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寶島沖突后中國過度戰備后遺癥

文章來源為《國防軍事》，作者為徐焰

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70年代，中蘇雙方都是為了應付對方的進攻而備戰，迄今還沒有任何檔案材料證明，雙方任何一方制訂過進攻對方的計劃。

01中蘇關系惡化引發珍寶島沖突

中蘇兩國由上世紀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而反目成仇，有著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戰略利益相背的兩重原因。

從1960年起，中蘇雙方開始分別攻擊對方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蘇聯采取了撤退專家、中斷援助項目（主要是軍事項目）的措施，使理論爭吵演變為國家關系惡化。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邊防人員相遇時也常發生爭吵、毆斗。

雙方長期的嚴重政治對立，終于在1969年3月引發了珍寶島武裝沖突。珍寶島武裝沖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進行的三次戰斗。據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公開的檔案中的數字，蘇軍在邊界沖突中死58人，傷94人。中方死傷人員略少于蘇方。

對這一突發事件，毛澤東在3月15日的沖突后便要求，到此為止，不要打了。蘇方也采取了相應措施，這就使邊境沖突得到了控制。不過，中蘇兩國戰備的火藥味在此后愈來愈濃，還出現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傳言。

02中方的兩難處境

珍寶島事件后，蘇軍緊急向遠東增調大量兵力，為此，在1969年夏天還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亞鐵路的客運而專供軍用。

此時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美國為首的北約。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過兩國友好期間鋪設的中蘇熱線找毛澤東或周恩來，想直接商談解決邊境沖突。當時頭腦中充滿極“左”狂熱的中國女接線員拒絕接線，周恩來得知后認為不妥，但仍只決定以備忘錄形式答復蘇方：“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在指責中國的同時，提議雙方進行談判。與此同時，蘇聯又向中國施加了軍事壓力。

追溯歷史，蘇聯自核彈和洲際導彈試驗成功后，遇到國際危機時便經常炫耀其威力。珍寶島事件后，蘇軍《紅星報》以不指名卻又明顯影射的方式稱，準備以強大核反擊力量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打擊。

據后來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證實，1969年蘇聯已擁有核彈4萬枚（注：這是蘇聯歷史上擁有核彈最多的時候），其中可運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超過1000枚。而中國剛剛于1964年10月試驗原子彈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進行了“兩彈”結合（指原子彈頭裝入近程導彈）的試驗，1969年時還不具備遠程導彈攻擊能力，核彈的數量更遠遠不能同蘇聯相比。

從常規力量對比看，中國雖然有軍隊631萬人，蘇軍只有330萬人，中方武器裝備的水平卻落后蘇方一代以上。從國家的經濟實力上看，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于蘇聯的1/6，科技水平更遠遠不及。何況，當時中國在東部、南部還與美國和中國臺灣當局保持著軍事對峙。所以，同蘇聯發生沖突，在軍事上對中國十分不利。

事后，國內組織1.5億人舉行示威，掀起了一個反修新高潮。“團結起來，準備打仗”的口號又對消除嚴重派性和國內武斗發揮了一定作用。

1969年8月13日，新疆鐵列克提邊防站巡邏分隊遭到蘇軍襲擊，中方30多人犧牲。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和核攻擊的傳言出現后，中共中央向全國和全軍下達了緊急戰備命令。

03周恩來柯西金互探對方底細

1969年入秋后，蘇聯的軍事壓力增大，引發了處于弱勢一方的中國的高度緊張。從當時中共中央的反應看，雖然做了最壞準備，主要立足點還是防范蘇軍以常規力量進攻。

9月2日越南領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蘇兩國都派代表團前往吊唁，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河內時提出，想在歸國時“路過北京”同周恩來會談，以緩和緊張局勢。為了探明蘇聯的底盤，毛澤東也改變了此前不同蘇聯談判的態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機場會客室內舉行了中蘇兩國政府首腦的會晤。周恩來同柯西金見面后對他仍以“同志”相稱，并表示：“約5年前，毛澤東同志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系。”

周恩來還指出：“美國開動了自己全部的宣傳機器，妄圖使我們兩國兵戎相見。”他以警告的口吻詢問蘇聯，是否有對中國打仗的意圖。柯西金當即保證說，蘇聯沒有打擊中國的意圖，并帶有一點諷刺意味地說：“無論是蘇共，還是蘇聯政府，從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號召人民打仗，相反，卻一直在談論和平。”

在這次機場會談中，兩國政府首腦達成了諒解，不過，因中方懷疑蘇方是在進行欺騙，隨后采取了規模更大的戰備行動。

10月間，總參以林彪的名義發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個戰斗命令”。后來中央經調查證實，此命令系黃永勝布置、總參作戰部部長閻仲川擬定，是在過度緊張的情況下違規發布的。根據中央的疏散決定，首都和許多北方城市開始進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參加挖防空洞。

04過度戰備之害不亞于忽視戰備

對當年中蘇之間發生的爭吵乃至沖突，中國方面曾有過認真的總結。“反修”斗爭時的中聯部負責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權在上世紀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顧說：“對于這場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

進入80年代后，蘇聯領導層在改善對華關系時也研究檢討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華政策的錯誤。擔任蘇聯最后一任外交部長的謝瓦爾德納澤曾公開說過：“同中國搞壞了關系，是蘇聯前領導人犯下的最大的戰略錯誤。”他回顧說，蘇聯兩面受敵后，為防范美國花了1萬億盧布，為防范中國花了3000億盧布（注：當時1盧布折合1.1美元），這幾乎拖垮了蘇聯經濟。

中國對戰爭危機緊迫臨頭的估計，也如同胡喬木所說的是“過火反應”，對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同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1969年以后的多年間，中國以重點防范蘇聯的戰備作為五年計劃的中心項目，國家財政支出有1/4以上用于軍費和與軍隊直接有關的項目，國內經濟建設又偏重于“大小三線”，這不僅大大拖累了經濟發展速度，也為后來的國家建設布局留下了許多后遺癥。如此過度戰備造成的損失，往往不亞于忽視戰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