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麗葉·比諾什：好電影節應當充分展現創作者以及演員們所承擔的“風險”

作為法國國寶級演員、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得主，朱麗葉·比諾什本月初來到第六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擔任本屆宣傳大使的同時，攜新作《亦吾亦舞》參與系列活動。這位曾與基耶斯洛夫斯基、侯孝賢等世界級導演合作的傳奇影人，從《藍白紅三部曲》中的憂郁妻子到《英國病人》里的深情護士，比諾什用她細膩的表演征服了全球影迷。此次海南之行，她以電影為橋梁，與亞洲觀眾分享了她對表演藝術和轉向導演身份過程中的獨到見解，電影節期間她也接受了多家華文媒體群訪。

采訪正文

媒體提問：
我們非常高興您能擔任本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的宣傳大使。請問，您接受這一邀請的主要動機是什么？以及這次來到海南島，您的感受如何？

朱麗葉·比諾什：
海南島電影節舉辦的第一年我就曾來過，這里對我來說充滿了歡樂的回憶，所以這次能回來我非常開心。同時，電影節愿意放映我的電影《亦吾亦舞》，也讓我感到非常興奮。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邀請。

媒體提問：您覺得出演舞臺劇，與您以往的電影表演相比，在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朱麗葉·比諾什：
在舞蹈的結尾部分，我稱之為“死亡之舞”（笑），你可以看到我大汗淋漓、上氣不接下氣。這種表演絕對需要持續的訓練，以及完成這場瘋狂演出的強烈意愿——這也是我和編舞家Akram Khan彼此之間的承諾。
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么難，但這段經歷讓我更打開自己，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潛力與能力。共同創作也讓我非常興奮，因為你會與對方分享想法，呈現彼此的不同與共通，這讓我們更加緊密。
不過，它也讓我看到了自己未曾預料的局限。我曾以為自己能在動作上極具創造力，仿佛內心住著一位舞者，但實際上，我只是一遍遍重復著相似的動作。我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明白自己需要編舞師的引導與幫助。
與排練總監兼訓練師Suman的合作也非常美好。她出生在臺灣，16、17歲時立志成為舞者，之后移居歐洲，與許多優秀的編舞家合作。她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她自己17歲時曾擁有的舞者潛力，這讓我深受鼓舞。我感覺自己被她的信念托起——因為如果沒有信念，尤其是在藝術領域，你很難堅持下去。藝術家需要巨大的信心，因為這條路并不容易，必須日復一日地訓練，克服種種困難。
所以，整個過程帶給我多層次的情感與興奮。

媒體提問：
這次參加海南島電影節，是否讓您對中國電影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沒有特別欣賞的中國導演？

朱麗葉·比諾什：
其實我目前了解得還不多，因為我一直在連續工作，但我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電影節上靜靜觀看，更多地了解中國電影。
至于中國導演，我對畢贛的作品印象深刻。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思考者與創造者，擁有多元的視野。我甚至曾向評審團提議，能否為他頒發一個特別獎項，因為他的作品獨一無二。我們應該珍惜那些真正在創造新世界、為電影藝術開拓可能性的電影人。

導筒：
在您的表演中，肢體表達的比重似乎一直在增加。您認為對于表演而言，身體和靈魂哪個更重要？

朱麗葉·比諾什：
在我的作品《亦吾亦舞》中，身體與靈魂是一個整體，它們不可分割。阿庫·漢姆既是編舞家也是舞者，而我是一名演員，我們共同創作這場演出，正是希望將靈魂注入動作之中——這是我們的初衷。
所以影片一開始，蘇珊·巴特森出現并說道：“從感受出發。”動作應當源于內在的體驗，而非某種抽象的理念。身體與靈魂是共同作用的，這部電影也正是想表達這種合一性，而不是將二者分開看待。

媒體提問：
在您看來，一個好的電影節應該是什么樣的？

朱麗葉·比諾什：
國際電影節應當充分展現創作者、電影人以及演員們所承擔的“風險”。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能看到來自不同世界、不同背景的創作勇氣，從而理解彼此的差異。這種風險可以是政治上的、情感上的，也可以是視覺語言上的創新——總之，是一種邁向未知、嘗試新事物的跳躍。
對我來說，這正是電影節應有的選片方向：我們不想看那些重復了無數遍的作品，而是期待看到源自一個國家靈魂與視野的獨特藝術形式。電影也應當具有政治性，因為它始終關乎人。
作為評審，我最享受的是討論的過程——交流彼此對作品的喜愛與否，分享不同的視角與感受，這非常令人興奮。我也熱愛在電影節上看電影的過程：一部電影可以打開一個世界，甚至改變人生。走進影院時，你應當抱有“它或許會改變我”的期待。電影不僅僅是畫面與鏡頭的組合，更是某種能深入你內心、與你共鳴并留下永恒印記的東西。

媒體提問：
三亞與戛納自1997年起就是友好城市，同時也都以舉辦電影節聞名。從您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這兩座城市在電影產業方面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朱麗葉·比諾什：
戛納的魅力在于，它不僅展示大片，也能讓小型電影脫穎而出，被世界看見。有些影片可能規模不大，卻因為其獨特性與真誠打動人心，從而走向國際。
我希望三亞也能孕育這樣的可能性，讓這里既歡迎大片，也擁抱小成本佳作。因為電影的本質不只是被多少人看到，更在于它如何講述故事、傳遞觀點、觸動內心，并留下長久的回響——這才是電影節存在的意義。

媒體提問：
拍攝紀錄片往往會有大量素材，您在剪輯過程中是如何找到敘事平衡的？

朱麗葉·比諾什：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常有人說“紀錄片是一種虛構”，其實我們不這么看，因為內容都是真實的——但最終成片確實取決于你的選擇：選擇哪些鏡頭、如何組織它們。所以剪輯非常重要，也往往很難找到平衡。
我自己也有傾向與盲點，因此需要與剪輯師緊密合作，這非常關鍵。歸根結底，剪輯要服務于你想講述的故事脈絡。
例如，我有一段很喜歡的艾揚格瑜伽片段，記錄了我的身體變得更強健的過程，但在成片里卻找不到合適的位置。因為影片臨近結尾時，敘事有其自然的節奏與勢頭，加入這段反而可能打斷情緒。我不得不忍痛舍棄，盡管遺憾，但必須為整體效果與觀眾體驗考慮。
影片最初有兩個半小時，現在縮短到約一個半小時，我剪掉了許多內容。長短感受因人而異，但作為導演，我必須確保作品能始終保持觀眾的注意力。
此外，影片中我與其他人的關系也需要平衡——與Akram Khan、Suman等之間，這是一個整體的把握。我曾保留了一段Suman訓練我旋轉的片段，但最終也拿掉了。我向她道歉，因為這段展現了我們工作的某一面，但她理解這是為了影片的整體性。
這些選擇是心碎的，但當一切為了電影，個人情緒必須退后。

導筒：
多元文化的工作環境對您來說是挑戰還是機遇？

朱麗葉·比諾什：
它絕對是一份禮物，是生命自然的狀態。人生本就饋贈我們許多新鮮的遇見。正因如此，電影節才如此重要——它讓我們看到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思考方式與創作視角。多元環境本身就是一個禮物，而在差異之中，我們反而更看清彼此相通之處，走向團結與共存。這看似矛盾，實則統一。
僅僅是品嘗異國食物、聞到陌生香料的氣息，就足以令人興奮，仿佛踏入另一個世界。味覺如此，聽覺、思想亦然——它為我們帶來全新的生命源泉，美妙而珍貴。
與來自不同地方的導演合作時，我甚至會忘記他們來自哪里。在我看來，我們共同站在“人”的位置上，試圖捕捉生命中那些特別、明亮、充滿情感與渴望的部分。

媒體提問：
您的很多電影都在巴黎拍攝，您如何看待電影與城市之間的關系？

朱麗葉·比諾什：
電影是呈現生活的一種方式。我個人的巴黎，與電影中常出現的巴黎景象并不完全相同——當我開車、走路、坐地鐵穿梭其中時，這座城市承載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因為生活發生在各處。我們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城市記憶。
如果要談具體電影，或許我可以舉例。比如在《新橋戀人》中，我們原本計劃八月在巴黎實景拍攝，但因演員受傷，無法按計劃使用那座橋，于是我們在法國南部的博物館里重建了橋的一部分進行拍攝。所以，那既是巴黎，又不是真實的巴黎——因為電影始終是虛構的。
我對拍攝地總有強烈的記憶，但電影最終構建的，是一個既源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的世界。

編輯整理：林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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