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史祿國：以鳥之姿尋路，以蝸之心治學

百年前，外國學者史祿國跨越山海來華治學。他既如“自由鳥”掙脫思想桎梏，亦似“蝸牛”沉潛深耕，于人類學領域留下奠基性遺產，更前瞻性地觸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核心要義。

華東師范大學王傳教授耗時十余載打撈散佚史料，著成《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以下簡稱《自由鳥與蝸牛》）。這部著作不僅為史祿國研究補全關鍵中國拼圖，更勾勒出這位流亡學者的治學堅守與精神風骨。在當下，我們為何要重讀史祿國？循著訪談脈絡，我們一起探尋其思想精粹與精神力量。

照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先聲

上觀新聞：在當下學術熱點迭代迅速的時代，我們為何還要專門去讀史祿國，了解他的思想與經歷？

王傳：今天我們重讀史祿國，絕不是單純的“考古式”懷舊，而是因為他的思想、治學精神與當下中國的學術發展、社會共識構建有著極強的契合度。首先，他百年前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相關理念，比我們現在系統闡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等理論早了近百年，其外國人的身份、獨特的觀察視角更具客觀性與參考價值。其次，他學貫中西，始終反對照搬西方理論，主張做符合中國實際的研究，這和我們現在提倡的自主知識體系理念是相通的，對推動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化進程有奠基性意義。最后，他身處中西學術夾縫之中，即便遭遇不公、誤解與流亡，仍堅守學術初心的堅韌風骨，也能為我們提供直面困境的精神力量。

上觀新聞：史祿國百年前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核心要義，對當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有怎樣的意義？

王傳：費孝通先生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中正式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核心思想，這是為我們所熟知的，實則源自其師史祿國。史祿國先生的這一洞見非常珍貴，我查閱資料發現，史祿國的著述中早蘊含這一核心主張。

我們當下對“民族”的界定，通常以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質為核心要素。這一概念源自斯大林，即便史祿國身為俄國貴族，與蘇聯政見存在分歧，但其著述中仍明確提及了民族主體的相關理念，可見如今我們倡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核心思想早在百年前就已被史祿國關注并探討。

史祿國還曾舉例佐證：中國人內部差異顯著，北方人與南方人的差異，甚至大于歐洲部分國家的人之間的差異，而大家能統一被稱為“中國人”，關鍵在于共同的書面語言——漢字。這種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認同，讓中華民族形成一種整體。尤為珍貴的是，作為外來觀察者，史祿國能清晰洞察到中華民族的整體存在，為我們今天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根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鑒。

上觀新聞：您的新書《自由鳥與蝸牛》完善了史祿國研究的拼圖，書中具體補充了哪些關鍵內容？

王傳：國外學界對史祿國的民族學研究已有不少扎實成果，但對其在中國學術活動情況的相關研究有所不足，大家對他在華的認知大多還是來自費孝通先生的論述，或是以往的國外研究，其實他身上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思想亮點。

在人類學治學實踐中，他堅持著這樣的原則——從中國本土實際出發，對中國民族志調查提出全面、系統的意見與建議，其民族學調查計劃與方法，無不著眼于中國社會的經驗認識，為當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借鑒。

“自由鳥”與“蝸牛”的啟示

上觀新聞：《自由鳥與蝸牛》這個書名十分貼切，這兩個意象能為當下學者帶來怎樣的治學啟示？

王傳：“自由鳥”與“蝸牛”這兩個意象不是我刻意提煉的，是史祿國自己的表述，我只是如實“拿來”。這兩個詞既精準概括了全書核心，非常貼合史祿國人格特質的真實寫照，也能對應他在中國的人生境遇。延伸來看，這兩種狀態其實也是學術研究中很重要的兩種心境，不管是哪個領域的學者做研究，或許都離不開這兩種狀態，這也是今天我們研讀史祿國治學精神的核心價值所在。

所謂“自由鳥”的狀態，對應的是學術研究里的創新與突破精神。做學術不能墨守成規，要想有推進、有新發現，就得有凌空萬里的視野，敢于放開手腳自由探索，充分發揮學術想象力和探索力，不被固有認知束縛，這樣才能產出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史祿國作為外來學者，掙脫了固有思維的桎梏，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洞察、對西方理論的反思，都體現了這種“自由鳥”般的開拓精神，這正是當下學術創新所必需的品質。

而“蝸牛”的狀態，強調的是學術研究需要沉下心來的堅守與深耕。做學問得能坐冷板凳，有沉浸專注的心態，像蝸牛一樣穩扎穩打，投入長時間的細致鉆研，耐得住寂寞、慢得下節奏。做歷史學研究，講究有一份材料說一句話，要翻閱大量文獻資料，容不得半點浮躁，必須有蝸居潛心的定力，一步一步扎實積累。史祿國數十年如一日深耕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完美詮釋了“蝸牛”式的堅守。在當下追求快節奏、急功近利的學術環境中，這種精神尤為可貴。

上觀新聞：撰寫這本書耗時十余年，這段經歷是否讓您對史祿國的治學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王傳：這本書的創作是一場長達十余年的資料積累與打磨，確實經歷了許多艱辛。2008年我寫碩士論文時第一次知道史祿國先生，2013年去臺灣“中研院”訪學，意外發現“史祿國檔”，里面的英文手稿、通信等資料讓我意識到他的研究價值。之后借助海內外數據庫檢索，再加上收集到的散落在多國學者手里的數十篇書評、他寫給漢學家阿理克的18封信，資料才逐漸豐富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最艱難的是資料的搜集與翻譯問題。一是史祿國履歷豐富，行跡跨度大，早年在法國等地生活，之后到俄羅斯遠東，再輾轉中國的哈爾濱、北京、上海、廈門、廣州，最終回到北京，每到一處都留下不少發表的成果，資料分布十分零散。他的論文一部分發表在國內英文報紙上，更多則發表于國外，還有些未刊稿，美國、英國等近十個國家都有相關書評，搜集起來很煩瑣。二是資料翻譯的難度，除英文、法文、日文和德文資料外，核心難點在俄文資料的翻譯上，俄文資料量大，又無法提前判斷哪些內容有用，只能全部翻譯出來再校對，遇到疑問或不確定的專業術語，還要反復推敲核實，耗時費力。這段經歷讓我對史祿國“蝸牛”般的沉潛堅守精神有了最真切的體悟。

跨越時代的人格與力量

上觀新聞：史祿國與顧頡剛、傅斯年等學界名人的交往，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怎樣的他？這些故事對今天的讀者有何啟示？

王傳：史祿國初次定居中國就在上海落腳，一到上海就加入了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當時的會長蘇柯仁等人與他多有交集，這為他后續進入國內多家教研機構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打下了基礎。

1926年，他到廈門大學任教，一方面是接受了廈大的邀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想前往福建研究客家人族群。在廈大期間，他和顧頡剛交情極深，不管是在顧頡剛的日記里，還是在史祿國寫給阿理克的信中，都多次提到彼此，史祿國覺得顧頡剛是值得信任、能坦誠交流的人。后來，顧頡剛又將他引薦到中山大學。史祿國曾在給阿理克的信里提到這段經歷，“我很高興，我再次見到歷史學家顧頡剛……我似乎是第一個在這里當選的外國人，不過，我不是外國人，更像一種自由的鳥兒”。這也是書中“自由鳥”意象的由來之一。

早在上海時，史祿國就已結識傅斯年，到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工作后，史祿國遭遇云南調查相關爭議事件，傅斯年一直很支持他，私下多種場合都力排眾議，肯定他的實際工作成績。史祿國與中山大學的合同到期后，傅斯年又為他爭取到其史語所專聘資格，還引薦他到清華大學任教。看得出傅斯年對他十分認可，即便兩人在學術觀點上有分歧，也不影響彼此欣賞，傅斯年心情低落時，還會跑到史祿國家里，史祿國也會做飯招待他。

到北京后，史祿國與顧頡剛的交往更頻繁了，顧頡剛日記里多次記載二人的見面、談話，彼此往來密切，交情一直很深厚。

這些交往故事讓我們看到，史祿國不僅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更是一位重情重義、值得信賴的朋友。他能與擁有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坦誠相待、相互欣賞。在困境中得到學界友人的鼎力支持，也源于他自身的學術品格與人格魅力。在當下強調學術合作與交流的時代，這種開放包容、坦誠相待的治學處世態度，對學界同仁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上觀新聞：史祿國的處世智慧對您影響深遠，這是否也印證了今天我們閱讀他的現實意義？

王傳：史祿國的學術精神與做人智慧，對我的學術生涯和生活影響很深，這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今天我們閱讀史祿國，能獲得實實在在的精神滋養與行動啟示。

這本書在豆瓣上有一條長評，它所借用的一句蘇軾的話特別打動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這用來形容他再貼切不過。費孝通先生晚年回憶時也說，自己做不到老師那般境界。史祿國真正詮釋了“人不知而不慍”的胸襟，做人文學科研究的人，本都希望被理解、被認可，這也是社會交往的基礎，但即便不被他人理解甚至被誤解，他也從不生氣，依舊堅定做好自己的事。身處中西學術夾縫之中，既不被外國人看好，也長期未被中國人關注，經歷了從學術中心到邊緣的落差，他卻始終沒丟掉做研究的初心，一直埋頭深耕，這份堅守格外難能可貴。

今天的我們，無論是身處學術領域，還是在各行各業打拼，都難免會遇到挫折、誤解與不公。史祿國的經歷告訴我們，真正的強大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在困境中堅守初心，專注于自己認定的事。這種精神力量，正是今天許多人所需要的，也是我們閱讀史祿國、走近史祿國的重要意義所在。

《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

王傳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原標題：《重讀史祿國：以鳥之姿尋路，以蝸之心治學》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王一 實習生 張韶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