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西方偽史論：文明發展的邏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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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引子：

前幾天寫了《為什么只有中國才有王朝周期律》的上部“中國之外無盛世”，有位比較有個性的朋友留言，堅持認為文明的發展與體量無關。

由此聯想到，關于西方偽史論是否能夠成立，其實可以從文明發展的底層邏輯加以論證。

那么，文明發展的底層邏輯是什么呢？

校尉以為，除了那位朋友不以為然的規模效應，還有另外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清晰且可以驗證的信史記錄，也即校尉常說的千年文明尺，二是對宗教進行徹底的世俗化改造，擺脫極端宗教思想、原教旨主義的禁錮。

這三個特征，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緊密的內在邏輯關系。

簡單說，就是文明必須先達到一定的規模，才有可能進入信史時代，才有可能完成宗教世俗化改造。

而信史時代與宗教世俗化改造，本身又是互為因果、互相耦合、互相推進的關系：沒有信史，就沒有宗教世俗化，沒有宗教世俗化，就沒有信史。

壹：文明的規模效應

生命的演化，其實就是一道關于規模效應與統計規律的數學題。

因為宇宙足夠大，所以雖然概率小到接近于零，卻依然可以孕育生命。

以人為例。

假設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那么，每一個人的出生概率，小到只有五百萬億到一千萬億分之一。

這里的五百萬億到一千萬億，是一個男人一生可以產生的精子數量——一萬億到兩萬億，乘以一個女人一生可以產生的卵子數量——五百顆。

因此，生而為人，不僅是宇宙的奇跡，也是數學的奇跡，是規模效應對于無窮小概率事件近乎神跡的加持。

要知道，在每個人出生的數百萬億分之一幾率之前，還要經歷無數次類似的篩選：從父輩到祖輩，從祖輩到遠祖，從人類到類人猿，從類人猿到陸地脊椎動物，從陸地脊椎動物到兩棲動物，從兩棲動物到魚類，從魚類到海洋無脊椎動物，從海洋無脊椎到真核生物，從真核生物到原核生物，從原核生物到蛋白質……每一次生命的繁衍、每一次生物的進化，都是建立在規模效應之上的小概率事件，都必然服從統計規律。

基于規模的概率統計，既是生物發展的底層邏輯，也是人類文明演化的底層邏輯。

如果說宇宙運行的底層邏輯是數學理論，那么，生命演化的底層邏輯就是統計規律。

因此，作為已知宇宙唯一的智慧生命，人類的繁衍生息、人類文明的發展變化，也必須服從統計規律。

而統計規律能夠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就是樣本足夠大，這就是文明的規模效應。

以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文明為例。

英國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幾百萬人口的國家、數萬經過簡單培訓的產業工人、數千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工程師，就能構建完整的產業鏈，形成一個工業強國。

因此，在這個階段，不僅英國、法國、德國這種傳統的歐洲大國能夠躋身工業強國，連比利時、盧森堡這樣的小國，都能在發達工業國中占得一席之地。

到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數千萬人口的國家、數十萬接受過基礎教育的產業工人、數萬經歷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才能支撐起一個一流的工業強國。

因此，這個時候的工業國之爭，基本就在英、法、德、日、美、俄這種體量的大國之間展開。

到上世紀末，數億人口、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十萬工程師，才能支撐起一個一流的工業強國。

因此，到這個時候，除了中、美、日，其他工業國，比如韓國、德國、法國等，都只能在部分工業領域保持優勢，卻無法支撐完整的產業鏈。

而到現在，中國覆蓋全工業品類的工業體系，建立在十幾億人口、1.64億高素質產業工人、3千萬工程師的人才基礎之上。

為什么說中國是人類工業文明巔峰？因為除非打破國家界限、實現人類大同，在當前的人類文明框架下，不可能再誕生與中國同等規模的工業國。

有人可能會提及印度。但規模不僅有數量要求，還有質量要求。中國的人口素質，在印度完成種姓制度改革、宗教世俗化改革之前，是永遠達不到的。

就跟當年的中國一樣，如果不推翻滿清的皇權統治、民國的買辦統治，同樣很難打開工業國的大門。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到民國的實業救國，為什么始終走得如此艱辛，不是因為發展工業的路選錯了，而是因為自己身上的病沒治好。

有更大的規模優勢，不一定能夠催生更加先進的文明，但如果沒有規模優勢，卻一定不會誕生先進的文明。

這也是校尉質疑被西方奉為親爹的希臘文明的根本原因。希臘文明肯定存在，但以希臘的體量，卻很難達到西方宣揚的文明高度。

同理，少數幾個希臘哲學家的研究成果，就能夠與同時代的諸子百家相提并論，文藝復興時期一個達芬奇，就能吊打中國兩千多年積累的科技知識，同樣不符合規模效應下的統計規律。

基于統計規律的規模效應，乃是文明發展最簡單的道理、最基礎的邏輯，如果跟上面那位朋友一樣，對文明的規模效應都持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那就根本沒必要繼續往下看，更沒必要關注校尉講武堂的其他文章。

夏蟲不可語冰。

既然大家的思維方式根本就不在一個頻段，又何必糾纏不休呢！

貳：基于規模的信史制度

除了規模效應，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二個基本邏輯，就是基于規模的信史制度。

在部落時代，人類只能構建落后的原始文明。

因為部落的人口規模、領地規模、資源規模，只能支撐起最原始的科技水平、社會形態。

到奴隸制時代，人類文明有所進步，但依然只有黑暗神權統治下的史前文明。

因為奴隸制+神權的統治方式，決定了它的有效人口規模——即便建立了龐大的奴隸制國家，知識也被壟斷在只占人口極小比例的祭司與貴族階層內部，根本不可能推動科技進步，因而也就不可能推動人類文明進入更為高級的階段——信史時代。

此外，祭司與奴隸主貴族，也不可能主動推動信史制度。

因為信史記錄與神權、信史記錄與奴隸制，本身就是對立的。建立信史制度的前提，就是科學與客觀，這兩大要素，正是神權與奴隸制的死敵。

這也是校尉判斷印度絕對不可能取代中國的原因：今天的印度，其實就是一個披著現代民主體制外皮、骨子里卻依然是神權政體+弱化版奴隸制的怪胎，不打破這種思想禁錮，印度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人口規模效應——受動物本能驅動的人形造糞機再多，也不可能推動文明的發展。

公開場合集體騷擾異性，這種行為與非洲大草原上的動物沒有任何區別

校尉一直說，信史記錄就是文明的尺子，不僅如實記錄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也是客觀評價人類文明發展唯一的標準。參見文明尺系列《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場文明與公司的對決》

而人類進入信史時代的關鍵隘口，正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特定階段。

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奴隸主的地位，正來自于神權的加持，神權的膨脹，也來自于奴隸主的配合——如果不推翻奴隸制度、神權統治，就不可能建立信史制度。

因此，只有徹底打破奴隸制與神權統治，人類文明才能邁入信史制度所代表的新階段，如果不能，人類文明就始終會在神權體制、奴隸制的低水平狀態徘徊，甚至被無情地淘汰。

這是文明與專制、落后、野蠻、愚昧的終極斗爭，盡管發生在未可知的信史時代之前，但從依稀的史料與考古遺跡之中，從歐洲教廷制造的黑暗中世紀之中，我們依然可以想象這場斗爭的艱難與血腥。

補充一句，中世紀歐洲也算不上信史時代，只是在絲綢之路為代表的文明交流中，歐洲的文化也得到了發展，形成了部分零散的史料，但散落在教廷與封建領主手中，帶有濃重的神話色彩和個人視角，既不全面更不客觀。

實際上，在神權壓制下，歐洲能夠從奴隸制進化為半農奴化的封建領主制，同樣離不開外來文明的啟迪。換個角度看，歐洲所謂的封建領主制，又能比奴隸制先進多少呢？領主制下的農民，徹底被綁定在土地上，與領主形成了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絕對算不得真正的自由民。

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刺激，歐洲的中世紀，還不知要延續多少年。

幸運的是，在這場信史與神權、信史與奴隸主的艱難博弈中，中華先賢率先贏得勝利，為人類文明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

學界公認，古埃及是第一個觸摸信史時代的人類文明，但他們始終未能打破神權與奴隸制的枷鎖，始終在低水平的文明狀態徘徊，因而輪番被波斯、希臘、羅馬、阿拉伯等外敵征服，最終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之中，他們留下的圣書體文字，也只能交給西方文明去破譯、解讀。

自己的歷史，只能交給別人定義，對文明來說，這就是最大的屈辱。而西方文明也利用大航海、全球殖民、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習慣了用他們的視角，來解構、定義、詮釋其他文明。

這種羞辱，已經失去文明傳承的埃及、希臘、巴比倫、羅馬沒有辦法提出反對意見，但擁有人類文明唯一一把千年文明尺的中國，卻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的文明，必須由我們自己來繼承、發展、定義、解釋！

人類的文明，也必須由中華文明這把唯一的人類文明尺來測量、標定！

再問一句，西方文明，連自己的尺子都沒有，憑什么來定義、解釋別人的文明？就憑臉皮厚嗎？

這場關于西方偽史論的爭議，絕不能簡單地視為學術問題，而是關于人類文明的道統之爭、定義權之爭，也是未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之爭、發展理念之爭。

校尉一直說，文科生天然就是民族的護道者、文明的辯經人。

人類文明的道統，本來就在我巍巍華夏，近現代才被西方搶走。文科生的歷史使命，就是用好專屬于中華文明的千年文明尺，把文明道統搶回來，而不是跟在西方史觀后面舔癰舐痔！

回到正題。

古埃及的興盛，是因為達到了奴隸制時代的規模上限；古埃及的衰落，則是因為他們未能突破奴隸制時代的規模上限。

人類文明的發展，同樣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能永遠在低水平重復，因為其他文明不會原地等待。

中國近現代的落后，也是因為遲遲不能打破封建皇權的禁錮、突破到新的文明階段，從而被西方文明彎道超車。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過來影響生產力。

要突破特定歷史階段的文明規模上限，就必須對人類文明的結構進行升級改造。

政治體制的不斷升級，就是打破文明規模上限的唯一途徑。

中國不是第一個進入信史時代的文明，但卻是第一個打破神權、奴隸制禁錮，建立封建制、郡縣制國家的文明，因而也就成為了唯一一個在信史火炬照耀下傳承不斷的文明。

文明唯一可靠的傳承方式，就是信史。

有了信史記錄，人類的知識才有穩定、系統、規范的傳承，人類文明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迭代升級。

校尉認為，信史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燈塔。

相比之下，那些動不動就偽造歷史，甚至連二戰歷史都敢篡改、否認的國家，非但不可能承擔人類文明燈塔的職責，而且很可能演變為人類文明的恥辱。

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的民族自信、我們的文化自信、我們的文明自信、我們的家國情懷，正來自于中國歷史上從未間斷的信史記錄。

尊重歷史，不只是道德問題，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需要。因為否認歷史，就相當于撲滅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火炬、折斷了衡量文明水平的尺子。

因為有信史，中國人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所以我們崇拜篳路藍縷、改天換地的先民，這就是中國人祖先崇拜的由來。

這與其說是祖先崇拜，不如說是文明崇拜！

因為沒有信史，中國之外的文明，卻普遍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因而只能將自己的來處歸功于虛無縹緲的神明，這就是中國之外的文明，始終不能徹底擺脫宗教束縛的根本原因。

這與其說是宗教信仰，不如說是自我催眠！

實際上，在歐洲開啟文藝復興之前，中國之外、中華文明之外，整個人類社會，就是一片沒有信史光明的黑暗荒漠，徹底匍匐在神權統治之下。

我們看有信史記錄的中國歷史，就會看到清晰的文明發展邏輯線。

不管是王朝的興替、民族的融合、領土的擴張，還是科技的發展、思想的蛻變、文化的變遷，以及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斗爭、交流，甚至包括孔孟這樣的大家族的傳承，都可以找到明確的記錄，都可以互相印證。

相反，缺乏信史記錄的西方文明，就好比在門縫外跳來跳去的兔子，只有稍縱即逝的片段，完全無法形成完整的軌跡，更經不起互相印證。

中國有先秦諸子的文化巔峰，是因為有夏、商、周的積累，有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大解放，西方推崇的希臘、巴比倫等古文明，西方的文藝復興，卻好比神龍一樣，見首不見尾，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

這種斷斷續續的文明能夠傳承下來，并推動西方率先進入工業時代，不管怎么說，都透著一股奇特的詭異。

叁：宗教世俗化

正常情況下，信史記錄與宗教世俗化應該同步出現。

因為信史的出現，就意味著人類文明的傳承有了真實可靠的記錄，不再依賴低效失真的口口相傳、不再依賴特定階層的歪曲粉飾，那些神神道道反常識、反邏輯的神話故事，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場。

在中國歷史上，信史制度的建立，與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便都是在商周時期完成的。

信史制度建立的標志，就是所謂的巫史分離——也即記錄歷史的職能從巫祝身上剝離，建立了專門的史官制度。

宗教世俗化的標志，就是所謂的神政分離——也即神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巫祝無法再直接干預行政體系的運行。

而失去行政權力的加持后，神權自然衰落，中國也就擁有了對宗教進行世俗化改造的基本條件，進而形成了世俗化的文化土壤。

到這個時候，宗教已經不可能再控制、禁錮、束縛中華文明的發展。

中國歷史上，不管是本土產生的道教，還是外來輸入的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土壤中，都被剝離了極端宗教思想、原教旨主義糟粕，蛻變為一種游戲人間的生活方式、一種思考人生的哲學道具。

校尉始終認為，中國的道教、佛教，其實與儒家一樣，都只是一種哲學思想流派，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謀生手段、一種職業技能，而絕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宗教。

回到正題，繼續看不為人知但卻直接造就了中華文明唯一性的巫史分離。

通常認為，中國的巫史分離，主要發生在西周前期。中國的信史記錄，同樣是從西周開始。

尤其是從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周厲王時期，中國就已經開始用年份來記錄歷史，形成了無可置疑的編年體信史記錄。

相比巫史分離，神政分離開始的時間更早、過程更復雜，大致從神話時代的五帝綿延到商周，最后同樣在西周時期定型。

具體說來，五帝顓頊時期開始推行“絕地天通”改革，將神權收歸中央，設立專門的官方巫祝，禁絕民間巫祝行為，可以想象，在此之前，大概率還有一個神天分離的過程，也即將具體的神明轉變為概念上的天，從而虛化神明的作用；商周時期進一步削弱巫祝所代表的神權，推行尊祖抑天，用祖先崇拜取代原始宗教、用宗法關系取代君權天授；到西周時期，基于宗法的繼承制、分封制與基于禮法的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徹底完成了對神權體制的替代。

此后的中國，就形成了王朝興替靠君權天授、王朝內部傳承靠宗法關系的基本格局，神權只在特殊歷史階段起作用，卻無法干涉王朝的正常運行。

巫祝階層就此徹底與神權剝離，只留下了觀察天象與記錄史書的職能，逐漸變成了專業的史官。

到東周時期，中國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史官制度。周王室衰落之后，各諸侯國紛紛建立自己的史官制度，以搶奪文明定義權，這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史料，形成了更加真實可信、可以互相參考的信史記錄。

可見，文明定義權之爭、文明道統之爭，絕非近現代的新課題，而是人類文明發展永恒的主題。

不過這次巫史分離、神政分離，依然留下了一個小尾巴，那就是史官依然兼具觀察、解釋天象與記錄歷史的職能。

前面說了，當皇權不穩的時候，君權天授的理念依然可以影響王朝興替，因此，掌握了觀天職能的史官，便成為了貴族、士大夫階層制約皇權的重要道具。

因此，即便巫史分離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史官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關于這點，大家可以看看《史記·太史公自序》，尤其是這兩句，“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言下之意，司馬氏雖然因為掌握軍權擔任司馬而得到司馬這個姓氏，但司馬遷更看重太史令的史官職業，對于家族職業，司馬遷充滿了家族自豪感。

也就是說，如果有得選，司馬遷可能更愿意叫做太史遷。

正因如此，《史記》之中，司馬遷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一個歷史事件，齊太史兄弟不懼死亡前赴后繼記錄崔杼弒君，展示了中華史官特有的風骨——但這種風骨，既是作為貴族、士大夫代言人的地位塑造而成的，也是史官家族監督行政權力運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司馬遷也秉承了史官家族這種可貴的品格，因此他才會為李陵仗義直言，遭受腐刑后，依然在《史記》中秉筆直書，留下了武帝朝諸多犯忌諱的史料。

正因史官的相對獨立性，到魏晉時期，皇權再次發威，剝奪了史官的觀天職能。

由于皇權不斷集中，在不斷膨脹的皇權打壓下，史官的地位與風骨逐漸消失，最終淪為皇權附庸。

宋朝的燭光斧影、明朝的三大案，便都是史官失去獨立性后形成的歷史懸案。

簡單歸納，巫史分離、神政分離，乃是建立信史制度的兩個基本前提。至于后來史官被剝離觀天職能，對信史制度的運行其實反而是一種損害。

但不管怎么說，中國的史書，除了涉及皇權的極少數內容可能存疑，其余99%，不管是天文歷法、山川地理、民間風俗、宮廷禮儀，還是自然災害、官員更替、財政收入、人口數據，都是真實可信的。

就人類文明發展而言，關于皇室陰私記錄的瑕疵，并不影響中國官方史書的權威性、系統性，更不影響這把人類文明史上唯一的千年文明尺的準確度。

也正是利用這把尺子，我們才更能發現西方史觀的漏洞。

重復一遍，文科生要承擔好辯經任務，就一定要用好中國獨有的千年文明尺，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也是先民最大的恩澤。

正因中國很早就實現了巫史分離與神政分離，完成了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所以才能推動中華文明進入了信史時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文明高峰，形成了中華文明獨有的王朝周期律現象。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秦諸子百家，這是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哲學巔峰，一句天人合一，界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準則，一句天下大同，界定了人與人關系的最高準則。

直到今天，在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關系上，我們依然不能偏離這兩句話的指引。

相反，西方文明，直到將近兩千年后的文藝復興之前，依然處于基督教神權+半農奴封建領主制之下，既沒有擺脫神權禁錮，也沒有完全脫離奴隸社會。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西方卻忽然跳躍式地進入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階段。

這就好比，中國始終在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嚴格的教育，從幼兒園、小學、中學、本科、研究生這么一路走來，最后成長為一位合格的教授。

而西方卻從來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然后忽然獲得了諾貝爾數學獎。

前面說了，按照西方自己的解釋，西方文明是跳躍式發展的，先在希臘、羅馬等古文明身上跳來跳去，然后忽然跳到了文藝復興，然后天上又掉下個達芬奇，以一己之力反超了中國歷代先賢兩千多年的科技積累。

結語：

評價西方文明史的置信度，對具體史料、遺址的考證是一個方法，但對執行者和受眾的要求太高。那些關于史料、遺跡真偽的辯論，普通人根本聽不懂。

但從文明發展的基本規律來看，西方文明史就是反常識、反邏輯、反規律的。

因為它沒法解釋，以當時的農業條件，土地面積不過十萬平方公里的希臘，怎么支撐起數百萬的人口，而沒有數百萬的人口，又如何催生足以與先秦諸子媲美的希臘古典哲學。

因為它沒法解釋，在沒有經過宗教世俗化改造、在沒有長期信史熏陶的前提下，西方文明，怎么就能從愚昧黑暗的神權+半農奴封建領主統治下，一躍進入文藝復興。

因為它沒法解釋，一個達芬奇，怎么就能橫跨幾乎所有的人類知識領域，從理工科到文科，從天文、地理到哲學、藝術，從工程設計到人體解剖，從數學理論到光學應用，從飛機模型到軍事武器……都取得了當時最為領先的成績。

上述領域之中的任何一個領域、上述領域中的任何一項技術，即便是人類最聰明、最智慧的頂級人才，窮盡一生也未必能夠解決其中的一項，可達芬奇就是都解決了。

牛頓雖牛，也只解決了數學、物理領域的部分難題，并且數學、物理本來就是緊密相連的。

愛因斯坦雖牛，研究成果也只集中在物理領域。

其他如高斯、萊布尼茲、歐拉、黎曼等人再天才，他們的成績，也在常人的理解范圍之內。

唯有達芬奇，如果否認東方文明的流入，那就只能用外星人灌頂來解釋。

就此而言，說西方文明是偽史，其實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