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25軍有幾任軍長？

1931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正式成立。這支以黃麻起義、六霍起義工農武裝為基礎的部隊，在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里，歷經初建、重建、長征、合編的復雜歷程，先后迎來五任軍長。軍長的更迭并非簡單的人事變動，而是與鄂豫皖蘇區的安危、戰略轉移的抉擇、敵我力量的消長深度綁定，構成了一部獨特的部隊迭代史。

1931年10月25日，根據鄂豫皖中央分局決定，紅二十五軍在麻埠組建，首任軍長曠繼勛，政委王平章，初轄第七十三師，吳煥先任師政委。此時的紅二十五軍，是鄂豫皖蘇區擴大紅軍的重要成果，成立之初便歸入紅四方面軍序列，肩負著鞏固根據地的使命。

曠繼勛并非初出茅廬的將領，他早年在川軍任職，1926年入黨后，1929年領導蓬溪起義創建四川第一支紅軍，后轉戰洪湖根據地任紅六軍軍長，軍事經驗豐富。任職期間，他主導組建了紅二十五軍的基本框架，1932年3月和5月，第七十五師、第七十四師相繼成立，全軍規模擴充至1.2萬人，形成完整的三師建制。這一階段，紅二十五軍配合紅四方面軍主力，參與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在皖西地區打擊敵人，為粉碎第三次“圍剿”提供了重要支撐。

但危機很快來臨。1932年5月，國民黨調集30萬兵力發動第四次“圍剿”，張國燾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要求紅軍“拒敵于國門之外”。6月，敵軍圍攻霍邱城，曠繼勛率領軍部、教導團及獨立團3000余人堅守，終因寡不敵眾失守，千余人犧牲或被俘。這場失利成為曠繼勛去職的直接原因，1932年6月底，他被撤銷軍長職務，紅二十五軍的第一任領導核心完成使命。此時的部隊，雖建制尚在，但經此重創，已埋下調整的伏筆。

曠繼勛去職后，黃埔一期畢業的蔡申熙接任軍長。這位經歷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將領，此前已在鄂東南組建紅十五軍，后任紅四軍第十師師長，兼具理論素養與實戰經驗，是鄂豫皖蘇區的骨干指揮員。

蔡申熙接手時，紅二十五軍正面臨敵軍的全面進攻。皖西蘇區淠河以東地區已全部丟失，敵軍分路進犯中心區域。他率部在皖西北輾轉阻擊，試圖遏制敵軍攻勢，但“左”傾指揮的惡果持續發酵，紅軍被迫與數倍于己的敵人硬拼，損失不斷擴大。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在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決定撤離鄂豫皖蘇區，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隨主力轉移，第七十四師、第七十五師一部留在原地掩護。

在主力轉移后的混亂戰局中，蔡申熙率部堅守陣地，在戰斗中身負重傷。隨著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留在皖西的紅二十五軍部隊被分割，失去統一指揮，蔡申熙的軍長職務因部隊潰散和自身傷情終止。這位年僅26歲的軍長，最終在掩護主力轉移的戰斗中犧牲，紅二十五軍的第二任領導核心以悲壯的方式落幕，部隊陷入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后，蔣介石調集20萬兵力對鄂豫皖蘇區進行“清剿”，根據地陷入一片火海。為保住革命火種，1932年11月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黃安檀樹崗召開會議，決定以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五師為基礎，合并紅二十七軍一部，重建紅二十五軍，吳煥先被任命為軍長，王平章任政委。

吳煥先是黃麻起義的參與者，從紅七十三師政委到軍長，他對鄂豫皖蘇區的民情、敵情極為熟悉。重建后的紅二十五軍下轄七十四師、七十五師，全軍約7000人，成為堅守根據地的唯一主力。面對敵軍的“清剿”，吳煥先摒棄單純防御的打法，采取“集中兵力、運動殲敵”的策略，1933年3月在郭家河戰斗中全殲敵兩個團，取得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極大提振了軍民士氣。此后，部隊又相繼取得潘家河、楊泗寨等戰斗勝利，兵力一度發展到1.2萬人。

但挫折再次接踵而至。1933年秋，鄂豫皖省委受“左”傾錯誤影響，盲目下令圍攻七里坪，導致部隊遭受重大損失，減員至3000余人。更嚴重的是，錯誤的“肅反”導致副軍長廖榮坤等骨干被錯殺，部隊元氣大傷。

1933年10月，紅二十五軍在演麻公路被敵分割，吳煥先率七十五師突圍至鄂東，徐海東率七十四師退回皖西重建紅二十八軍，部隊再次分裂。1934年4月，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八軍在河南商城會師，紅二十八軍縮編為八十四師并入紅二十五軍，徐海東任軍長，吳煥先改任政委，完成了第三次軍長更迭。這次調整，是基于部隊合編后的指揮需要，吳煥先的政治領導力與徐海東的軍事指揮力形成互補。

徐海東接任軍長時，紅二十五軍面臨的形勢并未好轉。鄂豫皖蘇區被敵軍反復“清剿”，根據地日益縮小，部隊補給困難，與中央的聯系也時斷時續。這位出身窯工、經歷黃麻起義的將領，以勇猛善戰著稱，任職后迅速穩定部隊，在皖西、鄂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尋機打擊薄弱之敵。

1934年8月，中央軍委派程子華抵達鄂豫皖蘇區，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紅二十五軍需實行戰略轉移，到豫陜邊界開辟新根據地。此時的紅二十五軍，繼續留在原地已難以為繼，戰略轉移成為唯一出路。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開會議，決定率部西進，同時調整領導班子。徐海東主動提議由中央派來的程子華擔任軍長，自己改任副軍長，理由是“程子華同志來自中央，更利于貫徹中央戰略意圖”。

這一調整并非個人謙讓，而是基于長征戰略的現實考量。程子華帶來了中央的最新指示，熟悉全局形勢，由他出任軍長，能更好地統一部隊思想，協調轉移中的各項決策。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2900余人高舉“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旗幟，從羅山縣何家沖出發，踏上長征之路，徐海東的軍長任期雖短，卻為部隊的戰略轉型奠定了基礎。

程子華接任軍長后，與政委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組成核心指揮班子，率領紅二十五軍開始了孤軍遠征。這支沒有大部隊伴隨的紅軍，一路上面臨著敵軍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軍長的職責不僅是軍事指揮，更要統籌戰略方向、部隊補給和根據地創建。

長征初期，紅二十五軍在獨樹鎮遭遇敵軍突襲，在天寒地凍、衣著單薄的情況下頑強反擊，擊退敵人；1934年12月，部隊進至陜西庾家河，正在召開省委會議時遭敵六十師圍攻，程子華、徐海東先后身負重傷，部隊在吳煥先指揮下反復沖殺，終將敵軍擊潰，完成了第一階段戰略轉移。此后，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陜邊界創建根據地，粉碎敵軍兩次“圍剿”，部隊規模發展到4000余人。

1935年8月，紅二十五軍繼續西進，在甘肅涇川四坡村戰斗中，政委吳煥先犧牲，這給部隊帶來沉重打擊。為穩定指揮，程子華改任政委，徐海東再次接任軍長，形成新的指揮格局。1935年9月16日，紅二十五軍抵達陜北延川永坪鎮，與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會師，成為第一支完成長征的紅軍部隊，此時部隊人數不僅未減，反而增至3400余人。

會師后，紅二十五軍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紅二十五軍的番號正式取消。1937年8月，紅十五軍團改編為八路軍115師344旅，投入抗日戰爭戰場，紅二十五軍的歷史使命畫上句號。

紅二十五軍六年五換軍長，并非偶然，而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必然結果。首先，戰爭環境的殘酷性直接導致軍長更迭，蔡申熙犧牲、曠繼勛因戰役失利去職，都是敵我對抗的直接產物。其次，部隊建制的重組與合編推動人事調整，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后的重建、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八軍的兩次合編，都需要適配新的指揮體系。再次，戰略方向的轉變要求領導核心調整，程子華的接任的是為了貫徹中央戰略轉移指示，徐海東的兩次任職則是基于軍事指揮能力的現實選擇。

這支先后走出97位開國將軍的部隊，其迭代史本質上是一部生存與發展的歷史。五任軍長雖任期長短不一、背景各異，但都圍繞著“保存力量、堅持斗爭”的核心目標，在不同階段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從鄂豫皖蘇區的創建與堅守，到鄂豫陜根據地的開辟，再到陜北會師的戰略貢獻，紅二十五軍的每一步都與軍長的決策緊密相關，而軍長的更迭則成為部隊適應環境、調整戰略的重要載體。

1937年，當紅二十五軍的血脈融入八路軍序列開赴抗日前線時，那些關于堅守、轉移、犧牲與傳承的故事，已沉淀為人民軍隊歷史中獨特的一頁。五任軍長的接力，不僅見證了一支部隊的成長，更折射出中國革命在艱難探索中前行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