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尹繼武 ： 新時期“世界領導型國家”優質領導力的三重特質

尹繼武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隨著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全球南方的崛起，關于新時期“世界領導型國家”的討論日益興盛。基于二戰后的霸權領導經驗，以及新時期的國際戰略競爭態勢，辨析不同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優質領導力，成為理解未來一段時期國際領導權轉移的重要基礎。新時期的“世界領導型國家”其領導力到底是特質決定，還是環境塑造，還存有諸多爭辯。借鑒政治領導心理學中的領導力理論，優質的領導力意味著領導型國家能夠且必須具備分析、診斷以及解決新時期全球難題，重構國際秩序的意愿和能力。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下述三重優質的領導特質是不可或缺的。

其一，魅力特質。根據韋伯的經典區分，領導類型可以區分為魅力型、法理型和傳統型。其中魅力型是指建立于獨特而吸引的人格特質基礎，從而對追隨者產生并不以理性回報為目的的行為。對于領導人而言，這種魅力最重要的來源是其特定的完美、富有吸引力的人格特質，這些積極特質有普世意義上的自信、堅定、富有眼光等，也有特定社會中文化約定的特質，如儒雅或果敢。到國家層面，優質領導型國家的魅力特質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魅力領導人的引領作用，即特定的國家領導人，其個性特質和理念，能夠產生較大的國際認同和追隨效應。進而，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在價值倡導、發展成效等方面，也能起到較大的國際吸引力效果。當然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較大的國際競爭、學習與效仿。從文化層面來看，特定國家的社會文化能否實現有效的國際傳播，被其他國家和文明體所吸收，也是決定這種領導型國家魅力特質的重要成分。總之，在以利益為主要訴求的國際社會，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魅力特質仍是不可少。

其二，交易特質。在現代民族國家及其契約社會，基于科層制的交易型領導成為社會運行的核心領導力機制。就此而言，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型國家及其優質領導力，無論是樹立起領導地位，還是實施有效的領導行為，亦或是增強國際社會對于其魅力特質的認可，交易特質的積極塑造實踐是一種基本途徑。由此，從安全、經濟等方面提供特定的公共產品，以此換取周邊國家、區域與全球社會對其領導責任、能力和成效的認可，這是一種必需的領導實踐。就此而論，在一些面臨全球治理赤字的領域，逐步開展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其突破口包括特定地區爭端、傳統霸權領導的薄弱區域、議題等。進而，在制度與機制建設上的創新是培養交易特質的領導力實踐。在此領域，一個重要的難題是舊霸權制度的阻力，以及來自制度層面的戰略競爭壓力。基于功能主義的外溢論，這種交易特質的塑造，需要由點及面，從外圍到核心，從非傳統到傳統領域的過渡。總體而言，塑造世界領導型國家的交易特質的基本方式即為聯盟體系、國際組織方面的制度創新，核心內容是公共產品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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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倫理特質。魅力與交易特質的塑造，表明世界領導型國家的成長需要理性與非理性的領導力特質的支持，然而，國際領導力的實踐需要處理國家間的文化與倫理差異問題。換言之，優質國家領導力的國際擴散，面臨著一個一國的領導倫理，如何擴散形成國際社會倫理標準的問題。一方面，國際倫理對接的難題在于，與國內社會不同，由于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中實力政治等霸權邏輯占據主導，但這種基于權力優勢的倫理恰恰會損害領導型國家的國際信譽。因此，從自然主義的角度，一些最微觀層次的國際倫理，包括人道主義規范等仍構成優質國家領導力的必要基礎，否則在當下文明和規則化進步的國際社會，一些不遵循基本的人性倫理的外交實踐會極大損害國家的國際領導力。另方面，優質國家領導力的內部來源，在于國內領導實踐中的治理規范、倫理的國際應用。換言之，缺乏基本人性關懷的國內治理理念，難以成為國家在國際社會發揮領導型國家的倫理基礎。

如何評估領導型國家的優質領導力，在國際社會面臨著諸多的政治性的爭辯，而這種優質領導力的構成，也是眾說紛紜。基于一定的“優質領導原型”理念，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領導力，其構成維度在于諸優質領導特質，這些領導特質既有“人格魅力”等心理要素，也有交易特質的互惠邏輯，同時與現實主義的權力塑造邏輯不同的是，國際領導力的倫理和道德基礎仍是深層基礎。國家實力并不能直接和簡單轉換為影響力、領導力，對于大國的國際領導力而言，實力是建設上述三種特質的必要條件，但遠不是充分條件。

文章來源：海外看世界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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