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國和葡萄牙簽約,確定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本來是板上釘釘的喜事。可1992年,葡萄牙突然變卦,說澳門能還,但中國軍隊不能進。
我方部分談判人員有些猶豫,覺得這事或許能商量。
關鍵時候,澳門德高望重的愛國老人坐不住了,找到中央駐澳門負責人,態度堅決要求立刻給中央發電報:“澳門必須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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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澳門,正處在回歸祖國的過渡期關鍵節點。兩年前簽署的《中葡聯合聲明》已明確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雙方后續的細節磋商卻在駐軍問題上出現了意外分歧。
葡萄牙代表突然拋出“自身自1975年起已在澳門無駐軍,中方回歸后也不宜駐軍”的主張,這一表態不僅讓談判現場陷入短暫僵持,更在澳門愛國人士群體中引發強烈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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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的馬萬祺,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第一時間作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緊急拜訪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請求向中央反映“澳門必須駐軍”的堅定訴求。
馬萬祺的急切反應,源于對國家主權的堅守和對澳門現實安全的深切擔憂。當時的他正在家中用餐,聽聞葡方提議和談判現場的松動情況后,一掌拍在桌沿,當場怒斥這一說法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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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領土與主權密不可分,駐軍是國家對領土行使主權的直接體現,“自家領土怎能沒有駐軍的權力”,這樣的核心原則絕不能讓步。
原本計劃飯后再處理事務的他,此刻已完全無法安心,立即吩咐司機備車,徑直前往新華社澳門分社的辦公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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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12點15分,馬萬祺推門走進了分社社長王啟人的辦公室。彼時的新華社澳門分社,是中央與澳門各界保持密切聯系的重要橋梁,在過渡期內承擔著傳遞民意、溝通協調的關鍵職能。
馬萬祺連一杯熱茶都顧不上喝,便開門見山提出要向中央發緊急電報,語氣堅定地闡述了澳門必須駐軍的核心理由,這一講就是四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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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晰列出三條不可動搖的依據:其一,駐軍是國家主權的直接體現,沒有駐軍的主權完整是不充分的,無法向歷史和人民交代。
其二,澳門當時黑幫林立,治安狀況堪憂,本地警察力量薄弱,難以應對復雜的安全威脅,駐軍能為回歸后的社會穩定提供堅實保障;其三,若在駐軍問題上讓步,可能會被臺港地區別有用心之人借題發揮,影響國家統一大業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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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萬祺的身份與立場,讓這番訴求擁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作為澳門工商界的領軍人物,他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長達26年,后來更被推舉為永遠會長,在澳門社會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同時,他兼具全國人大常委的身份,深度參與國家事務協商,始終是愛國愛澳力量的核心代表。王啟人社長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在認真記錄下馬萬祺的每一條意見后,立即安排分社工作人員起草特急電報,將這一關鍵訴求第一時間傳遞至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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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僅有38字的特急電報,承載著澳門愛國人士對國家主權的堅守和對家園安寧的期盼,成為推動中央作出駐軍決策的重要契機。
特急電報送達北京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正在接見外賓。結束外事活動后,得知澳門傳來的重要訴求,他當即決定于當晚10點召集外交部、港澳辦、中央軍委辦公廳等部門的聯合會議,專題研究澳門駐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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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現場曾出現不同聲音,有觀點提出可暫不設營,以減少對葡方的刺激,避免影響后續磋商進程。
面對爭議,錢其琛將那份特急電報拍在桌面,嚴肅反問眾人:“怎能在這種事上退讓,又該如何向歷史交代?”這句話瞬間統一了現場共識,讓參會人員明確了主權問題不容妥協的核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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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深夜會議持續至凌晨1點20分,最終敲定三項關鍵決定:一是堅持在澳門駐軍的原則不容談判,這一底線絕不能動搖。
二是由新華社澳門分社立即轉告馬萬祺,讓他放心中央的立場;三是正式啟動駐澳部隊組建工作,相關工程代號定為“9920工程”,明確以1999年12月20日回歸節點倒排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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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7點,王啟人社長便撥通了馬萬祺家中的電話,電話那頭只傳來簡潔有力的四個字:“放心,駐軍。”接到回復的馬萬祺,緊繃多日的神經終于放松,轉頭對老伴說道:“這下能睡個好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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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0工程”的推進,始終緊扣澳門的實際情況展開。1999年4月12日,駐澳部隊在珠海唐家灣營區悄然成軍,這支部隊由7個營組成,兵力約1000人,是一支精干高效的現代化部隊。
考慮到澳門是城市型社會,部隊專門制定了針對性的訓練科目:城市反恐演練應對可能的安全威脅,葡語口令訓練便于與當地民眾和執法部門溝通,而熟記澳門街巷圖則是每位官兵的必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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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部隊還定下鐵律:進入澳門后不擾一民、不借一物、不宿民房,以實際行動維護澳門社會的正常秩序。
1999年12月19日晚,即將進駐澳門的官兵們寫下《致澳門同胞書》,鄭重承諾將守護澳門平安,永遠不打擾民眾生活,這封文書并非外界誤傳的遺書,而是對澳門同胞的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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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萬祺的擔憂并非多余,當時的澳門確實深陷治安困境,迫切需要強大的力量維護穩定。回歸前夕的澳門,被黑社會組織嚴重困擾,以“14K”頭目尹國駒為首的勢力,統領著遍布港澳地區的10萬門徒,控制了當地的賭場、酒店等核心產業,被民眾稱為“地下澳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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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尹國駒因不滿澳葡當局掃黑行動,下令手下投擲炸彈襲擊警察司司長白德安的座駕,導致車輛炸毀,隨后又對警察總部大樓發動炸彈襲擊,引發全澳恐慌。
在此之前,澳門還曾發生過黑幫當街砍死法官的慘劇,孱弱的警察部隊難以遏制黑幫勢力的蔓延,這樣的治安狀況讓澳門民眾對回歸后的安全保障充滿期盼,也讓馬萬祺的駐軍訴求擁有了廣泛的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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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0日零時,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性時刻到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跨越邊境,整齊列隊進駐澳門,這支承載著國家使命和民眾期盼的部隊,受到了澳門同胞的熱烈歡迎。
原本政府組織了500名學生在關口迎接,最終卻有10多萬居民自發走上街頭夾道歡迎,不少民眾熱淚盈眶,用歡呼聲和掌聲表達對子弟兵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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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部隊進駐后,迅速展現出維護穩定的強大能力,“崩牙駒”等黑幫頭目很快被依法懲處,澳門的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殺人案數量從回歸前的每年37樁驟降至次年的1樁,曾經的“治安黑洞”變成了“安全綠洲”。
結語
馬萬祺當年的緊急訴求,最終化作守護澳門繁榮穩定的堅實屏障。駐軍不僅捍衛了國家主權的完整,更成為澳門社會穩定的“壓艙石”和經濟發展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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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后的澳門,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依托駐軍帶來的安全環境,經濟持續繁榮,社會和諧穩定,各項事業取得長足發展。
而馬萬祺作為愛國愛澳的杰出代表,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了對國家的忠誠,他的這一關鍵訴求,也成為澳門回歸進程中一段彰顯民族大義與責任擔當的重要記憶,被永遠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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