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亡國始于？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我們討論明朝滅亡的話題，當然并不希望明朝滅亡丟掉漢室江山！只不過歷史已經定型，探討歷史問題作為今天的鏡鑒還是有意義的。

很多人說起大明朝的滅亡，大部分人會指責朱由檢執政無能，17年換了50個閣臣19個首輔殺了一堆重臣，最終丟掉江山。

也有人認為，大明亡于萬歷三十年不上朝，亡于天啟年間閹黨亂政，亡于遼東戰敗、財政破產、流民四起。

這些說法并沒有錯，但問題在于，它們都不是明朝走向滅亡的起始而是終局危機。

在明朝中期，真正導致大明國運急轉直下的，是嘉靖三年夏天，紫禁城左順門前，十八名文官被當眾廷杖致死的那一天。

從那一刻起，大明的政治秩序，被公開打斷了脊梁。

嘉靖元年，世宗登基，圍繞皇權合法性的沖突立刻爆發。

嘉靖堅持為親生父親興獻王上尊號，而在明代宗法體系中，皇帝繼位必須承繼宗廟，生父只能稱本生父，不得進入太廟。這并非細枝末節，而是皇權合法性賴以成立的結構性原則。

因此，文官集團集體反對。從內閣首輔到臺諫言官，一道又一道奏疏遞交上去，措辭克制，理由傳統，無非是祖制不可亂，名分不可移。

嘉靖的回應極其簡單，極其粗暴。

嘉靖三年七月，他下令在左順門外，對跪諫官員施以廷杖，而且不是象征性的懲戒，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往死里打。

廷杖落下時，有人當場斃命，有人被拖回去等死，有人甚至來不及收斂尸身。最終，十八名官員被活活打死在宮門之外。

這已經不是一次政治沖突，而是一場公開處決。

從這一刻起，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禮制，不再是約束皇帝的規則；

禮制，只是皇帝用來控制臣子的工具。

一次杖斃18人，群臣不寒而栗從此俯首帖耳，嘉靖最終贏得了大禮議，但付出的代價，是大明兩百年來賴以運行的政治平衡，被當場擊碎。

大禮議之后，明朝官員群體迅速完成了一次深層次的心理轉型。

他們不再優先考慮對不對，而是先判斷安不安全。在此之前，做官的理想是幫助君王成為堯舜一樣的明君；而大禮議之后，明朝官僚群體的生存法則變成了不要觸怒皇帝。

這種變化，并不是態度問題，而是制度運行方式的改變。

為了穩住朝政，嘉靖開始頻繁更換首輔，張璁、夏言、嚴嵩、徐階輪番登場，卻始終沒有一個穩定、持續運作的中樞權力結構，取而代之的是對皇帝個人情緒高度敏感的臨時代理人。

這種局面的后果迅速顯現，提拔誰當首輔，能力不再是決定因素，忠誠也不再可靠，真正的核心競爭力來自于獻媚。

從嘉靖時期，大明官場開始系統性批量產出諂媚型官員。

嚴嵩這位臭名昭著的奸臣并非例外，而是這一體系下最成功的產品。

在嘉靖沉迷于修道長生的鬧劇中，發生了壬寅之變。

那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六名宮女趁嘉靖熟睡，用麻繩勒住他的脖子，試圖行刺。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宮女的刺殺失敗，因為繩結打成了死結，沒能當場把這個昏君送走。

這是明代宮廷史上最詭異、也最殘酷的一幕。

有人會問，這些原本俯首帖耳的宮女為何會鋌而走險？原因并不復雜。嘉靖沉迷煉丹采補，長期強迫這些年輕宮女食桑葉、飲露水，甚至還用她們的月事煉藥，宮女們晝夜服侍昏君修道，生存狀態已經算不上正常人了。

刺殺失敗后，嘉靖沒有反思自身行為，而是選擇搬出皇城，遷居西苑，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不上朝生涯。

自此，大明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皇帝仍在，卻不露面；權力仍在，卻不公開；制度仍在，卻無法運轉。

所有的官員只能通過奏章揣摩圣意，通過批紅理解皇帝情緒，而這種運行方式，本身就是對國事最冷血的踐踏。

嘉靖不理政務，卻極度迷信道教，于是，青詞成為新的晉升通道。

嚴嵩、徐階是著名的“青詞宰相”。嘉靖清詞（嘉靖時期的青詞）是一個專有概念，特指明代嘉靖皇帝時期，道教齋醮儀式中撰寫給天帝的祝文，是當時的宮廷文體和政治資本，以其駢儷對仗、辭藻華麗的風格聞名，成為嘉靖朝政治與宗教深度結合的獨特現象。

誰的祝文最合皇帝心意，誰就能步步高升。嚴嵩正是依靠青詞進入權力核心。

嚴嵩不懂軍事，不理財政，也無意民生，但他極其清楚嘉靖真正需要什么：祥瑞、長生，以及不被打擾。

圍繞這一點，嚴嵩父子迅速搭建起一個龐大的權力—金錢體系：官職可以明碼標價，軍餉被層層克扣，邊境的戰爭淪為可以交易的籌碼，對皇帝的忠誠變成了奸臣的勒索工具。

大明朝堂之上，不再有是非判斷，只剩下站隊邏輯；刑部大牢，成了嚴嵩父子清除異己的工具。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錦衣衛經歷（小官）沈煉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任用奸佞，以至于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于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于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圣聽，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于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里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楊繼盛、沈煉之敗，不是輸給了嚴嵩父子，而是輸給了秩序。

至此，大明政治徹底失去了糾錯能力。

嘉靖朝的危機，看似來自外部。東南倭寇橫行，北方俺答汗兵臨北京，但問題的根源不在外敵。

嘉靖實行的海禁政策，人為制造出官僚走私，走私催生出倭寇武裝集團；邊軍軍餉被層層截留，將帥無兵可用；地方官員優先考慮保住官位，而不是保護百姓。

戚繼光雖然能打仗，卻要自己籌集軍餉；俞大猷雖然能練兵，卻要先應付嚴黨的傾軋。所謂倭寇大患，從來不是因為將領無能，而是嘉靖營造的這套統治模式，本身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當然，在紙面上看，嘉靖并非亡國之君。他去世時，大明看上去還挺強盛，疆域未失，皇權穩固。

然而，對一個帝國來說，真正致命的，從來不是表面強弱，而是制度是否具備自我修復能力。

從“大禮議”開始，任性的皇權突破禮法，官僚徹底淪為皇帝任意取舍的工具，統治制度失去了穩定結構。到了萬歷，又是一個任性妄為之君。短命的天啟將亡國危機推向高峰，而崇禎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無法逆轉的敗局。

所以，大明的滅亡始于嘉靖。

本文寫的不是情緒宣泄，而是因果；不是罵名堆砌，而是歷史邏輯。

這一點，嘉靖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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