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回憶我與鄭老相處的歲月

1981年時的南開大學主要校領導在一起，左起：王鳳山、張再旺、楊石先、吳大任、崔希默、滕維藻、鄭天挺、胡國定

鄭天挺教授是深受學界愛戴的教育家和明清史專家。他一生的業績一半在北京大學，主要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一半在南開大學，是在1952年以后，大約各有30年時間。在南開大學，他先任系主任，后任副校長。我曾任系助理，協助鄭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鄭老大我25歲，是我的長者和老師。為了歷史系的發展，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有快樂，也有悲傷和痛苦。不管怎樣，現在看來，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我熟悉鄭老的名字是在1952年他來南開之前。當時我奉組織之命，到沙灘北京大學灰樓聽取北大方面介紹鄭老的情況，以便做好迎接與安排諸事項。接待我的同志講，他們不愿意鄭老離開，鄭老一走，北大的明清史就沒人講了，只有商鴻逵一個人，還不是專搞明清史的。這完全是出于人事安排，因為燕京大學合并到北大，翦伯贊被確定為歷史系主任。這幾句話給我印象極深。

鄭老來到南開，心情是愉快的。這里他的熟朋友很多。歷史系有好幾位教師都是他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大家都希望南開歷史系有更好的光景，在各大學中引人注目。鄭老深知自己所負使命的重要，為歷史系發展嘔心瀝血。

鄭老來南開的時間大約在1952年10月左右。這一年院系調整，各校開學均較晚。我和鄭老第一次見面是在第一教學樓會議廳開會休息時，鄭老對我講，你就是寫《民族英雄——史可法》的那個魏宏運?我讀了你在《歷史教學》上的文章。接著對我予以贊許和鼓勵。一位大學問家的三言兩語對一個初入學界的青年人常常起巨大的促進作用。從此以后，我和鄭老接觸日多，可以說是朝夕相處。我經常向鄭老請教。開始幾年，鄭老安排我在外系講中國通史。后來我從事中國現代史教學，也是鄭老安排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歷史系教師僅十余人。鄭老特別關心教師水平的提高。對我們三個年輕人陳(北大畢業)、趙樹經(輔仁畢業)和我的培養，一是早上講臺，在實踐中鍛煉；一是讓雷海宗先生給我們講兩周至兩漢的歷史，課堂就在雷先生的家中，鄭老、王玉哲、楊志玖諸師也來參加。對其他教師則采取集體討論講稿的方式或課前試講的辦法，來保證教學質量。教研組不知因此開了多少會。學習研究歷史必須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礎和古漢語知識。鄭老和我商量，提出要攻克這兩座大山，我們在不少場合都強調這一主張。沒想到，后來這竟成為我們反對馬列主義的“罪狀”。現在很多人都后悔當初沒有學好外文。1958年“左”的思潮已經很嚴重，頗有愈演愈烈之勢。到處都在“拔白旗”,正確的東西被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老師指導學生也被當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一年級剛入學的學生給四年級的學生寫講義受到稱贊。鄭老和我都為此感到擔憂。然而我們是批判的對象，無發言權，只好竊竊私語。鄭老常講教師為人師表應嚴格要求自己，他對個別教師放縱自己始終持批評態度。

為了辦好歷史系，鄭老常常帶我去北京。有時是聘請師資；有時是走訪名人，請教教學經驗；有時是參加學術談論會。我們多次訪問過翦伯贊、吳晗、鄭振鐸、沈從文、單士元等人，并請吳晗、白壽彝、沈從文、陳翰笙等人來校作過演講。鄭老與諸名人私交甚篤，與他們什么都談，頗為親切。和名家接觸，聽他們自由自在地談論學術思潮，是很有意義的，我從其中學到很多很多。

鄭老時刻關心南開歷史系的成長。1961年他暫時借調到北京，和翦伯贊共同負責編選中國通史參考書目。翦老當時寫出研究歷史問題的十幾條意見，尚未公開發表，鄭老見到后，隨即帶回天津，讓教師學習。“四人幫”倒臺后，鄭老希望南開歷史系盡快恢復正常秩序，他認為辦學應有自己的特色，從歷史上看，北大和清華各有自己的長處，譬如清華注意外文，就應該學習。我們也應嚴一些，不能松松垮垮，馬馬虎虎。當時開始招研究生，系里訂出“雙七十”標準，經系務會議研究通過。鄭老談到西南聯大錄取是很嚴的，總得有一個高標準，差一點也不行，南開歷史系應該有個好的學風。后來“雙七十”標準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出于對學術發展的考慮，鄭老和我商量，創辦了《南開史學》。這一名稱，我們商議了多次，最后才確定下來。

鄭老有高尚的情操。他總是教育大家要熱愛共產黨，熱愛新中國。他厭惡浮夸風，工作總是腳踏實地。他善于團結老師，化解矛盾。他因在北京編書得到1600元的稿費，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他硬是不要，說國家給他薪水，不能拿雙份，把錢全部捐給了系里。我和系辦公室主任于可商量并征得鄭老同意，用這筆錢購買了《東方雜志》,這套刊物現在是南開最完整的一套，利用率很高。

鄭老自己的生活總是很簡樸的。他長期住在東村的一間平房中，不知有多少次他和同學談話，耽誤了吃飯時間，自己就去八里臺買幾個燒餅充饑。

鄭老是一位樂觀主義者，對一切都處之泰然，很少動怒，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那樣的迫害。而他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很平靜地講，最難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和資料的損失，這足以說明他的氣度。“文革”前，他被借調到中華書局標點《明史》,“文革”開始后，這一工作中斷。1971年，中華書局再次調他去，可南開歷史系未能同意，剝奪了他的權利，這是令人痛心的。后來中華書局的李侃、趙守儼來南開，談及此事，鄭老也只是淡淡地一笑而已。

我和鄭老相處30年，他的學問、辦事和為人無不令我欽佩。年齡之差沒有阻隔我們的情誼，可稱為忘年之交。鄭老豐富的閱歷也是我的教科書。他經常談到自己的家庭以及他的事業，在我聽來簡直就是生動的近代史。比如他講到小時候的監護人梁漱溟；他曾在馬敘倫、蔣夢麟的手下工作，后來輔佐胡適管理北京大學；他敬佩李大釗的道德文章，曾代表北大將李大釗的遺體安葬在香山公墓；他著力研究清史，所著《清史探微》一書于1947年已被譯成英文，在我國香港、美國印行；他擬訂的明清史大綱，新中國成立以前為北京各校采用，等等。

鄭老留下的遺產是豐富的，有有形的，有無形的。現在都在起著作用，正值他百年誕辰之際寫出以上幾點，作為對鄭老深切的懷念。

原載《南開學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