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丨紀念《國富論》250周年：亞當·斯密的思想被誤解，其影響也被夸大了

Adam Smith is misinterpreted and his influence overstated

經濟學最著名的著作，遠沒有你想象的那么革命性

插圖：《經濟學人》

在經濟學史上，亞當·斯密的知名度僅次于卡爾·馬克思。正如達爾文之于生物學、牛頓之于物理學，斯密的思想似乎如此基礎，以至于人們常常無需注明出處。馬克思激發了全球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斯密則啟發了自由主義革命——包括1980年代英美轉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浪潮。阿根廷自由意志主義總統哈維爾·米萊是斯密的忠實信徒；據說瑪格麗特·撒切爾曾把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放在她那同樣著名的手提包里。

2026年，這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的著作將迎來出版250周年。屆時人們會莊重地點點頭，提及這一紀念日，并聲稱自己讀過此書。然而，這本書的聲譽早已超越其實際內容——它所包含的真正原創思想，比許多人以為的要少；而其缺陷，又比當代推崇者愿意承認的要多。

柯科迪是蘇格蘭東海岸一座寧靜小鎮。除了一個名為“亞當·斯密巷”的小弄堂，這座小鎮幾乎已忘記斯密曾在此生活。當地的“亞當·斯密遺產中心”很少開放；而他撰寫《國富論》的故居，也早已不復存在。

柯科迪對斯密的低調態度，恰如其人性格。斯密生性靦腆，盡管喜歡與朋友共飲波爾多紅酒；他終身未婚；厭惡浮華——1746年因不滿牛津大學教學質量而主動放棄獎學金。他還以心不在焉著稱：一次陷入沉思，竟穿著睡袍走出了鎮子；還有一次，他用面包和黃油泡了一杯“茶”，嘗后宣稱這是他喝過的最難喝的茶。

但他無疑才華橫溢。三十出頭便成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不久后，他認定做一名獨立學者能產生更大影響。1776年《國富論》出版后，讀者渴望更多作品，但斯密始終覺得未能寫出一部配得上它的續作。1790年臨終前，他下令焚毀所有未發表的手稿。

大眾普遍認為，斯密頌揚自利。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曾譏諷他是“半吊子、半傻的蘇格蘭人”，鼓吹讀者“憎恨你的上帝，藐視他的律法，覬覦鄰人的財物”。如今，許多人將斯密與1987年電影《華爾街》中的名言“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聯系在一起。否則，該如何理解斯密第二著名的那句引文呢？

“我們指望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

許多人還相信，斯密基于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持自由意志主義立場。簡言之：政府退場后，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會帶來接近社會最優的結果——即便人人自私自利。米萊、里根和撒切爾都曾信奉這一理念。依據斯密最著名的那段話：

“他只盤算自己的利益，但在這樣做時，卻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成一個并非他本意的目標。”

然而，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為首的一批學者，多年來一直鼓勵人們更仔細地閱讀斯密的著作。一旦這么做，上述刻板印象便會消融。斯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1759年）開篇就明確反對“貪婪即善”的觀點：

“無論人被認為多么自私，其天性中顯然存在某些原則，使他關心他人的命運……即使他從中得不到任何東西，除了看到他人幸福所帶來的愉悅。”

在這本書中，斯密提出了“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概念，作為人類決策的模型。他強調，人并非僅憑自私沖動做決定，而是會征詢他人意見——有時是親友，有時則是內心的自己。“公正的旁觀者”是一種內在對話，一個評判我們行為的第三方。

這一概念揭示了“屠夫與面包師”引文的真實含義：交易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每一方都以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提出條件——面包師說：“你難道不想嘗嘗我的面包嗎？”屠夫則說：“你難道不想嘗嘗我的羊肉嗎？”斯密指出，要想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必須設身處地想象對方的需求。優秀的交易者“從不向他人訴說自己的需要，而只談對方的利益”。相反，兩個完全自私的行動者很難達成協議：

“沒人見過一只狗會與另一只狗公平而審慎地交換一根骨頭。也沒人見過一只動物通過姿態或自然叫聲向另一只表示：‘我愿意用這個換那個。’”

斯密對動物的判斷或許是錯的（畢竟柯科迪沒有黑猩猩），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論點幾乎與流行解讀完全相反。并非自私催生了肉、啤酒和面包的市場；恰恰是這些市場促使人們同時考慮自己與他人的利益。斯密呼應了當時蒙田、孟德斯鳩等人提出的“溫和商業”（doux commerce）理念——孟德斯鳩認為，市場使人文明化、舉止柔和，從而讓社會趨向和平。在資本主義下，人類不再如狗般爭斗。

而大眾對“看不見的手”的理解，更是嚴重偏離原意。斯密其實借用了莎士比亞《麥克白》中的短語——麥克白在謀殺班柯前，提到一只“血腥而無形的手”。在斯密全部著作中，“看不見的手”僅出現三次，且語境各不相同——從未用于指代價格機制。哈佛大學的艾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寫道：“斯密并不特別看重‘看不見的手’。”

可惜啊，斯密與《瓊斯法案》

事實上，斯密常常支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他主張國家提供教育；支持對利率設定法律上限。今天，幾乎所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都痛恨美國的《瓊斯法案》（Jones Act）——該法要求美國港口間的航運必須使用本國建造、擁有并主要由本國船員操作的船只。然而，斯密卻支持類似的英國《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s）。

斯密承認市場的益處，但也看到其代價。以他著名的“制針工廠”為例：分工使工人生產的針數量遠超獨自作業。斯密認為，精于分工的國家將變得富裕。但他也擔憂，一生只重復幾個簡單動作的勞工，會變得“愚蠢無知到人類所能達到的極限”。斯密是否認為代價大于收益？這一點難以確定。

《國富論》問世時，所有人都認同這是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但它是否足以讓斯密被稱為“經濟學之父”？或許言過其實，原因有三：斯密文風華麗卻晦澀；他犯過嚴重錯誤；而且他常被歸功于并非出自他手的思想。

先看這本書本身。書中充斥著冗長曲折的句子，遠不如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那樣易讀。即便在1770年代，人們也覺得難啃——當時一篇書評就指出，該書“有時顯得過于啰嗦”。難怪連研究斯密的學者也承認，沒人能一口氣讀完整本書。

他文筆很差，犯了很多嚴重的錯誤，而且很多想法并非出自他之手。

其次，斯密有時在經濟學上犯錯——不僅限于支持《航海條例》。在《國富論》中，他主張“勞動價值論”（即商品價格由投入的勞動量決定，而非其效用）。這一理論誤導經濟學家數十年。沒有斯密，或許就沒有馬克思。

第三，斯密提出的經濟學核心思想，其實比人們想象的要少。他并未發明GDP（榮譽可能屬于1660年代的威廉·配第）；他也不是第一個提倡自由貿易的人——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更早提出；他甚至不是第一個認識到分工好處的人——柏拉圖比他早了兩千年。

有人辯稱，《國富論》的革命性不在于個別觀點，而在于方法論。斯密常以他最愛的波爾多紅酒為例，將“經濟”視為一個具有規律性的系統。他雖未使用“均衡”一詞，卻顯然理解供需互動。政府干預會扭曲這一過程。這些見解固然有趣，但在18世紀晚期的歐洲已屬常見。

最后，他的學術誠信如何？斯密時代對剽竊的界定模糊，人們常含糊引用，或默認讀者知道某觀點的真正來源。有趣的是，斯密本人對自己的洞見極為珍視——1767年，他曾公開指責另一位蘇格蘭哲學家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剽竊其思想。

這就頗具諷刺意味了：《國富論》中其實包含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薩利姆·拉希德（Salim Rashid）委婉稱之為“未注明的借用”。例如，斯密未提及弗格森對分工下工人異化的分析；再如制針工廠的例子——斯密是否親眼見過？也許他旅行廣泛，確有可能。但有間接證據（包括制針工藝細節）表明，他很可能“借用”了法國《百科全書》中的描述。談及剽竊指控，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聳聳肩說：“這個問題恐怕永遠無法確證。”

因此，2026年不妨為《國富論》舉杯致意——但不必動用你酒窖里最好的那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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