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與鄭天挺

1999年是先父鄭天挺(1899—1981)先生百年誕辰紀念。他在“七七事變”時任北大教授兼秘書長，負責留守北平，保護北大師生安全撤離古都，前往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又隨三校師生由長沙撤至昆明，任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1940年初并兼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梅貽琦先生則一直任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梅、鄭二人在聯大共事五六年，互相配合，關系一直很融洽。

聯大行政效率改進委員會

抗戰前鄭先生任北大秘書長多年，行政事務冗雜，百事纏身，大大影響了他的教學及科研時間。到聯大后，北大蔣夢麟校長(時任西南聯大常委)退居二線，聯大校務由梅先生主持。時鄭先生向蔣校長提出不任行政職務，專心教學，得到蔣的同意。1939年4月，蔣校長跟鄭先生說，一些聯大教授對學校行政效率有意見，故學校決定組織行政效率改進委員會，讓一些教授參加，也讓鄭擔任委員。鄭先生一聽，就覺得這樣的組織本非治本之策，未必能有所作為，不過既已成立，如能貢獻些意見以備參考還是好的，因之也就同意了。

過了不一會兒，梅先生忽然來了，對鄭說：“剛才已商量決定，請你當主席。”鄭大為吃驚，立刻表示拒絕，并向蔣校長報告此事。蔣也認為以不任主席為好。鄭乃再向梅先生力辭，梅不允。鄭先生態度極堅決，急告聯大秘書章廷謙，請他將梅之手諭送還改派。然而此事并沒有影響兩人關系。

同訪吳文藻謝冰心夫婦

1939年10月底，梅、鄭及楊振聲(今甫，聯大中文系教授，校常委會秘書主任)、陳雪屏(教育系教授)四人至呈貢看望吳文藻(云大教授)、謝冰心夫婦的新居。當時他們一家為了躲避空襲，移住在這里的一個小山上。呈貢離昆明很近，火車行駛近一個小時，四等車來回票價一元三角。呈貢車站離縣城尚有八里路，乘馬亦要一小時。吳、謝一家即住該縣東門(就日門)山上之華氏墓廬。大家一起稍休息后，即由主人陪同繞山頭一周。這里風光秀麗，“遠望滇池，彩疊數色，不辨為云、為嵐、為光、為水、為山、為田!”至晚飯后，則“月色絕清，萬頃溶溟，似晝而淡，似燈而靜”,確是鄉間難得見到的景致。當晚鄭、陳二人即住吳寓，梅、楊先生則住龍街鄭穎孫先生寓所。

次日，由“朋友第一”的吳、謝二先生帶領，大家又出縣南門(文明門)乘馬十八里至烏龍浦游玩。“登山而望，前臨昆池，西山屏列，風景大似南京燕子磯。”賓主在此共進野餐，別具風味。是晚眾人又在鄭穎孫處聽其撫琴，及張充和女士昆曲，盡興而歸。

又次日晨10時，由女主人導游龍井。大家同出北門(朝京門),越公路東北行，即見一亭，其旁即泉，全城飲水全賴此泉。中午食餃子后，鄭、陳二人因次日有課，于下午即乘火車返昆明，梅、楊二人仍留呈貢。

此次旅行，大家不僅飽覽此地的風光，會見了老友，同時也得到很好的休息。唯一不足者，即梅先生行路中不小心蹩了腳。

堅持鄭先生任聯大總務長

1939年12月，聯大總務長沈履決定去川大任教務長。事前沈即向鄭透露此訊，并言梅先生深盼鄭繼任此職。鄭先生表示萬萬不行，并向蔣校長表明此意，得到蔣之理解。次年1月，鄭先生其他友好均不贊成鄭擔任此職。一位同樓住的老學長勸鄭不就的態度尤為堅決。他說，目前學術領導(指各院院長)皆屬他人，而行政領導均北大人任之，外人將以北大不足以談學術。且行政職務招怨，學術領導歸譽，若怨歸北大，而譽歸他人，將來學校地位不堪設想。鄭先生對此老之意見極同意且贊賞，于是乃向常委會去函，表示總務長之職絕對不就。不料校常委會仍通過，沈履又來勸駕，謂人事、經費均無問題；同時梅亦表示，即來找鄭詳談。鄭怕梅來，乃到處躲避。然梅先生仍來挽勸就職，態度極殷切。鄭先生乃坦然表示，所以不就總務，“并未謙讓，亦非規避，尤非鳴高”,不過欲乘此時多讀讀書，認真教課，并致函常委會表明態度。未幾，常委會議仍主挽留，并派黃子堅、查良釗、楊振聲、施嘉煬、馮友蘭諸先生再來勸駕。且留函稱：“斯人不出，如蒼生何?”而此時傅斯年、周炳琳、楊振聲等人又怕傷及北大與清華的感情，一反原來態度，復勸鄭先生就任。周炳琳并謂，在目前局面下，只好犧牲個人，維持合作。在這種情況下，鄭先生乃向梅先生表示，愿維持此職至是年暑假，并表示可在開學后就職。而梅先生在談后卻向同人言，鄭先生今天即就職。于是鄭先生乃成為聯大之總務長。

鄭先生挽勸梅先生

1940年夏，德軍侵占法國后，安南(今越南)形勢突然緊張。當時政府密令西南聯大等校亦遷四川。此事在討論時意見不甚一致，且運輸費用亦大(鄭先生估計須二百萬元),困難重重。而一部分教授在討論時也對學校行政效率有意見，希望能加改善，甚至會外尚有人主張應增設校務長者，鄭先生對此事不以為然。他認為，如果誰不稱職，盡可撤換。梅先生處此困難中，覺得異常疲倦，想去呈貢休息一二周。鄭先生也向梅表示，一俟學校校舍問題解決后，即辭去總務長職。

8月底，梅先生去呈貢休息。行前給鄭寫信，謂已辭常委會主席。鄭大驚，于是復梅一函，表示梅先生若去，“則天挺當立即離去”,并表示將去呈貢慰留。與此同時，蔣夢麟校長亦請鄭先生親自去呈貢，代表他本人向梅先生致意并挽留。

9月3日，鄭先生與羅常培先生去呈貢吳、謝宅，鄭當面向梅表示蔣校長挽勸之意，并謂：“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關系甚大，希望不再言辭。”梅先生表示：“近日倦甚，提不起精神。”鄭說：“可多休息幾天，即可恢復。”鄭與梅先生談完后，當日即回昆明。未幾天，梅先生也回昆明，仍然認真處理校務，一切如常。當然，鄭先生處此情況下，一時也不好再提辭總務長事。

同去四川公干

1940年秋，日軍侵占越南，云南局勢驟然緊張。當時在昆明的其他學術機構，如中研院史語所及北平圖書館等大多遷川，聯大也在四川敘永設立了分校，接納一年級新生。1941年夏，昆明形勢已趨緩和，且分校設立太遠，諸多不便，于是聯大常委會決定敘永分校停辦。梅、鄭二人乃就赴川公干機會，去敘永慰問師生，并告知暑假后遷回昆明。

這次同行的還有羅常培先生。他們三人此行三個月，飽嘗了戰時“蜀道難”的滋味，還倉皇遇到多次警報，歷盡辛勞。但也苦中有樂，看望了不少老友新知，訪問了史語所及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及金陵、齊魯、華西大學等十幾處學術機構，并順游了峨眉山。

這次旅行，使梅、鄭二先生增進了了解，關系更加密切。尤其是梅先生的謙虛，待人誠懇，有修養，處處遷就人的學者風范，給鄭先生留下極好的印象。

回昆明不久，羅先生寫《蜀道難》一書，就是敘述他們這次旅行的，并請他們共同的好友謝冰心女士作序。

梅先生工作一斑

梅先生一向工作認真負責且極細致。1945年2月，梅先生離昆赴川公干，臨行前給鄭先生信，談到校中未了之事，即如工警之裁減，工役伙食之津貼，甚至連一些教室之桌凳未搬，壁報張掛之墻壁已修好等，均一一交代清楚，不厭其煩。

1946年三校北上復員。10月，一批聯大箱子北運至平，梅即囑按四校(北大、清華、南開、聯大)分開撥交，并在是月25日函告鄭先生，請按時照料。信中所述各點均安排得極為細微，如什么箱子裝錯了，什么箱子是個人書籍等，一一標明清楚。最后說“點交各校之箱件號碼及總數，及有無損毀情形，向各校取得收據，由彼等交遷(運)委(員)會，以清責任”等。

梅先生一向注重節約。1946年9月末，梅校長夫婦打算請胡適(北大校長)、傅斯年(北大代校長，剛卸任)、陳雪屏(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剛卸任)夫婦及楊振聲、鄭先生等人在城內騎河樓39號清華同學會吃飯，歡送傅斯年夫婦回南京。梅先生函告鄭先生，請代煩陳雪屏家之廚師烹做，并稱，應“在不太講究而又不埋沒廚師手藝之原則下”為之，最后表示：“瑣碎奉瀆，甚感不安，惟于明日多敬一杯，以表謝意耳!”梅先生工作細致周全，卻又寓于幽默之中。

2000年10月11日

(原載《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7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