制索引的全部想法，是作者和編輯反復討論、商酌才最后定稿的。不妨引在這里：

胡適交游之廣，在近代歷史上幾無出其右者。為便于通檢《胡適年譜長編》中出現的中外人名，特編制《中文人名索引》《外文人名索引》二種。

一、《中文人名索引》除收錄《胡適年譜長編》正文中出現的中國人人名，還收錄日本、朝鮮、越南等亞洲國家的中文人名（如鈴木大拙、梁建植、潘是漢等）和難以確認外文名字的外國人的中譯名（如柯溫等）。

一、《外文人名索引》收錄《胡適年譜長編》正文中出現的外文人名。以外文書寫卻無法考出其中文名的亞洲國家人名，亦收入《外文人名索引》。

一、凡標注引文出處的書籍作者（編者）、文章作者（編者）之人名，如“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之耿云志、“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之胡頌平，均不入索引。

一、書名、文章名、詩歌名中的人名，如圖書《獨秀文存》中的陳獨秀，Darwin，Marx，Wagner中的Darwin、Marx、Wagner；文章名《孫行者與張君勱》中的張君勱，《黃梨洲論學生運動》中的黃梨洲；詩歌名《哭丁在君》中的丁在君，《追哭徐新六》中的徐新六，一律不入索引。

一、以人名命名的獎金、組織、機構、學派中的人名，如“楊銓獎學金”中的楊銓，“洛克菲勒基金會”中的洛克菲勒，“葛思德圖書館”中的葛思德，“黑格爾派”中的黑格爾，均不入索引。

一、凡出現之簡單稱謂如某先生、某女士、某長官等，能考出其真實姓名者，以真實姓名編入索引；而實在無法考出者，則不入索引。

一、極常見、極簡單的外文人名，如Smith，凡難以確指其究系何人，但又極易造成混淆者，不入索引。

一、文學作品中塑造之虛擬人物，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王熙鳳等，《洛綺思的問題》中的Crandall，不入索引。但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如《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劉備、諸葛亮等，編入索引。

一、徑以帝號稱呼者，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康熙帝等收入索引，但用于表示歷史時期，如“東漢明帝時候”之“明帝”，則不入索引。

一、本索引以姓名為檢索條目。每個人名之后，依次標注出現的卷數及在該卷中出現的頁數。如“胡覺【1】4……【2】79……”表示“胡覺”出現于第一卷第4頁、第二卷第79頁，以此類推。人名連續3頁及以上出現時以連字符表示，如“1—5”表示人名在1—5頁均出現過。人名跨頁出現時，標注前頁的頁碼，如“江冬秀”的“江冬”二字出現在第一卷第115頁，而“秀”字出現在第116頁，則標注第115頁。

一、凡出現之名字未能考出全名者，以名字徑列條目，如“純銘”“詠春”“鏡蓉”等。

一、中文人名中凡以字行者，不以名作索引條目，如陶孟和（履恭）、蔣百里（方震）等。

一、作家以筆名著稱者如巴金、冰心等，以筆名列為條目。

一、中文人名后之括注，指年譜中出現的該人的字、號、筆名、別名、英文名、身份稱謂等，如梁啟超（任公，飲冰）、丁文江（在君，V. K. Ting）。中國歷史人物字號繁多，凡未出現于年譜中的字、號、筆名等，則不括注，如魯迅還有另一筆名“巴人”，但“巴人”未出現在本譜中，則不括注。

一、外文人名后之括注，指年譜中出現的該人的譯名、身份稱謂等，如Acheson（艾奇遜）、Addison（艾迭生）。由于外國人譯名多為音譯，早期形式不一，凡未出現于年譜的則不括注，如Aristotle譯名還有“亞里斯多德”“雅里士多德”等，Robert Browning譯名還有“勃朗寧”“卜郎吟”等，但未出現在本譜中，則不括注。

一、對于姓名完全一致的人物，在姓名之后做括注以示區別。如《中文人名索引》中的兩個“陳炯明”，一為粵系將領，一為臺大醫生，在其名之后分別括注“競存”“醫生”。因括注內容系編者所加，而非出自年譜正文，故用楷體，以示與正常括注之區別。同理，《外文人名索引》中的兩個“Robertson”，亦用楷體分別括注“《紐約時報》記者”“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

一、中文人名按人名姓氏筆畫順序排序，同姓氏者，按其第二、第三字的筆畫順序排列。凡復姓按第一個字排列，第一個字相同的再按第二個字排列。凡姓字相同者，單字名排在多字名之前，如王弼排在王云五前面；三字名排在四字名前面，以此類推。多字名依次看名的第一字、第二字。

一、外文人名以英文書寫形式為主，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最后，我要誠懇表示：雖然這項工作耗費大量心血，無不體現著為讀者服務的一片誠心，但因能力不逮，錯誤在所難免，這全由本人負責，懇請親愛的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