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高額順差，德國是怎么做的？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朱兆一

海關總署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前11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08萬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荷蘭一年的GDP總量。

在為這一歷史性成就歡呼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冷靜思考：順差創新高之后，中國外貿繼續發展的前路在何方？歷史上，日本因巨額順差在1985年被迫接受“廣場協議”，日元急劇升值導致產業空洞化和“失去的三十年”。

而德國作為另一個長期順差大國，卻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在2000至2020年間，德國順差曾多次超過中國，長期穩居全球第一，但德國既沒有遭遇日本式的貨幣危機，也沒有陷入產業空洞化，反而將順差轉化為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德國經驗究竟有何獨特之處？對今天的中國又有哪些啟示？

中德相似的順差成因

德國成為長期順差大國，并非偶然。2000年后，德國貿易順差持續攀升，2015年達到巔峰時超過3000億美元，占GDP比重接近9%，遠超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3%）。

這引發了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歐盟內部的強烈批評，認為德國順差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但德國政府始終堅持，順差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非政策操縱。

德國順差的形成，與今天的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首先是產業結構優勢。德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機械制造、汽車工業、精密儀器、化工等領域形成全球壟斷性供應能力。大眾、寶馬、奔馳占據全球高端汽車市場，西門子、博世在工業自動化領域無可替代，巴斯夫、拜耳在化工領域長期領先。這些企業不僅技術領先，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和質量控制標準，使得“德國制造”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

其次是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為德國順差提供了外部條件。2000年后，歐元區成立使得德國不再面臨貨幣升值壓力，同時南歐國家經濟疲軟導致對德國產品的依賴度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工業競爭力下降，德國產品的相對優勢進一步擴大。這與今天中國面臨的環境高度類似：歐美經濟增長乏力、通脹高企，中國制造以其穩定供應和高性價比成為全球“購買力保護機制”。

第三是新興市場的崛起為德國出口提供了新的增長點。德國很早就開始布局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在這些國家建立生產基地和銷售網絡。當發達國家市場飽和時，新興市場成為德國企業新的利潤來源。這也是中國當前正在經歷的：對東盟、非洲、拉美出口增長遠超對歐美出口，新興市場正在成為中國順差的重要支撐。

然而，德國的經驗更重要的不是如何創造順差，而是如何管理順差、如何將順差從“政治風險”轉化為“戰略資產”。

不削減出口，而是擴大資本輸出

面對國際社會對高順差的批評，德國政府的應對策略耐人尋味。與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被動接受日元升值不同，德國選擇了一條主動平衡的道路：不是削減出口來降低順差，而是通過擴大對外投資，將貿易順差轉化為資本項下的逆差，從而在國際收支層面實現再平衡。

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德國政府深刻理解了一個道理：

順差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順差如果僅僅表現為外匯儲備的積累，就會成為國際政治博弈的把柄。

德國為此建立了一套系統性的制度支持體系。最重要的是境外所得稅豁免制度，德國企業在海外獲得的利潤在回流時基本免稅，這大大激勵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長期對海外利潤征收高額稅收，導致美國企業寧愿將利潤留在海外也不愿回流。德國的制度設計使得企業愿意將貿易順差賺取的利潤再投資到海外市場，形成良性循環。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家政策性銀行為德國企業“走出去”提供長期、低成本的融資支持，包括直接貸款、出口信貸擔保、風險對沖工具等。與商業銀行不同，KfW不以短期利潤為導向，而是服務于德國的長期戰略利益。通過這種方式，即便是中小企業也能獲得足夠的金融支持進行海外投資，而不僅僅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專利。

更重要的是，德國政府引導企業進行的是戰略性投資，而非簡單的財務投資。德國企業在海外不僅建立生產基地，更建立研發中心、供應鏈網絡和服務體系。大眾在中國不僅有生產基地，還有專門的設計中心，針對中國市場開發特定車型；巴斯夫在中國湛江投資100億歐元建設的一體化基地，不僅是生產工廠，更是區域研發和技術服務中心。這種深度本地化的投資，使得德國企業真正融入當地產業生態，而不僅僅是把生產線搬過去。

數據顯示，2000年至2020年間，德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約3000億美元增長到超過2萬億美元，增長了近7倍。這些投資不僅覆蓋歐洲、北美等傳統市場，更大舉進入中國、東歐、東南亞等新興市場。通過這種方式，德國成功地將貿易順差轉化為全球產業布局，而非簡單的外匯儲備積累。

分層配置與風險對沖

德國企業的全球布局呈現出高度理性的分層特征，這與單純追求低成本的產業轉移有著本質區別。德國企業將全球市場劃分為不同層級，每個層級承擔不同的功能，形成了一個既有效率又有韌性的全球網絡。

在東歐，特別是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德國企業主要布局勞動密集型的制造環節。這些國家距離德國近，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且文化、法律體系與德國接近，便于管理。

更重要的是，它們都是歐盟成員國，享受統一市場的便利，產品可以無障礙進入德國和整個歐洲市場。這種“近岸外包”既降低了成本，又保持了供應鏈的可控性。

在中國，德國企業的定位則完全不同。中國既是巨大的消費市場，也是規模化生產的最佳選擇地。德國汽車企業在中國的銷量占其全球銷量的40%以上，這使得在中國建立完整的產業鏈成為必然選擇。

但德國企業在中國不僅僅是建廠生產，更是將中國作為創新中心。寶馬在沈陽、大眾在上海都建立了研發中心，針對中國市場和全球新能源趨勢進行技術開發。這種布局使得德國企業既能享受中國市場的規模紅利，又能利用中國的工程師資源推動創新。

在北美，德國企業的布局重點是高端研發和利潤中心。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科研實力和最大的高端消費市場，德國企業在美國設立的往往是技術中心、創新實驗室和區域總部。同時，為了規避貿易壁壘，寶馬、奔馳、大眾都在美國建有生產基地，但這些工廠的技術含量遠高于其他地區，主要生產高端車型。

在東南亞，德國企業的布局則體現了對供應鏈韌性的考慮。雖然起步較晚，但2015年后德國企業明顯加快了在越南、泰國、印尼等國的投資。這既是為了分散風險，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也是為了應對可能的地緣政治沖擊。博世在東南亞建立的生產基地，既服務于當地市場，也作為全球供應鏈的備份節點。

這種分層布局的智慧在于，德國企業并不是簡單地“哪里便宜去哪里”，而是根據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功能性配置。核心研發留在德國，高端制造分散在歐美，規模化生產放在中國和東歐，彈性供應鏈布局在東南亞。這種結構既保證了效率，又增強了抗風險能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德國“隱形冠軍”企業的全球化模式。這些中小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在細分領域擁有全球領先的技術和市場份額。它們的全球化不是靠規模取勝，而是靠技術壁壘。

這些企業往往專注于某個極窄的利基市場——比如特種閥門、精密軸承、工業傳感器——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和客戶服務，在全球市場建立難以撼動的地位。它們的毛利率往往高達50%以上，遠超行業平均水平。這種模式使得它們即便人工成本高昂，也能保持強大的競爭力。

2020年開始的困境

然而，德國的順差管理模式并非完美。進入21世紀20年代，德國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最顯著的挑戰來自中國制造的強勢崛起。在汽車、機械、化工等德國優勢領域，中國企業正在從“互補者”轉變為“競爭者”。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市場份額已超過40%，比亞迪、蔚來等品牌在技術和價格上都對德國車企形成沖擊。

德國制造最大的系統性風險在于成本劣勢日益凸顯。德國工業電價在2024年達到0.15歐元/千瓦時，是中國的兩倍以上。高昂的能源、勞動力和環保合規成本，使德國企業在價格敏感型市場越來越缺乏競爭力。巴斯夫已明確表示，未來新增產能將主要放在中國和美國。

歐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也在加劇。德國的巨額順差對應的是南歐國家的巨額逆差，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長期批評德國“搭便車”，這使德國在歐盟內部的政治影響力受到制約。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長期順差掩蓋了德國產業創新能力的停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德國明顯落后于美國和中國。德國缺乏像蘋果、谷歌這樣的平臺型企業，也缺乏像華為、阿里巴巴這樣的科技巨頭。產業結構過于依賴傳統制造業，使德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處于被動。

但必須指出的是，盡管面臨這些挑戰，德國依然是全球制造業的頂尖強國。2024年德國出口總額仍然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中國和美國，占全球出口份額約7%。在機床、精密儀器、高端化工、汽車零部件等領域，德國的技術優勢和市場份額依然難以撼動。

雖然在與中國的直接競爭中德國優勢正在縮小，但相對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德國仍然處于全球制造業的第一梯隊，穩居前四至前五的位置。這提醒我們，德國模式的局限性并不意味著其徹底失敗，而是在新的競爭格局下需要調整和升級。

中國能學什么

德國的經驗既有成功之處，也有局限性。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德國提供的不是完美模板，而是一面鏡子。我們至少在五方面可以向德國取經。

第一，中國必須建立系統性的資本輸出機制，將順差轉化為全球影響力。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2.3萬億美元，相比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外匯儲備規模，仍有巨大提升空間。

中國需要借鑒德國的制度經驗，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性金融支持、風險對沖機制等方式，鼓勵企業進行長期性、戰略性的海外投資。這不僅包括大型國企和科技巨頭，更要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德國的隱形冠軍模式告訴我們，在細分領域建立技術優勢的中小企業，往往比追求規模的大企業更具長期競爭力。

第二，企業出海必須實現從“賣產品”到“建生態”的轉變。德國企業在海外不僅建工廠，更建研發中心、培訓體系、服務網絡，真正融入當地產業生態。中國企業當前的海外布局仍以產能轉移為主，缺乏深度本地化。比亞迪在泰國、巴西建廠是好的開始，但僅有工廠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本地研發能力、供應商網絡、售后服務體系，甚至參與當地的職業教育和社區建設。只有這樣，中國企業才能真正成為東道國經濟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來者”。

第三，全球布局必須實現戰略性分散，而非單純的成本驅動。德國企業的分層布局策略值得借鑒：核心技術和品牌留在國內，規模化生產放在成本優勢地區，戰略性市場則需要深度投資。中國企業不能簡單地“哪里便宜去哪里”，而要根據不同市場的戰略價值進行差異化布局。對于歐美等高端市場，要舍得投入建立本地研發和品牌；對于東南亞、拉美等新興市場，要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對于非洲等潛力市場，要提前布局建立先發優勢。

第四，要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將產業優勢轉化為標準優勢。德國企業在其優勢領域往往掌握國際標準的制定權，這使得競爭對手即便技術上趕超，也難以撼動其市場地位。中國企業在電動汽車、5G、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已經具備技術優勢，現在需要的是將這種優勢轉化為國際標準。這不僅需要企業努力，更需要政府層面的支持和協調，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五，要建立更加開放的國內市場，以進口平衡出口。德國雖然是順差大國，但同時也是重要的進口國，其市場開放度很高。中國應當繼續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進口，讓國內消費者享受全球化的成果，同時也通過競爭倒逼國內企業提升。順差的降低不應通過限制出口實現，而應通過擴大進口、提升內需來實現。

結語：超級順差是新起點

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順差本身既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永續的保障。順差的真正價值在于，它為一個國家提供了戰略機遇期——用這段時間完成產業升級、全球布局、規則重塑。如果能夠抓住機遇，順差就能轉化為長期競爭優勢；如果錯失機遇，順差反而會成為沉重包袱。

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比德國當年更加復雜，但中國也有德國不具備的優勢：更大的市場規模、更完整的產業體系、更強的制度動員能力、更廣闊的新興市場腹地。

萬億美元順差不是中國經濟的終點，而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起點。關鍵在于，中國能否將這個數字轉化為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力、國際規則的話語權、技術創新的領導力。

當中國企業不僅向世界輸出產品，更輸出資本、技術、標準和服務；當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更成為全球產業鏈的組織者和價值創造者時，順差的意義才能真正得到升華。

德國用了二十年探索順差管理之道，既積累了寶貴經驗，也留下了深刻教訓。中國應當汲取德國的智慧，避免重蹈覆轍，走出一條更加穩健、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續的全球化道路。順差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