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復查李兆麟案，北京市中院依法改判，為涉嫌此案的楊綽庵平反

1950年7月，時任上海祥泰夾板廠總經理楊綽庵因涉嫌李兆麟遇刺一案被捕。

根據資料記載，楊綽庵是在抗戰勝利后，出任哈爾濱市長，期間發生了前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時任哈爾濱市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將軍遇刺案。

圖|楊綽庵全家福照片

之所以要逮捕楊綽庵，是因為當時有說法，李兆麟是在赴時任市長的楊綽庵的邀約，在趕赴水道街9號的，并最終被刺殺在那里。

1955年2月18日，楊綽庵被執行死刑。

多年以來，楊綽庵之子楊文騏并不認為父親參與殺害了李兆麟，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調查真相，至1981年4月，正式將調查的材料遞交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復查該案。

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宣布撤銷了原判，對楊綽庵進行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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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就聊過李兆麟將軍在哈爾濱遇害的具體經過。

李兆麟是前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是遼南抗日的一面旗幟，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他協助周保中率領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軍以及八路軍反攻東北，在隨后的建黨、建軍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久之后，在黨組織命令下，李兆麟出任了濱江省副省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等職。根據資料記載，李兆麟當時還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公開身份與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之一。

李兆麟在任期間，多次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引起了國民黨當局忌憚，也正因為如此，李兆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必殺名單。

圖|李兆麟

負責制定計劃殺害李兆麟將軍的，是直屬軍統局與戴笠本人領導的“濱江本組”，首任組長為張勃生，此人直接參與制定刺殺李兆麟將軍計劃，按照他的原話說就是：

“殺李兆麟，一是因為他名為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實際上是共產黨在哈爾濱的大頭目，要往共產黨致命的地方捅；二是因為他雖然是共產黨，卻不是從關內來的，更不是從延安派來的，殺他可能引起共產黨內相互懷疑，挑起派系糾紛；三是因為它是從蘇聯回來的，與蘇聯關系密切，殺了他還可能引起蘇聯對延安派的懷疑；四是殺一儆百，而且是有利于策反其他共產黨人，特別是東北籍的共產黨人。”

從1945年10月，軍統特務便籌劃對李兆麟將軍下手，但制定的多個計劃均未能得手，甚至于就連張勃生也于同年年底被捕。

當時，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了李兆麟被盯上，紛紛勸他要小心，但李兆麟卻不顧自身安危，堅持沖在第一線，他曾堅定的表示：

“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喚起人民的覺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張勃生被捕后，同年年底，戴笠指派另外一名親信骨干余秀豪到哈爾濱，并以市公安局局長的身份領導整個北滿的軍統特務。

1946年初，在余秀豪的領導下，軍統特務重新啟動了刺殺李兆麟的行動，決定利用李兆麟重情重義等特點，來制定刺殺計劃。

一開始，余秀豪考慮以國民黨黨松江省政府主席關吉玉邀請李兆麟商討“國大代表”名單為名，將李兆麟騙出投毒殺害。

可這個計劃并未成功，反而讓李兆麟事先知覺，李兆麟還當面質問余秀豪：

“聽說有人要暗殺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對國家對人民有什么罪過？是人就把事情說到當面，干個公開，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陰謀算個什么東西！”

不過即便如此，余秀豪仍然決定行動，甚至在得知李兆麟即將被調離哈爾濱后，更是加緊了刺殺計劃。

1946年3月7日，國民黨特務何士英命令已經打入哈爾濱市政府的特務、楊綽庵的秘書孫格齡在當年“三八”節慶祝大會后，將李兆麟騙到預先已經埋伏好特務的水道街9號。

早年李兆麟曾受一名白俄婦女掩護脫險，孫格齡因為有白俄血統，假稱是那名白俄婦女的女兒，引起李兆麟的關注，在接到她通知后，也不假思索。

不過，因李兆麟3月8日行程已經有安排，特務們又臨時改時間到次日下午1時（1946年3月9日）。

圖|1946年李兆麟將軍遇害時穿的血褲（陳列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1946年3月9日下午，在征得中共哈爾濱市委的同意后，李兆麟前往水道街9號

根據特務們后來供述稱：

“李兆麟如約來到水道街9號，進屋便習慣性地脫了大衣，而兆麟將軍的護身手槍一向揣在大衣兜里。孫格齡謊稱“人還沒來齊”，讓兆麟將軍先喝杯茶水，等候一下。兆麟將軍沒料到茶里下了毒藥，便端起茶杯，可他剛一喝下去，就發覺茶水味道不對。沒等他發問，暗藏在室內的國民黨特務閻鐘章、高慶三、孟慶云等便沖了上來。身材魁梧的李兆麟將軍只身同敵人展開了搏斗，雙手被敵人的刀子傷了多處，毒藥很快發作了，他昏倒在地板上。特務們見狀對著兆麟將軍胸部、頭部連刺七刀(其中有一刀貫穿了胸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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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0日下午，李兆麟將軍的遺體被發現，引起全市轟動，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卸責任，一方面公開進行悼念，一面又大肆印刷所謂“桃色新聞”的小報，轉移民眾注意力。

事實上，在李兆麟將軍遇害后，我黨便下定決心追查兇手，并不受國民黨反動派散布謠言的影響。時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親自掛帥，時任東北局社會部副部長兼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陳龍，立刻布置偵破李兆麟遇害一案。

1946年4月28日，哈爾濱獲得解放后，陳龍發出了通緝令：

“不論他們逃到哪里，一定要把他們緝捕歸案。”

同年5月22日、24日，參與殺害李兆麟將軍的土匪馬健胤、高慶三落網，事后馬健胤被判處死刑，而高慶三源于不是主犯，加之其被捕后如實供述罪行，有助于破案，因此被判處徒刑。

1948年10月15日，錦州解放后，殺害李兆麟將軍的主犯林再春于同日在錦州被活捉，10月19日，主犯孫海鏡經我地下黨組織長期布控，于長春正式被捕。

1949年3月8日，時值李兆麟將軍遇害三周年紀念日，主犯之一的閻鐘章在天津落網，幾乎與此同時的是，參與殺害李兆麟、保管毒藥的劉文升、劉明晨、高喜元、閻力維、張立鈞也先后被捕。

當然，案子調查進行到了這一步，還沒有結束。

1949年10月至11月，全國公安第一次會議期間，李兆麟案成為重要議題，同期舉行的全國公安展覽中，李兆麟將軍的血衣、主犯閻鐘章伏法的照片被公開展出。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主抓李兆麟案的偵破工作。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前國民黨政府哈爾濱市市長楊綽庵于1950年6月被捕。1955年2月18日，楊綽庵被執行死刑。

有證據證明，李兆麟赴水道街9號之約，是受了楊綽庵邀請的，而邀請人之一的孫格齡又是他的秘書，楊綽庵是承擔了連帶責任。

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楊綽庵都是默認李兆麟一案的知情人，很多文章中在提到楊綽庵，都將他當作反面人物來塑造。

不過，從相關資料來看，楊綽庵明顯是背了黑鍋了。

楊綽庵是國民黨當局統治時期的政府官員，過往歷史上是很清白的，并沒有同軍統特務勾結的歷史，所以也就不存在同軍統特務密謀殺害李兆麟的情形，而且在當時環境下，特務們殺害李兆麟，也只是需要一個名頭把李兆麟騙出來，畢竟一開始他們還曾考慮用國民黨松江省政府主席關吉玉的名義。

根據李景端的文章《說說我知道的楊綽庵》一文稱，李兆麟在哈爾濱期間，同時任市長的楊綽庵關系很好：

“楊綽庵與李兆麟彼此很尊重。陳紀瀅書中說，楊綽庵對當時東北抗日聯軍首領李兆麟的評價是：“這個共產黨人很特殊，有感情、有國家觀念，也有地方觀念；說真話、不虛偽、不矯情；說做就做，毫不含糊。”書中也記載了李兆麟對楊綽庵說的一段話：“我來是向楊市長專誠致敬意的。因為我上午親聽您的講話，與您的作風。我覺著如果國民政府的官吏都像你們，則國家前途很有希望。現在東北光復了，我只盼望能順利接收。從今以后，我東北人民不再受異族統治，就是我個人的愿望了。”又說：“如果承楊市長不棄，我樂意交您這個朋友，共同為哈爾濱市民的幸福而努力。”陳紀瀅書中談及當時李兆麟的態度時，感覺到他主要是不滿蘇聯人在壓他，對蘇軍牢騷頗多，他渴望戰后中國能盡快團結起來，不再受外國人的欺侮與擺布，這一點正好與楊綽庵是一致的。”

從這個情況來看，楊綽庵個人也不存在想要殺害李兆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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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的是，國民黨當局統治期間雖然腐敗，可楊綽庵卻并非是那種貪贓枉法走上高位的國民政府官員。

相反的是，楊綽庵在治理地方期間，一向很有政績，并有頗多贊譽。

楊綽庵祖籍河南，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個士紳家庭，不過在楊綽庵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在福州塔巷居住期間，受其表姐葉可風賑濟，1918年，他與表姐葉可風，楊、葉兩家三代人都結為秦晉之好，在當時被傳為一時佳話。

1914年，楊綽庵在葉家資助下到北京求學，后來考入了北京法文學堂，課余時間還自學了英語。得益于此，楊綽庵從學校畢業后，逐漸步入仕途，從郵務局揀信生一路做到了國務院秘書廳幫辦（北洋政府時期）。

1927年，楊綽庵辭職南下，先后任廈門二五附加稅局局長、福州市印花稅局局長，1932年受好友之邀赴廣西，出任廣西省統計局局長，執掌一省稅務，有頗多政績。

不過，因楊綽庵不是廣西人，在任期間受廣西省內保守派諸多攻訐，最終憤而辭職，在時任國民黨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的資助下，赴歐洲考察。

1935年10月，楊綽庵回國后，受好友推薦，任湖北省政府統計室主任兼任省地政局局長，時任省主席的楊永泰被刺殺后，楊綽庵辭職，出任江西省建設廳秘書主任、代行廳長職務、兼江西省工商管理處處長，省工礦調整委員會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兼任省戰時貿易部總經理。

由于受時任省主席熊式輝的信任，楊綽庵在江西干出了一番成績，根據李景瑞的說法，楊綽庵在江西主要的貢獻有：

“一、廣攬人才，培養人才；二、擴大礦業省內自主經營權；三、大力發展省內民族工業；四、搶運戰需器材，提供戰時后援；五、重視文化建設。”

楊綽庵務實的辦事作風，引起了國民黨當局重視。

1943年9月，楊綽庵調重慶工作，任重慶市政府秘書長兼中央設計局委員職。

抗戰勝利后，楊綽庵調任哈爾濱市市長，雖然只有短短一年，卻給當地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陳紀瀅（著名作家）評價楊綽庵：

“他給客人與市民的印象是坦白、誠懇、沒官僚架子，還可以說，很大膽。因為東北人民不但在十四年中沒見過這樣的平民化的官吏，就是民國以來全國各地也少聽說這樣接近民眾的首長。”還說，當時哈爾濱人因長期受日本人統治，見生人常常不敢抬頭挺胸。對此，楊綽庵特意在市政府門口掛出大標語：市長不是官，是公仆。“挺起胸膛，做堂堂正正大國民”，“抬起頭來，當智能兼備好男兒”。成立市政府當天，“他到市府大門外走進群眾之中，與每個人握手，被人群包圍了有半小時之久。他還站在臺階前高聲說，‘市政府不再是衙門，市長不再是大老爺，以后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見我。”

不過，當時國民黨當局陰謀發動內戰，楊綽庵雖然有心治理地方，但對現實卻很無能為力，這也令他對時局產生了很多悲觀失望的想法。

圖|東北經濟小叢書:電力 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研究組編寫楊綽庵發

1946年4月下旬，在哈爾濱解放后不久，楊綽庵跟隨蘇軍撤離到了海參崴，同年8月赴沈陽，任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主任兼東北經濟委員會委員。

至1948年，楊綽庵因對國共和談漸無可能而悲觀失望，漸漸失去了從政的想法，后來他辭職到了上海，但蔣介石那時正需要楊綽庵這樣的干吏，因而任命其為糧食部上海糧食緊急購儲會主任。翌年春兼任財政部次長職。

楊綽庵在上海期間，曾與其他五人共謀“閩人治閩”，這打亂了蔣介石安排其子蔣經國出任福建省主席的計劃。

也正因為如此，楊綽庵徹底與蔣介石劃清了界限，后來他也未隨國民黨當局撤到臺灣。

1949年4月，楊綽庵去廣州述職后又返回上海，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楊綽庵受邀出任華東區糧食公司顧問。當時熊式輝蟄居香港，曾函邀前往合作經營工商業，他復信婉謝。

1950年，楊綽庵受中國鹽業銀行與中國實業銀行之聘，擔任上海祥泰夾板廠總經理，根據資料記載，楊綽庵期間想參加民革，但未能成功（也有說法加入）。

不久之后，楊綽庵卷入李兆麟被刺殺一案，并被判處死刑。

楊綽庵死后，其子楊文騏于1956年護送父親的靈柩回老家福州安葬，后來在姐姐的幫助下，全家移居美國。此后楊文騏一直以美籍華人的身份為父伸冤。

一次楊文騏回到福建，找到了一個舊軍統人員，根據他的說法：

“李兆麟被刺殺后不久，哈爾濱市政府一位女機要秘書突然失蹤，楊綽庵便承擔了幕后主使人的責嫌，這個女秘書既非中統，也非軍統、警統，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楊文騏后來同友人談起這件事，還很無奈的說：

“解放后公檢部門接收了許多密檔，神秘女秘書可能已被抓獲（按前后語原意，應該是只有這個神秘女秘書被抓獲），楊綽庵一案才有撤銷原判的可能，不過，這是推理，找不到實證。”

按之前介紹的情況來看，楊文騏口中所說的這個神秘女秘書，只有孫格齡。

然而作為李兆麟一案的主犯，孫格齡早就同余秀豪和何士英逃往臺灣，后來再沒有公開露過面，想要抓捕她基本上已經不太可能。

不過到解放后，隨著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有關部門對過往一些舊案進行了重申，盡管已經沒有任何人證、物證證明，但國家最終還是決定，為楊綽庵平反。

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宣布撤銷了李兆麟一案中有關楊綽庵原判。楊綽庵正式獲得平反。

也許是多年來為父洗冤心力交瘁，楊文騏在后來十幾年的時間里，一直有自殺的想法，至1994年10月借回福州訪親探友之際，在福州某賓館從容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