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小洛熙事件——防御性醫療鐵幕開啟

1946年，丘吉爾在富爾頓發表著名演說，擲地有聲地宣告：“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 如今，在醫療領域，一幅無形卻堅硬的“鐵幕”正悄然降落——它并非橫亙于地域之間，而是隔絕在醫護人員與患者之中，這幅“鐵幕”的名字，叫做防御性醫療。

它讓診療充滿疏離，讓信任淪為泡影，最終釀成一場沒有贏家的雙向消耗，而寧波小洛熙事件的發酵，更讓這幅“鐵幕”的輪廓愈發清晰。 如同鐵幕分割了歐洲的信任與協作，醫患間的“防御鐵幕”，也源于風險與猜忌的累積。

要讀懂這幅“鐵幕”的成因，首先需明確防御性醫療的核心邏輯：它是醫護人員為規避糾紛風險、降低追責概率，采取的超出臨床必需的診療操作，核心是“留證避險”而非優化診療效果。

防御性醫療這一概念1978年由美國學者正式界定，1990年代末傳入中國，2002年《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舉證責任倒置”的推行成為關鍵觸發點——“自證清白”的要求讓醫護人員的風險焦慮陡增，此后伴隨醫患矛盾加劇，這幅“鐵幕”便在診療流程中逐漸筑牢，從最初的學術概念，演變為如今臨床中普遍存在的生存準則。

這幅“鐵幕”對醫護人員的束縛，如同鐵幕下的禁錮般沉重。

寧波小洛熙事件后，高風險科室的“寒蟬效應”尤為顯著：心外科醫生對臨界手術指征的患者寧肯轉診也不接手，怕一次意外就斷送職業生涯；兒科醫生為普通感冒患兒開具全套影像學檢查，把知情同意書簽得如同“免責協議”；年輕醫生不敢觸碰高難度臨床實踐，在“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下逐漸失去創新活力。

更讓醫護疲憊的是，醫保DRG/DIP支付體系的推進，讓他們陷入“防御”與“控費”的雙重困境：不做額外檢查，怕漏診誤診被追責；做了過多檢查，又怕超支被罰績效。

最終，醫護人員的專業判斷被風險焦慮與經濟壓力裹挾，淪為“困在鐵幕里的執行者”，執業熱情被不斷消耗，治病救人的初心也在繁瑣的留證流程中逐漸模糊。

相關調研顯示，64.61%的醫師覺得合法權利難以保障，超七成醫護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這正是“防御鐵幕”帶來的無聲傷害。 而患者，無疑是“防御鐵幕”下最直接的承壓者。

鐵幕的隔絕，首先體現在經濟負擔的加重：普通咳嗽動輒數百元檢查費，慢性病患者每月要為冗余化驗買單，對自費群體或低收入家庭而言，這是難以承受的重壓。更隱蔽的傷害藏在診療質量的損耗中：不必要的CT、造影檢查累積輻射，侵入性檢查可能引發額外創傷；為規避風險的保守治療，可能讓患者錯過最佳治療時機；不同醫院間的過度轉診，讓患者在輾轉奔波中延誤病情。

寧波小洛熙事件雖源于醫療過錯，但事件加劇的防御傾向，可能讓更多患者陷入“檢查過度卻療效打折”的困境——他們得到的不是真正的醫療安全，而是“防御鐵幕”下以犧牲診療效率與合理性為代價的被動保障。

最可怕的是，“防御鐵幕”會不斷加固醫患間的信任裂痕。

鐵幕之內，醫護人員忙著寫文書、開檢查，把“留證”放在首位，卻擠不出時間與患者好好溝通；鐵幕之外，患者看著密密麻麻的檢查單，難免懷疑醫生的診療動機，把“花錢買安心”變成“花錢買疑慮”。這種雙向猜忌形成惡性循環：患者越懷疑，醫護越需要通過檢查加固“鐵幕”；醫護越防御，患者越想突破“鐵幕”求證，最終讓醫患關系陷入“互相提防”的死局。

數據顯示，66%的醫師曾經歷不同程度的醫患沖突，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持續偏低，這幅“防御鐵幕”，早已成為醫患和諧的最大阻礙。

丘吉爾口中的鐵幕，最終隨著時代發展而消散；醫患間的“防御鐵幕”，同樣并非無法破解。

它的存在，從來不是某一方的過錯，而是制度、輿論與信任失衡共同作用的結果。

要撕開這幅“鐵幕”，需要完善醫療責任認定規則，賦予醫護合理診療范圍內的容錯空間，讓他們不必再用防御武裝自己；需要健全醫療責任險體系，構建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讓醫護不必獨自承擔醫學不確定性的風險；需要加強醫學科普，搭建醫患溝通的橋梁，讓患者理解醫學的局限，重建對醫護的信任；更需要優化醫保支付機制，平衡控費與診療自主權，讓醫護能專注于專業判斷而非經濟指標。

醫療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關懷，是生命與生命的真誠守護。這幅隔絕醫患的“防御鐵幕”，違背了醫療的初心，消耗著醫患雙方的精力。當“鐵幕”消散，醫護不必再為風險焦慮而防御，患者不必再為過度診療而擔憂，醫療才能回歸治病救人的本源。

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協同發力，更需要每個人的理解與包容——畢竟，一個讓醫護安心執業、患者放心就醫的環境，才是我們每個人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