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開普敦，比第一次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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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嘛，說走就走！

三天之內，我就和同事們買好機票、訂好酒店，決定提前去南非過圣誕節。行程一共七天，只去一個城市：開普敦。

這并不是我第一次來開普敦。兩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是為了去開普敦大學參加一場學術會議。那時的我怎么也沒想到，兩年后自己會離開學術界，并真正留在這塊大陸上。當然，我不是留在開普敦，而是在距離這里三個小時航程的哈拉雷。

那時候的我，可以說是不知者無畏。我甚至不知道南非是一個“危險的國家”。老實講，我當時對南非的全部印象，幾乎只停留在“簽證很難辦”上。那次會議的簽證，我是在開會前不到一個月才拿到的。此前三個月的申請過程中，我反復催簽，想盡辦法發郵件，甚至請會務組幫忙跟進。會議結束后，我約了一位同樣來參會的中國學者同行，在開普敦四處走了走。我既沒有提前查過當地的治安情況，也不了解開普敦的城市布局。我敢隨意打 Uber，甚至還讓一位索馬里的 Uber 司機帶著我，在“荒郊野嶺”跑了一整天。如今回頭看，只能說那時真是膽子大。

我是后來去了津巴布韋，才逐漸了解到南非的治安差的。不只是中國人，許多津巴布韋人一提到南非的治安，也會連連搖頭。當然，人們口中的“危險南非”，多半指的是約翰內斯堡和德班這樣的城市；提到開普敦時，語氣往往會稍微放松一些。相比約翰內斯堡和德班，開普敦因為是白人主導治理而被認為“相對安全”，但也只是相對而言。

最近，中國網紅藍戰非在開普敦被綁架的消息鬧得沸沸揚揚之后，開普敦或者南非應該是再次進入國人的視野。偏偏，我們還選擇在這個時候去開普敦過圣誕。

混血導游與矛盾的開普敦

因為訂的是一早的航班，我們凌晨五點多起床，六點多就已經到了哈拉雷國際機場。在候機大廳里，我們碰到了同事的一位朋友。得知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南非開普敦，她幾乎沒有猶豫，立刻講起自己朋友的遭遇。他的那位朋友一周前剛到開普敦，車子剛出機場，還沒開多久，就被劫匪砸窗搶走了東西。

我心里猛地一沉。不會吧，開普敦的治安已經差到這個程度了嗎？兩年前，我還能全須全尾地回來；這一次，會不會真的遇上綁架，或者搶劫？不知者無畏，可問題是，現在的我沒那么“無知”了啊！那種原本被經驗壓住的恐懼，忽然冒了出來。

接我們的導游叫薩迪克，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混血兒。他說自己是巨蟹座，比較內向，但在我眼里他是一個內向的話嘮。當然這也不矛盾，干導游這一行的，似乎也很難不健談。只要你一搭話，哪怕車正沿著懸崖邊行駛，他也能側過頭來，若無其事地跟你聊上幾句。正是在他的講述中，一個混雜的開普敦，慢慢在我眼前展開。

開普敦的“混雜”體現在現代與落后的強烈碰撞上。車子剛駛出機場沒多久，機場高速兩側便站立著錯亂而密集的鐵皮屋。可越往市區開、越靠近海灘，房子就越好，好到讓人恍惚，仿佛剛剛在機場路邊看到的一切都是錯覺。在市中心和各個旅游景區待久了，你甚至會逐漸忘記那些鐵皮屋的存在，忘記它們曾真實地出現在同一條城市軸線上。對于剛從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來到開普敦的我們來說，這種感受多少有點像“農村人進城”。除了物價沒有哈拉雷高、住宅也少了那種帶大院子的配置之外，幾乎一切都顯得更“好”——更干凈的街道，更現代化的建筑，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更讓我意外的是，在開普敦，公交車竟然是一種隨處可見的存在。

但在薩迪克的講述中，現代與落后的“混雜”被轉譯成了危險與安全的碰撞。隨著車窗外景觀的變化，他的解說也悄然發生了轉變。薩迪克十九歲便開始工作，在接待我們這個團組之前，已經帶過無數批中國游客。我們還沒來得及開口，他就主動指向機場附近那些棚戶區，說那是開普敦最危險的地帶之一，連警察有時都不愿意進去。黑幫、槍殺、搶劫、強奸、毒品、HIV/AIDS。這些詞從他口中說出來，幾乎不需要停頓，像是一套早已熟練的介紹詞。又過了一會兒，他示意車窗右側，說那里聚集著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打工者，比如馬拉維人，以及我所熟悉的津巴布韋人。

? 機場邊上的“貧民窟”

也許是負面的描述說得太多了，也許是車子已經逐漸駛近市中心，薩迪克開始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窗外的風景上。他指向連綿的海岸線，反復向我們確認：開普敦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又指向海邊那些風格各異的建筑，強調這里同樣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城市。他為自己是南非人而自豪，也為能夠在開普敦工作感到驕傲。接下來的幾天里，薩迪克很少再提及那些負面的內容。與之相對的，是他越來越頻繁地告訴我們，哪一片的房子有多貴，哪里又是富人聚集的區域。

? 桌山腳下的開普敦

我心里暗暗感慨：跟中國游客打交道久了的外國人，多少都會變得“很中國”。在津巴布韋，我也客串過不少次導游。結合自己的經驗，我慢慢總結出一套帶中國游客的“黃金準則”：非洲有多落后，中國有多便捷；當地房價有多貴，官員是如何魚肉百姓的。除了必要的景點介紹，只要圍繞這幾個點和游客聊天，行程通常都會進行得很順利。游客聽得安心，情緒也被照顧到，小費自然也不會少。這樣的說法在導游的講述、游客的附和、甚至某些日常經驗中不斷被重復，成為一種錯誤的“常識”。

與之相伴的，還有薩迪克口中反復浮現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張力。其潛在邏輯往往指向一種隱約卻熟悉的判斷：白人很討厭，但是更擅長治理，黑人應該主導這個國家，但是管理能力太差。

自認屬于有色人種的薩迪克，心情顯然更加復雜。一方面，作為導游、作為土生土長的開普敦人，他親眼見證了白人的優渥生活與黑人群體長期承受的貧困與苦難；同時，他的家族記憶本身就鐫刻著殖民與種族歧視的烙印，對白人有著骨子里的不信任。他的祖父母生活在著名的 Bo-Kaap（南非語，意為“上城”，中國人更習慣稱之為“馬來區”），一個深受奴隸制與殖民歷史影響的社區。但另一方面，薩迪克也并不掩飾自己對黑人主導國家治理能力的無奈與懷疑。我們在開普敦停留的那幾天，南非一則政治丑聞正在持續發酵：爭議商人 Vusimuzi “Cat” Matlala指控前警察部長、非國大（ANC）資深政治人物 Senzo Mchunu，因其拒絕配合“捏造案件”，遭到報復，其公司與南非警察署（SAPS）一份價值 3.6 億蘭特的合同被取消；而政府方面及 Mchunu則予以否認，稱該合同是在調查違規與腐敗風險后依法終止。

? 薩迪克主動講給我聽的本地熱點新聞

薩迪克似乎并不關心 Matlala 的錄音是否真實，也不在意 Mchunu 是否可信。對他來說，童年的貧困經歷和艱難的成長過程早已教會他一個樸素而殘酷的判斷：不論誰贏誰輸，狗咬狗罷了，到頭來普通老百姓還是撈不著好處。他既不完全相信黑人能夠治理好國家，也不真正信任白人能夠真正解決南非的社會問題。

薩迪克小時候生活在開普敦附近的農村，條件并不比他之前提到的機場周邊貧民窟好到哪里去。是他的父親拼了命地工作，才把一家人從那里“撈”了出來。相比之下，母親那一支的家族并沒有這么幸運。她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孩子，大多一直留在那個村莊里。命運的分岔在下一代身上顯得尤為清晰。父親這一支的孩子大多獲得了相對體面的前程，而母親那一支的許多人卻被黑幫和監獄困住，在“進去”和“出來”之間反復循環。

2005 年前后，薩迪克的父親終于開起了自己的車行，通過把車輛租給旅行社賺取傭金，家里的生活逐漸寬裕起來。少年的貧困與青年時期突如其來的改善，一度讓薩迪克迷失過方向。用他自己的話說，“該干的、不該干的，都干過了”。而如今，三十而立的他顯得格外務實。與其相信那些來來去去的政治人物，他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上帝，以及日復一日的勤勞之上。他幫著父親一起打理車行。兩個弟弟中，一個和他一樣從事租著車生意并兼職導游，另一個則在學習汽車維修。

? 165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此建立開普殖民地。為滿足勞動力需求，殖民當局從東非、印度、印尼等地輸入大量奴隸，這些人被統稱為 Cape Slaves。Bo-Kaap 逐漸成為殖民者安置奴隸、工匠等群體的邊緣居住區。在奴隸制度時期，這里的房屋多為白色或暗色；而在奴隸解放之后，居民首次真正擁有了房屋的產權，許多人開始用鮮亮的顏色重新粉刷房子，以此宣示對生活與空間的主權。

到了辦理入住的時間，薩迪克準時把我們送到酒店。下車前，他語氣再次地鄭重起來，提醒我們：開普敦白天相對安全，但最近正值旅游旺季的開始，即便是我們住的這家四星級酒店，也必須自己提高警惕。房間里不要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話說完，他下車，把我們的行李一件件從后備箱拖出來。我們接過行李，幾乎是快步走進酒店。那天晚上，我們再也沒敢出門。

? 關上酒店的房門，我也看到了酒店的提醒，說是貴重物品不要放房間，要么隨時攜帶，要么放到前臺保險箱里寄存。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又輾轉住進了一家五星級酒店。本以為安全感多少可以松一口氣，可當我打開房間里的保險柜，一張放在里面的“溫馨提示”又把我拉回了現實。卡片提醒客人：不要獨自在街上行走，尤其是在天黑之后；只在光線充足的地方活動，避開昏暗的小巷；不要攜帶相機，也不要佩戴顯眼的珠寶或手表，以免引起注意；乘坐出租車時，只選擇標識清晰的車輛，或由酒店工作人員代為叫車；包括機票和護照在內的貴重物品，應統一存放在酒店提供的保險箱中。五星級酒店的保險柜里，沒有安慰，只有一套被反復驗證過的生存指南。

人的一生要去四次開普敦

但是，開普敦實在太美了。

即便一路上不斷接收到關于風險與不安全的提醒，當真正置身其中，看到山海交匯的景象、被光線和顏色包圍時，人還是會不自覺地放下警惕。理性上的提醒，在美景面前變得遲疑而緩慢。身體和感官先一步做出了選擇——停下來、放松下來、沉醉其中。

上一次來開普敦，是為了參加會議。會后只匆匆轉了一下，更多像是一次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式的停留。說是“玩過”，卻又仿佛什么都沒真正玩到。整個行程留下的記憶點不多，更多記住的，是行程的匆忙，以及隨之而來的那點遺憾。

好望角和開普角幾乎是每個來開普敦的人都會打卡的地方，上一次我也去了。去過的人都知道，開普角的觀景點在山上，而好望角在山下。開普角有兩座燈塔，我在心里把它們叫作“大燈塔”和“小燈塔”。第一次來的游客，大多會直奔大燈塔——沿著山路一路向上，抵達的就是那里。而小燈塔在海邊，需要從大燈塔左側的小路一路下行，來回至少要四十分鐘。

? “大燈塔”

? “小燈塔”

上一次，我在大燈塔那里駐足了很久，興奮地給朋友打視頻電話。等注意到小燈塔的存在時，時間已經不允許我再走一趟了。沒能去成小燈塔，成了那次旅程里最具體、也最清晰的遺憾之一。除此之外，因為天氣原因，我也沒能登上桌山，在“上帝的餐桌”上走一走。這一次再來，朋友們直奔大燈塔拍照，我卻幾乎沒有猶豫，徑直朝著小燈塔的方向走去，像是在刻意完成一場與兩年前的和解。去往小燈塔的路上，我走在印度洋這一側。那種感受，與我在好望角面對的大西洋幾乎是兩個極端。大西洋的浪拍打在海灘上，喧鬧得像個年輕氣盛的小伙子；而印度洋卻安靜得像一位克制的淑女。面對這片靜謐而遼闊的海，人的內心也隨之慢慢舒展開來。

? 從好望角拍到的大西洋

? 在去往“小燈塔”路上拍到的印度洋

因為在開普敦停留的時間較長，又包了車，我們總能等到天氣最合適的時候再上桌山，彌補了我上次來開普敦的遺憾。說實話，山我爬過不少，原本并不指望會有多大的情緒起伏，在心里，它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地標打卡而已。但這趟桌山行，還是讓我徹底被擊中了。那種震撼并不來自“高度”，也不只是“風景”，而是一種難以預期的整體感——山、海、城市與光線在同一時刻展開，讓人突然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一個無法被輕易替代的位置上。

? 之所以叫“桌山”，是因為它的山頂幾乎完全平坦，從遠處望去，像一張被穩穩放在天地之間的巨大桌面。相比周圍起伏、破碎的山體，桌山的輪廓異常清晰：陡峭的山壁托起一塊水平延展的巖石平臺，線條簡潔而有力量。

? 上桌山可以徒步，也可以坐纜車。我想，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后者。纜車是那種會緩慢旋轉的類型，升空的過程多少帶點刺激感，但如果和華山的纜車相比，也就只能算是“小場面”了。

桌山上面有什么呢？有跟“卡皮巴拉“一樣呆萌的蹄兔，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小紅花，還有吃不完的“狗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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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山的面積其實很大，差不多有 3 平方公里。這是我后來才查到的。剛到山頂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以為不過是站在高處看看風景、買點紀念品，一個小時也就差不多結束了。可當我走出纜車落客區，穿過禮品店，眼前突然像是打開了一個“新大陸”。所謂“上帝的餐桌”，竟然有種一眼望不到頭的感覺。餐桌的邊緣向四周鋪展開來，這意味著我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反復觀看同一座開普敦——城市、海岸、山脈，在視野里不斷變換位置。

我來不及和朋友打招呼，就急匆匆地沿著“餐桌邊”快走起來，一邊走，一邊拍照，一邊被眼前的景象反復擊中。有那么一刻，我很想就站在那里，不拍照、不說話，只是安靜地把這些畫面記下來。但時間不允許，我又答應了要帶大家一起“走非洲”。于是，我像一只貪婪的小松鼠，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一股腦兒塞進嘴里，卻來不及真正消化。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狀態其實挺好玩的。如果桌山真是上帝的餐桌，那么第一次登上桌山的我，大概就像個小矮人，在上帝的菜肴之間蹦蹦跳跳，完全顧不上上帝是不是正在看著我。

除了美景，對我而言，桌山還有另一層意義。它像極了我心中的“非洲”：我被它吸引，好奇心驅使我想去探索每一處角落，想走遍整個大陸的每一個國家。可現實是，我沒有人同行，也沒人可以分享我的震撼。除了滿足好奇心，我不知道我這么做的意義在哪里？我想后退，卻發現路就在眼前、就在腳下，每多走幾步，就有不同的風景出現，讓我舍不得回頭。畢業后來非洲，我的感受正是如此。因為博士論文，我第一次踏上這片大陸。在田野中，我被觀察到的人、聽到的故事深深吸引，我想去更多地方，見更多人，聽更多故事。我也曾想后退，回到留學國，回到中國當老師的安穩生活。可是，我已經嘗過非洲的美，舍不得了。想想期待我回國的父母，想想曾經幻想的大學教師生活，我有無數理由不來非洲，可我還是無法舍棄。在這里，我著魔了。

? 我行至桌山的某處，四下無人，靜得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腦中翻騰著剛才的種種想法，我望向遼闊的大海，熱淚盈眶。我好想坐在那里，發一整天的呆。

時間過得飛快，我已經加快了腳步，可同伴卻在催促下山，而我只逛完了桌山三分之一。想要走完整個山頂，只能留給下次了。彌補了舊的遺憾，就會產生新的遺憾。離開桌山的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了那句話：人的一生，真的應該去四次開普敦。第一次去，就像一場“遭遇戰”，浮光掠影，匆匆而過；感覺不錯，卻說不出所以然。第二次來，就像這次，有計劃、有時間地體驗開普敦的美好，但仍留下新的遺憾，同時希望把這份美好分享給自己最愛、最親的人。所以第三次，我會帶著妻子來開普敦，花整整一天時間在桌山上；第四次，我希望能帶著家人、孩子、好友們來感受下開普敦。

? 希望在我依然想看世界、還有體力、精力和財力的時候，再來“兩次”開普敦。

讓我怎么說你好呢？

我們兩天半的時間就打卡完了開普敦的主要景點，之后就奔赴距離開普敦市區2小時車程的一家著名的高爾夫球場——Arabella Hotel Golf & Spa。同行的伙伴中有兩個喜歡打高爾夫，而我也想來沿路打卡法國風情小鎮（Franschhoek）、荷蘭風情小鎮（Stellenbosch）以及地中海風情的小鎮（Herm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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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開普敦，不愧是度假圣地！

就在大家沉浸在度假的美好中時，同伴小孫突然告訴我們，自己錢包里少了200美元。

“我就在房間陽臺抽煙，錢包就放在桌上，我看到酒店打掃衛生的黑人進來了。”

“等打掃結束，我好死不死地清點錢，發現帶的900美元只剩下700了。”

“我不可能記錯啊，這些美元根本沒花，因為在南非都是用蘭特。”

薩迪克也在身邊，我把小孫的錢被偷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并沒有表現出驚訝，只是失望地說：

“我就說嘛，貴重物品最好隨身帶著。”

“現在是旅游旺季，又臨近圣誕節，這些人根本不怕你舉報或者調查。最多被開除而已。把你的錢揣著過完圣誕，他們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度假的輕松瞬間被拉回現實，緊張感立刻涌上我們的心頭。小孫不準備追究了，就當給自己第一次開普敦之行留個紀念，也給自己的人生買了個教訓，而我們開始擔心起自己留在酒店房間里的電腦和相機。

人們常說南非危險，但身處開普敦幾天的我們覺得這是外界的偏見。在薩迪克的帶領下，我們一路都很安全；可與此同時，整個旅程卻不斷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提醒著“危險”的存在。危險仿佛始終如影隨形，卻又大多停留在提醒、叮囑與想象之中。因為我們走的始終是游客的路線，這種危險更多時候被轉化為一種被反復強化的心理預期。真正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這種狀態本身。這樣一個美麗的國家，卻不得不長期與“危險”捆綁在一起，被反復談論、反復感知，幾乎成為一種默認的背景。

我也干過同樣的事情。有時候，當朋友或剛到津巴布韋的中國人問起當地治安，我總會下意識地把南非拿來作比較，用它作為一個參照系，來抬高津巴布韋的安全程度。和“最差的”比，津巴布韋當然顯得安全。然而，兩年來，無論是親身經歷，還是耳聞目睹，在津巴布韋遭遇搶劫或受到傷害的中國人并不在少數。就個人體驗而言，我反而覺得津巴布韋比南非更危險。

與此同時，如果把視角從南非和津巴布韋這兩個國家抽離出來，在許多國人的想象中，危險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而是整個非洲大陸。非洲常常被并列進“高風險地區”的清單里，危險程度不亞于南美洲，甚至被拿來與東南亞，尤其是緬北地區相提并論。兩年前的我，也是這樣看待非洲的；但對兩年后的我來說，這種認知多少帶著一點冒犯。在非洲生活的這兩年，讓我對“危險”本身的理解變得更加復雜，甚至開始想表達一種看似反直覺的判斷：非洲并不危險。

然而，當你宣稱南非（非洲）不危險時，只要一放松警惕，危險便會迎面而來。

讓我怎么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