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逝于1929年，他的家族影響到2026年

當18歲的梁啟超第一次遇見33歲的康有為，他感覺，自己猶如被當頭棒喝。

這是光緒十六年（1890），還是個少年的梁啟超早已是舉人身份，而康有為卻還只是一個秀才。雙方第一次會面，從早上8點一直聊到晚上7點，人到中年的康有為直接呵斥少年梁啟超說，國家危亡，你故往的學識，不過是“數百年無用舊學”。當晚，梁啟超只覺得“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這位17歲就高中廣東鄉(xiāng)試第八名的大才子，又前往拜見康有為，從此成為康有為門下弟子。日后，這對師徒的恩怨情仇，即將見證一段中國最為驚心動魄的風云史。

在康有為門下的廣州萬木草堂求學三年后，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與康有為結伴進京參加會試。此前的1893年，康有為在連考七次后，終于高中舉人，于是師徒二人結伴進京。不承想此時正值大清帝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慘敗，李鴻章剛剛代表清廷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遂共同發(fā)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邀請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舉人聯合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此后，梁啟超又在《萬國公報》和《時務報》中擔任主筆，闡述維新變法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很快就名滿全國。

作為洋務派的中流砥柱，兩廣總督張之洞非常欣賞梁啟超的文章。1897年，61歲的張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接見了這位年僅25歲的舉人。

兩人會面的這一天，張之洞非常興奮，破例下令打開武昌城的中門迎接，并問下屬能不能按照迎接欽差大臣的規(guī)格鳴炮接風。當下屬強調梁啟超只是個舉人、于禮不符之后，張之洞才悻悻作罷。

但已入暮年的張之洞，顯然知道這位青年英雄的意義所在，于是力邀梁啟超擔任自己的幕僚兼兩湖書院院長，月薪“千二百金”。

張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隨他的意義不同凡響，因為要知道，當初李鴻章就是從曾國藩的幕僚做起的。

但梁啟超拒絕了，這位搏擊在時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遠大理想，盡管此后 ，他將被清廷追殺，以致流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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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此后影響中國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啟超與張之洞會面的1897年，同時也是中國多個家族的興衰轉折點：李鴻章因為甲午戰(zhàn)敗成為替罪羊，正處于生命的倒計時階段；而從美國歸來的傳教士宋查理，正追隨孫中山，聚集在興中會的旗號下醞釀革命。

出身廣東新會，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親都只是一個普通秀才的梁啟超，即將迎來命運的逆轉。1898年7月，光緒帝接見了作為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比起光緒帝與康有為長達幾個小時的初次會談，一口廣東普通話、此時國語奇爛的梁啟超卻讓光緒帝聽得云里霧里，但這并不影響光緒帝對于維新變法的強烈支持。

隨著戊戌變法的展開，感覺到強烈沖擊的慈禧開始展開反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隨后，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斬殺于北京菜市口，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梁啟超則與康有為一起逃亡日本，對此，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發(fā)起甲午戰(zhàn)爭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

“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guī)椭Ａ哼@個青年對于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從此，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后，他先后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并作為改良派代表，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就保皇改良還是革命推翻清廷展開辯論，盡管革命黨人最終占據上風，但在晚清民初的風云史中，幾乎沒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禮，詩人黃遵憲就評價說：

“（梁啟超）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

毛澤東則回憶說：“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同樣作為時代青年的郭沫若后來也評價說：“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zhàn)。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中年梁啟超，傲骨依然。圖源：網絡

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最終以辛亥革命的爆發(fā)、1912年清廷的覆滅告終，民國元年（1912）十月，梁啟超最終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國內，1913年，梁啟超接受袁世凱的邀請，擔任民國司法總長。

但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漸暴露。為了反對袁世凱稱帝，1915年，梁啟超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準備公開反對，袁世凱聽聞后，讓人帶了一張20萬元的銀票前去游說不要發(fā)表，沒想到梁啟超卻當面退回：

“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么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fā)作。”

隨后，梁啟超與袁世凱公開決裂，袁世凱在1915年12月公開稱帝后，梁啟超擁護蔡鍔組織的“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并多次起草布告、電文討伐袁世凱，袁世凱因尿毒癥在1916年去世后，1917年，張勛又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對于這次復辟，康有為也在此中上躥下跳，對此，梁啟超又不惜與昔日恩師決裂以擁護共和，當有人對此表示質疑時，梁啟超說：

“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早在18歲時，梁啟超就在康有為的啟發(fā)下，開始從一個傳統(tǒng)的守舊派知識分子，轉向支持維新變法；人到中年時，梁啟超又從擁護君主立憲，改而支持共和、反對復辟；離開政壇投身學術后，他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西方政治的幻滅后，又重新轉向東方文明尋求“拯救世界”之道。

對于梁啟超人生中的這種多變、善變，很多人因此懷疑他的人品，卻不知正是這種激流勇變，使得梁啟超得以始終屹立在時代潮頭，而不是像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因循守舊，最終被時代拋棄、滑出歷史的主流。

張勛復辟失敗后，支持共和的梁啟超又在北洋段祺瑞的政府短暫擔任財務總長，此后，他轉而投身學術研究，對于眾人的質疑，梁啟超在剖析心路歷程時說：

“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fā)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里能夠輕輕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對于自己的多變、善變，梁啟超的自我總結是：“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梁啟超與家人合影。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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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晚清民國風云激蕩的歷史中，時代的偉人例如孫中山、毛澤東都曾經有過心路歷程的巨變。因為世界格局在變、國家形勢在變，如果因循守舊，則勢必將為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而梁啟超的多變、善變，本質仍然是一個孜孜以求強國之道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滄海橫流面前，所不斷作出的調整和適應性改變，其主旨仍然是梁啟超所自述的“愛國與救國”。

但與政治選擇上的“多變善變”相比，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教育，卻相當傳統(tǒng)。

梁啟超一生共有兩位夫人，梁啟超在17歲那年高中舉人后，被后來官至禮部尚書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轉而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紹給了梁啟超為妻，李蕙仙共為梁啟超生育了梁思順（女）、梁思成（男）、梁思莊（女）共兩女一男；另外，梁啟超又將跟隨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納為小妾，王桂荃則為梁啟超先后生下了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達（男）、梁思禮（男）、梁思懿（女）、梁思寧（女）共四男二女。

加起來，李蕙仙、王桂荃共為梁啟超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個孩子。日后，在梁啟超和兩位夫人的教導下，這九個孩子個個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更是成為院士，梁啟超門下也因此被贊譽為“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長女梁思順（1893—1966）是詩詞研究專家；

長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筑學家、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學碩士，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則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yè)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1932年參加淞滬抗戰(zhàn)，因病逝世；

次女梁思莊（1908—1986）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學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先行者；

四子梁思達（1912—2001），是著名經濟學家，曾參與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

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美國加州大學畢業(yè)后，成為了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

四女梁思寧（1916—2006 ）早年就讀于南開大學，后來在抗戰(zhàn)中投筆從戎，加入新四軍，歷經生死考驗；

五子梁思禮（1924—2016）則是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的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tǒng)專家，中國航天事業(yè)奠基人之一。

▲梁啟超子女相片。圖源：網絡

梁氏家族的輝煌，在中國200年近現代史上可謂空前絕后，但很多人只看到臺前，卻沒有看到梁家幕后的家教。

梁啟超出生的廣東新會，離南宋滅亡之戰(zhàn)的崖山古戰(zhàn)場不遠，早在孩提時，作為當地秀才和知識分子的祖父梁鏡泉、父親梁蓮澗就經常向梁啟超講述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古代忠臣義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啟超心中，播下了愛國的種子。后來，梁啟超經常對子女說：

“我們梁家是寒士家風出身，總不要壞了自己家門本色！”

考諸歷史，偉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時，在瑣事纏身之中，仍然不斷撥冗傾注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如此方能成就一個不斷繼往開來的家族。

梁啟超經常對孩子們說，“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梁氏家族寒苦出身，一定要勤儉、樸素、務實、好學。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在外流亡14年，雖然經濟窘迫、生活困難，但卻始終筆耕不綴、不減志氣，在“身教”這一點上，梁啟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子女。

在日本流亡時，梁啟超親自教長女梁思順讀書寫字，還教她寫詩作詞，后來梁思順成為著名的詩詞專家，寫出《藝蘅館詞鈔》，也得益于梁啟超對她幼年即開始的手把手教育。

為使女兒文理全才、均衡發(fā)展，梁啟超還專門為女兒請了家教學習“數理化”，并且在家中自己建了一座實驗室，教育理念在晚清的社會中，可謂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識積累時，梁啟超又非常重視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啟超曾在《變法通義》中強調：“人生百年，立于幼學”，因此他非常重視孩子們在童年時期的教育，他常常對孩子們說，要忠厚為本、不可損傷人格，“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常思報社會之恩”，“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

盡管脫身于舊知識分子家庭，但梁啟超在生活態(tài)度上，卻主張“趣味主義”、拒絕“哭喪著臉”，他教育孩子們說：“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在他的影響下，梁啟超的子女們大多性格開朗、風趣幽默，學有成才而不枯燥，做嚴肅君子又不失風趣為人。

等到孩子們開始長大成人，四處求學、任職后，梁啟超經常也奔波在外，但仍然堅持給孩子們寫信談人生、談理想、做朋友，梁啟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寫給子女們的，這些家書前后持續(xù)15年，少則寥寥十幾字、多達幾千，或談家事、或談學業(yè)、或談心聊天、或縱論時事，這種持續(xù)數十年的言傳身教，即使是今天交通、通訊發(fā)達，也是極少家長所能做到的。

對于自己的長女梁思順，即使她已是幾個孩子的媽，梁啟超也經常給她寫信，并在信中親切地稱之為“我的大寶貝”、“乖乖”，對于自己的小兒子梁思禮，他則稱呼為“老白鼻”（老baby）。

盡管親愛，但梁啟超卻非常懂得讓孩子們磨練品格，1923年，長子梁思成被汽車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終身殘疾，還延誤了一年到美國留學，梁啟超雖然心痛，卻不急不躁對梁思成說：“你一直以來處境都太順利，這種小挫折正是磨練德性的好機會，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國留學后，梁啟超特地給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筑叢書《營造法式》，并囑咐兒子一定要學習中國古典建筑，以求學貫中西，梁啟超甚至給梁思成規(guī)劃游學路線，要他去歐洲具體那些國家、如何觀摩古典建筑，這也為梁思成日后成為中國的建筑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礎。

梁思成1928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后，同時接到了清華大學和東北大學的執(zhí)教邀請，對此梁啟超要求兒子不要去生活舒適的清華，而是要到條件艱苦的東北大學去任教，因為在梁啟超看來，工作要從艱辛起步，切不可貪圖安樂。

梁啟超的二兒子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畢業(yè)后，梁啟超為這位學習考古的兒子，親自聯系當時的考古學家李濟，甚至自掏腰包，要求兒子梁思永前往參加實地考古工作，而震驚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于李濟、梁思永等人的發(fā)掘，最終，梁思永也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

但這位梁氏家族的締造者，最終未能戰(zhàn)勝時間，1926年，梁啟超因為尿毒癥到北京協和醫(yī)院手術，沒想到醫(yī)生卻誤將梁啟超健康的右腎割掉，而留下了病變的左腎。這起重大的醫(yī)療事故之后，梁啟超的身體狀況持續(xù)惡化，考慮到西醫(yī)初入中國，如果公開抨擊協和醫(yī)院，更將加劇國人對西醫(yī)的質疑，因此梁啟超選擇將此事遮掩下來，對此，他的想法是：“愿為眾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啟超拖著病體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并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于是摘錄下了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之后，梁啟超再次病發(fā)被送往醫(yī)院搶救，這四句話也成為了他最后的留筆。

救治一直持續(xù)到1929年1月19日，最終，梁啟超病逝于北京，并安葬在北京西山臥佛寺，與發(fā)妻李蕙仙合葬。

梁啟超去世后，學習建筑的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為他設計了墓碑，墓碑除了紋飾，沒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啟超曾經說：

“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則為他送上挽聯，作為對梁啟超一生的評價：

三十年來新事業(yè)，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后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晚年梁啟超。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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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去世，梁家的第二代隆重登場。

梁啟超病逝前一年，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梁啟超的建議下，梁思成前往東北大學任教，并親手創(chuàng)立了東北大學建筑系，培養(yǎng)了中國最早一批建筑專業(yè)人才。

對于即將到來的世界風雨，梁啟超顯然有著超前的認識，在叮囑在海外留學的孩子們時，梁啟超說：

“你們回國后職業(yè)問題大不容易解決，現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學校教授也非易，全國學校除北京，幾乎都關門了……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過極艱難困苦的境遇，過此以往卻不是無事業(yè)可做，但要看你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不能？”

在艱難困苦之中，梁思成頂住了風雨。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東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從1931年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梁思成與林徽因率領著中國營造學社的考察隊，走遍了國內15個省、19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中國古建筑。

這是中國建筑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yè)。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建議下，始建于北宋時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終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倆人更是四進五臺山，最終在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發(fā)現了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的佛光寺大殿，從而打破了日本人斷言中國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結構建筑的結論。

對于這持續(xù)多年的古建筑考察保護之旅，林徽因在1936年一封信中，談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東青州路上的經歷：“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

盡管出身名門，但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一樣并不以為然，她甚至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跟著梁思成一起長途顛簸、上房攀瓦，到處測量考察，以求記錄保護民國時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筑。

▲林徽因與梁思成。圖源：網絡

在時代的巨變中，這個家族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行，1932年，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當時，梁啟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經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yè)，此時剛好擔任十九路軍炮兵上校，梁思忠隨即帶領戰(zhàn)士投身淞滬抗戰(zhàn)，在戰(zhàn)斗期間，由于誤喝了戰(zhàn)地上有毒的臟水，梁思忠最終染病去世，年僅25歲。

與兄弟們的奮斗拼搏相似，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后，1930年梁思永從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yè)碩士畢業(yè)后，隨即投身到中國的考古事業(yè)當中，并在中原大戰(zhàn)、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zhàn)的炮火中堅持科學考古，并為殷墟的系統(tǒng)發(fā)掘奠定了功勛。由于長期堅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醫(yī)生從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有康復后，他立即重返了殷墟考古現場。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梁思永又跟隨著抗戰(zhàn)軍民一路輾轉遷到西南的昆明和李莊，由于抗戰(zhàn)時期條件艱苦，加上工資低微長期飲食不良，梁思永最終發(fā)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梁思永為了重返考古現場，當聽說通過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縮下來時，這位硬漢竟然找到了當時重慶的高唐奎醫(yī)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重返他心愛的田野考古現場。

由于病體影響，梁思永此后大部分時間都是躺著休息，站立時必須拄著拐杖，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評選為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位科學硬漢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4年，這位硬漢最終因為心臟病去世，年僅5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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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前一個月，1937年6月，梁思成與林徽因歷經四進四出，終于在山西五臺山發(fā)現了曾經在敦煌壁畫中見過的佛光寺大殿，并在大殿內找到了銘文，確認其是國內幸存的唐代木構建筑。

但喜悅并沒持續(xù)多久，隨著全民抗戰(zhàn)的烽煙燃起，他們毅然決定跟隨抗戰(zhàn)軍民撤退后方，一路輾轉經鄭州、長沙、湘西、貴州遷到昆明。由于物價飆漲工資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來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學教英文賺錢補貼家用。

為了維持生活，梁啟超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聯合大學許多教授的妻子一樣，在小路邊擺攤變賣衣物，來維持生計。

由于日軍頻繁轟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職的史語所和梁思成任職的中國營造學社，被迫遷往四川南溪縣的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由于四川氣候夏天悶熱、冬季濕冷，結果林徽因很快病倒，當時，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結核發(fā)作得厲害，她經常連續(xù)幾周高燒不退，夜間則盜汗不止，后來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回憶母親說：

“李莊沒有醫(yī)院，她瘦得簡直可以說不大像個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頭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但梁思成卻由于中國營造學社經費困難，不得不去向國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維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生存，梁再冰回憶說：“他（梁思成）說他當時就是個叫花子，經常要去化緣。”

在戰(zhàn)亂的動蕩和疾病摧殘、經濟窘迫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卻仍然堅持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們一起著手撰寫《中國建筑史》，以求將多年來的古建筑調查成果整理成書，為了節(jié)約經費，梁、林二人對于設計圖紙和建筑施工一直親自親為，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欠下了不少債務。

萬般無奈之下，林徽因只得寫信向美國友人費慰梅求助，希望友人能資助一筆錢，協助梁家渡過難關，費慰梅很快就寄來了100美元和一封信，并邀請梁、林夫婦前往美國講學，以求擺脫經濟困境和治好林徽因的病。

林徽因卻回信拒絕了，她的回答是：“我應該留在祖國，共赴國難！”

就在四川期間，當時僅有幾歲的小兒子梁從誡曾經問林徽因說，“媽媽，如果日本人打過來了，我們該怎么辦？”

林徽因堅定地說：“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后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長江）嗎？”

意思是，如果抗戰(zhàn)失敗，那么全家人唯一的路，就是將以身殉國。

▲抗戰(zhàn)期間的林徽因和孩子們。圖源：網絡

梁家，幸運地堅持到了抗戰(zhàn)勝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北京開始擴張城建，并計劃聽從蘇聯專家建議，拆除北京古城。聽到這個消息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寢食難安，他們和時任南京中央大學建筑系的教授陳占祥一起，力主應該保留北京的古城墻和眾多牌坊等古建筑。為了爭取保留古城，梁思成甚至在會議上與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爭得面紅耳赤。吳晗堅決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在現場失聲痛哭：

“50年后，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

性格向來剛烈的林徽因更是不饒人，她直接指著吳晗說：

“你們拆的是具有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但北京古城終究沒保住。

林徽因則等不到那一天，1955年，長期拖著病體的林徽因最終病逝，年僅51歲。

此前，這位曾經讓徐志摩為她魂牽夢縈的著名女詩人，曾經在詩歌《深夜里聽到樂聲》這樣寫道：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太薄弱，是人們美麗的想象。”

這何嘗不是后人，對林徽因美麗一生的幻象與終結，人們似乎更熱衷于她年輕時候與徐志摩曾經傳出的緋聞，以及她寫出的那些美麗詩句，卻很少關注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為了古建筑的測量保護，以及抗戰(zhàn)事業(yè)所作出的堅持和犧牲。

她是一位弱女子，但她同時也是一位至剛至強的知識分子。

林徽因去世后，一生都愛戀她的哲學家金岳霖教授為她寫下了這樣一幅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那位詩意與美的化身的女子，再也回不來了。

而梁思成則在林徽因去世后，一直堅持到了1972年，最終于文革期間去世。

▲消失的北京古城。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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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家的故事，不止于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就在新中國建立之際，從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畢業(yè)的梁啟超的第五子梁思禮，也毅然放棄了留在美國的優(yōu)渥前景，選擇了回國建設新中國。

此后，梁思禮在艱難困苦之中，參與了新中國第一個自主設計的中近程液體地對地導彈、帶自控系統(tǒng)的帶原子彈彈頭導彈等重大工程。1993年，梁思禮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啟超的四女梁思寧，則在抗戰(zhàn)中投筆從戎，毅然投奔新四軍。后來在1950年代，陳毅元帥有一次還曾經跟梁思成當面說：

“當時在我的部隊里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就是你 妹妹（梁思寧）；另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

梁思寧歷經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的生死考驗，此后一直到2006年，以91歲高齡去世。生前她對身邊的人說：“我要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走。”

而梁家的第三代也一直奮斗不息：作為梁啟超的孫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則在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在云南大學歷史系任教幾年，此后，他又回到北京從事世界史研究。文革期間，梁從誡因為有一個曾經做過“保皇派”的爺爺梁啟超，被牽連下放到江西改造勞動。改革開放后，他離開體制，到了馮友蘭、張岱年等哲學教授創(chuàng)立的中國文化書院工作。

但到了晚年，這位倔強的老人最終轉向，開始了自己的關注環(huán)保事業(yè)。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國內的環(huán)保問題也日益突出。1993年，梁從誡創(chuàng)立中國民間第一家環(huán)保組織——“自然之友”。對于在急速發(fā)展中的中國，這位始終秉持著祖先家國情懷的老人，始終覺得自己該為這個國家做些什么：“自己的國家地臟了，總得有人掃吧！”

作為國內環(huán)保事業(yè)的先驅，“自然之友”曾經在北京的公園里，勸說過遛鳥的大爺保護鳥類、釋放籠里的鳥兒，結果大爺們直接反懟說：“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把雞蛋黃給鳥吃了，還想怎么對它好？”

還有一次，梁從誡到某縣考察環(huán)保，當地縣長拿出好酒招待，沒想到性格耿直的梁從誡直接怒懟：“你們河里的水都像醬油湯了，怎么還好意思喝酒呢？”

到了1995年，云南德欽縣計劃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梁從誡聽說這個消息后心急如焚。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森林保護，而且德欽縣的這片原始森林，也是滇金絲猴的重要棲息地。為了拯救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絲猴，梁從誡四處向媒體求援，并且利用自己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直接向領導建言，最終保護住了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絲猴。

滇金絲猴的保護戰(zhàn)，也是梁從誡創(chuàng)立“自然之友”后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此后，全國各地反映環(huán)保問題的信件雪片般寄到“自然之友”的辦公室，這使得梁從誡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但他仍然繼續(xù)堅持。為了保護藏羚羊，1999年，已經67歲的他甚至和“自然之友”的會員們一起，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對收繳來的近400張藏羚羊皮付之一炬，以此宣示保護藏羚羊的決心。

但2006年，74歲的梁從誡在騎自行車時，突然遭遇車禍，被送醫(yī)后他又被查出得了阿爾茲海默癥，俗稱老年癡呆癥。此后，梁從誡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記憶力迅速減退。盡管如此，他卻對所有來看望他的朋友們，統(tǒng)一稱呼為“自然之友會員”。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忘記了很多事，卻唯獨沒有忘記，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環(huán)保事業(yè)。

由于梁從誡對環(huán)保事業(yè)的貢獻，國家林業(yè)局特別向他頒發(fā)了“大熊貓獎”。2010年，這位79歲的老人在北京去世。

▲梁從誡常年騎著自行車上下班。圖源：網絡

在車禍前，梁從誡曾對媒體說，如果說梁家三代人有共同點的話，“那就是沉重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生于斯長于斯，這塊土地養(yǎng)育了我們，我們不能不盡我們的力量，為這塊土地、為這個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報。”

對于爺爺梁啟超所從事的政治改良事業(yè)，父親梁思成壯志難酬的古建筑保護事業(yè)，以及自己任重道遠的環(huán)保事業(yè)，梁從誡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祖孫三代都是失敗者，可是屢戰(zhàn)屢敗，仍然屢敗屢戰(zhàn)。”

盡管梁家祖孫三代從政治到財富，都呈現不斷“退化”的趨勢，但這個家族投身家國的雄心壯志，以及為祖國、民族和人民奮斗終身的知識、教養(yǎng)與胸懷，卻足以讓他們雖然失敗，仍足以傲然立身中國一百年來最卓越的頂級家族之列。這無關權力、名利和地位，而關乎情懷、奉獻和家國。

致敬，一個屢敗屢戰(zhàn)的中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