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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捐贈人后代順藤摸瓜,發現當年捐贈的藏品中竟有5件“離奇失蹤”。
而院方給出的解釋,“當年鑒定為贗品,已按規定低價處理”,非但未能平息質疑,反而撕開了一個涉及鑒定黑箱、身份造假乃至“監守自盜”嫌疑的巨大黑洞。
這件事,深深刺痛了所有曾對“國家收藏”懷抱敬意的普通人的心。它帶來的是一種被最信任的“保管者”背叛的徹骨寒意。
當我們將家族世代守護的記憶與榮耀鄭重托付,以為找到了最安全的歸宿,卻可能在幾十年后愕然發現,這份崇高的托付,或許早已在暗箱中淪為明碼標價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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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解釋瞬間引發了更大的海嘯。捐贈時被鄭重接納、頒發獎狀的國家收藏,幾十年后竟被單方面貶值為“贗品”并低價處置,且從未通知捐贈人家族。
資深收藏家公開質疑,即便是明清時期的老仿古畫,其歷史與藝術價值也遠超區區6800元。從“國家珍藏”到“低價處理品”,身份的驟變充滿疑點。
事件發酵中,一條更荒誕的支線被曝光。一位名叫徐鶯的研究者浮出水面。
資料顯示,她原本是研究植物病毒的理科生,卻在2014年南京博物院舉辦“龐萊臣收藏展”時,自稱是龐萊臣的“堂侄孫女”,并獲得時任副院長徐湖平的大力站臺,以此身份進入學術圈,甚至相關課題迅速被寫入權威畫冊。
經龐氏后人訴訟及法院調取族譜證實,龐家根本不存在她所宣稱的這位“堂弟”,其身份純屬捏造。
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有網友發現徐鶯與副院長徐湖平容貌高度相似,二人關系成謎。
面對輿論風暴,現已退休的徐湖平院長在回應中,以年老患病、非鑒定專家為由推卸責任。
將這場風波推向高潮的,是一封來自南京博物院退休職工郭禮典的實名舉報信。
最后,再通過關聯的拍賣公司或渠道,將這些“偽作”以真品價格推向市場,完成洗白與套現。
誰有權定義“真”與“偽”? 博物館作為學術權威,其鑒定權力是否應有邊界和監督?
能否用剛性的制度,堵住權力尋租的漏洞,讓博物館的庫房和專家的印章,重新贏得公眾毫無保留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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