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桃花塢》：美好不滅，只是偶爾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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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潮新聞，作者方濤

這些年，王堯變得更寡言了。

“寫小說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很少說話，即使說話也常常詞不達意。一旦進入寫作狀態，我就從真實的生活中脫身了，轉向那個虛構世界的不同場景，和小說中的人物們周旋。”寫完長篇小說《桃花塢》，王堯有好一陣子沒有緩過來。家人和好友知道他在虛構中跋涉歸來，也盡可能不去打擾。

從《民謠》到《桃花塢》，短短五年間，王堯捧出了兩部厚重的長篇小說。

王堯把這種高強度的小說創作戲稱為“老房子起火了”。于是，熊熊火光里，我們看到了一輪被壓得薄薄的太陽，還看到了桃花塢大街上，那片若有似無的灼灼桃花。

而現實中，1981年9月，從故鄉東臺第一次到蘇州求學的王堯也曾踏上這條桃花塢大街。

大一時王堯在蘇州大學

作為一名“晚熟”的小說家，王堯的母親成了他最初的讀者之一。《民謠》出版后，母親讀完了，拿著書問他：“你寫我了？”

“四年前，母親去世了。《桃花塢》中，周惠之這個人物身上其實有我母親的影子。寫到周惠之的失蹤，我常常寢食難安……”獨自在書房發呆時，那些筆下的人物偶爾會在王堯眼前浮現。

有時，他甚至覺得周惠之手里也拿著這本《桃花塢》，輕柔地問：“你寫我了？”

《桃花塢》首發于《人民文學》2025年07期頭條，隨即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小說以抗戰時期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選擇、探索路徑和家庭命運變遷為主線，將幾個家庭在抗戰烽火中的患難與共的情誼娓娓道來。

桃花塢大街、閶門、明月灣、西湖、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桃花塢》前半部對江南蘇杭兩地著墨頗深。然而抗戰驟起，山河破碎，“人間天堂”瞬間化為“人間煉獄”。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彷徨、掙扎，有奔走救國者，亦有投敵失節者，也可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而小說的后半部分，則更加宏闊，以方后樂的視角開啟了西行、北上的漫漫長路，投射出一代熱血青年救國志愿的上下求索。在大歷史中勾勒小細節，塑造出一批鮮活的桃花塢人物群像，呈現一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史。

“知識分子寫作”一直是現當代文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著名評論家到小說家，王堯不僅完成了從論述到敘述的轉變，更將自己帶入那一代知識分子，在虛構中回到真實存在過的歷史現場，與他們共呼吸，同思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們的崇高、卑微、堅定和猶豫。

正如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所言，依照《桃花塢》的指引，我們能讀到誠懇的力量，讀到小說公信力的力量。

《桃花塢》王堯著 作家出版社

不久前，王堯攜《桃花塢》做客浙江大學惟學文化大講堂和錢報讀書會，與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館館員陳曉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獎得主麥家，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翟業軍，在小說中方家的故鄉杭州，暢聊新舊文化大變局中，中國知識分子堅守的永恒精神力量。

讀書會后，潮新聞記者對王堯進行了專訪。以下為記者與王堯的對話：

1

向歷史追問，寫在舊夢與新思之間

潮新聞·錢江晚報：《桃花塢》是您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如果說《民謠》是您二十多年延續的“舊夢”，那么《桃花塢》是否可以算作近五年的“新思”？什么時候開始動念要寫這部小說？

王堯：一個人就是活在“舊夢”與“新思”之間，《桃花塢》以“新思”寫“舊夢”。《民謠》完成后，我就著手《桃花塢》的寫作。這些年來，我自己在學術上和思想上，一直思考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的問題，研究過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我對歷史的敘述，是與對現實的關切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當我關切現實時，我就會追問歷史。寫西南聯大知識分子時，我在南方一所大學演講，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是西南聯大的先生或學生，我會如何？這是我寫作《桃花塢》的思想動因。

2021年我開始寫《桃花塢》，2022年完成了大部分初稿，但我不滿意。差不多擱了一年，2024年我開始重寫《桃花塢》，今年五月初定稿的。很湊巧，我的兩部小說都是五月完成的。我是五月出生的，我即將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取名《五月的孩子》。

潮新聞·錢江晚報：從評論家到小說家，有哪些顯著的變化？

王堯：學術的方式是論述，小說的方式是敘述，這個變化是主要的。我要改變自己的習慣，從闡釋別人的故事變為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中間當然有聯系，我個人的學養和對小說的理解影響了我自己的創作。

潮新聞·錢江晚報：相較一般的小說，《桃花塢》有個迥異之處，即對歷史人物的直面書寫。通常小說在涉及歷史中的重要人物時，往往會進行回避或虛化。

但在《桃花塢》里，章太炎、魯迅、朱自清、梅貽琦、聞一多等文化名人躍然紙上。書中還點綴一些有趣的橋段，比如柳亞子給方梅初吃話梅；方后樂給朱自清送紅茶等。在寫到著名歷史人物的時候，您的原則是什么，“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王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這個說法挺好。

剛才說到從評論家到小說家的話題，我覺得學養在小說創作中還是重要的。我是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的，不可避免涉及中國現代史和現代知識分子。我曾經在《收獲》寫過“滄海文心”專欄，寫抗戰時期重慶知識分子；在《鐘山》寫“日常的弦歌”，寫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今天回頭看，這兩個專欄也是我寫《桃花塢》的思想和藝術準備。我在構思時考慮，如果以青年知識分子方后樂為主角，我要寫出這個人物的歷史縱深感。他出身在那樣的家庭，文化血緣上就有可能和我們小說中出現的歷史人物相遇，或者有這樣那樣的關系。這些人物的出現既在歷史的節點上，也在小說情節發展的節點上，這樣就不是生硬的關系。我研究過，也寫過其中一些歷史人物，他們是異代人，我逐漸覺得我和他們是同時代人。這個感覺增加了小說的親和力。人物是真實的，場景和細節是虛構的。

王堯在拉拉提草原

2

文化碰撞中，憑吊一切消失的美好

潮新聞·錢江晚報：小說中，方梅初與方后樂父子的多次“家庭論戰”堪稱精彩，也隱晦地展示了“新舊文化之爭”。

方后樂對章太炎的態度是從尊崇到質疑轉變的。小說后期，他開始懷疑章太炎的“國學”能否真的救中國。同時，我們也看到，像方黎子等老一輩知識分子，雖然對“中日必有一戰”早已有清晰的判斷，但在行動上卻對這一悲劇無能為力。而方后樂為代表的新文化一代則身體力行地投入到“文化救國”的浪潮中。其中，是否已包含了您對五四、對新舊文化的價值判斷？

王堯：文化沖突是《桃花塢》故事發展的動力之一。在小說中，我將這種沖突置于知識分子如何抗戰的選擇中。坦率說，我個人是在這種沖突中成長的，在小說中，我也寫了新舊文化之爭的復雜性。我寫了吳中文獻展，是說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我沒有嘲弄老一輩知識分子，方后樂不斷長大，他也表達了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但我更想寫出新文化的重要，方后樂在思想上追隨魯迅，與革命思想疊加在一起。小說的末尾，方后樂在夢幻中回答黃青梅“一棵是桃樹，一棵還是桃樹”，這是在向魯迅、向新文化致敬。

潮新聞·錢江晚報：如果以方家三代人的家族變遷來看，《桃花塢》當然是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部精神史。

但另一方面，小說里也包含大量文壇掌故、方志、飲食。某種意義上，《桃花塢》也可以視作一部蘇州風俗史或江南飲食史。所以，您理想中的長篇小說應該包含什么？

王堯：寫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并向前追溯向后延伸，這當然是我寫作的重點。我截取的斷面不是戰場，精神史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所以，我要寫日常生活，寫江南的日常。我可能更擅長寫人物的思想、精神，但思想精神要落地，要在生活中展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其實是最難寫的，我們在其中，但未必能寫出自己需要的日常生活，何況是寫上個世紀上半葉的日常生活。為此，我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努力回到當年的日常生活。太多的人強調小說是講故事，但不能以為小說只是講故事。我覺得，好的長篇小說語言、故事（人物與事件）和人文缺一不可，是世俗性和思想性的融合。

王堯在研究室

潮新聞·錢江晚報：周惠之是小說中的靈魂人物之一。對這個人物您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幾乎將古典與新式女性的一切美好都賦予了她，但同時她的離奇失蹤又似乎太冷酷而決絕了。

相信不少讀者和我一樣，都在小說的后半段期待著周惠之的回歸。為何對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如此處理？您覺得周惠之的失蹤，有其必然性嗎？

王堯：作為小說的作者，我自認為周惠之是我寫得最好的人物。周惠之也算是“五四”一代中的學生，她的成長就是在古典與現代過渡之間，那時的新式女性有兼容古典的特質。確實，在我筆下，周惠之幾乎是“美好”的化身，是桃花塢大街地母式的人物，我想在她身上寫出中華民族的“美好”。但戰爭來了，姑媽被炸死，蘇云阿姨下落不明，阿荷被抓后精神失常，黃青梅的父親被漢奸弄殘，這些對周惠之是致命性的打擊，戰爭的殘酷和困難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她原本柔弱，失憶是一步步加重的。我不想簡單地讓她肉體毀滅，寫著寫著，她走出家門，失蹤了。我原先設計不是這樣的，后來我只能貼著她的命運寫下去。我關注過失憶這種病癥，失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就因失憶失蹤了，至今未歸。這樣的處理，就讓美好變成了悲傷。美好沒有被毀滅，但失蹤了，這就是戰爭給人帶來的苦難。因為失蹤了，我們就會去尋找。小說的調性是由周惠之這個角色確定的。之前我也說過，我這樣處理太殘酷了。我說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殘酷的事。借用魯迅先生的句式，我要給所有消失的美好一個悲哀的吊唁。

3

一部“雙城記”，以文學視角重新發現蘇州

潮新聞·錢江晚報：不久前您做客錢報讀書會，在浙大，您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是以方后樂的身份到杭州尋根來了。”

某種意義上，一部《桃花塢》也是一部“雙城記”。能聊聊為何要把杭州設置為方家的故鄉？

王堯：小說的上半部確實是蘇州杭州“雙城記”。我這人時常有崇高感，覺得自己身上流淌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血脈。那次讀書會開始前，我突然想到，假使方后樂多少年后曾經重返杭州，會是什么樣的心情？活動開始時，我就脫口而出：我今天是以方后樂的身份到杭州尋根來了。小說寫的抗戰，但往前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這個時間的設計必然涉及空間。在日常生活中，蘇杭常常連在一起說，這是對構思的潛在影響。

方后樂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什么角色，祖父是什么角色？在這樣的思考中，我想他的父親應該是受過五四新文化教育，祖父應該是同盟會人物，這樣的身份應該有一個思想文化的空間，而且其中有一些我需要寫的歷史人物。如此，我覺得杭州、浙江一師是合適的地方。杭州有秋瑾、魯迅，南社也曾在杭州雅集，朱自清、陳望道等都在一師教過書，一師有些學生是早期共產黨人。另外，在地理上，方家從杭州遷徙到蘇州也比較方便。

王堯與《桃花塢》

潮新聞·錢江晚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

這句話貫徹了整部小說，也如同小說的“題眼”。桃花塢可以沒有桃花，也可以處處是桃花。這是您所提煉的中華文化的某種精神力量嗎？

王堯：“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句話是在寫作時突然蹦出來的，寫完方黎子和方梅初的這段對話，我意識到這部小說有了靈魂，我內心的混沌之處也有了亮光。我從來不否認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寫作者應當有一種信念去支撐他的寫作和筆下的人物，這種信念在小說中是各種人物抵抗侵略和頑強生活的氣節和韌性。

潮新聞·錢江晚報：小說借方后樂之口寫道：“蘇州的文化是那一座一座的古橋，蘇州的生活是一條一條的流水，說蘇州不能只說小橋或流水，要說小橋流水。”

我們知道您的人生軌跡，在蘇州生活的時間比故鄉東臺甚至更長。蘇州對您的寫作意味著什么？

王堯：我21歲離開故鄉東臺，汽車到長江岸邊上了輪渡，輪渡過江，我下車向江北望了望，又向江南看了看，兩岸都是模糊的。那時，我生活了21年的那個村莊還叫“江南大隊”，現在要去真正的江南了，我不識它的模樣，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江南還是江北。出發前，我父親告訴我，我們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間從蘇州閶門過來的，鎮上祖屋以前有“三槐堂”匾額。父親的話只是讓我好奇，我沒有尋根的感覺。到了蘇州以后，閶門是我最早去尋訪的地方，我在那里沒有想象祖先在碼頭上上船的情景，那天我第一次去了桃花塢大街。

1985年大學畢業留校，此后再也沒有離開過蘇州，蘇州成了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寫了《桃花塢》后，我覺得自己回到了祖先生活過的蘇州。就我自己的成長而言，蘇州是個涵養人的地方，蘇州在文化上哺育了我，讓我有機會在審美、趣味、思想上貼近蘇州。我一直想寫一部關于蘇州的書，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發現蘇州和再造蘇州。

和其他小說不同，《桃花塢》寫出了“思想”和“人文”的蘇州。當我以文學的方式發現和再造蘇州時，我也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與感情的自序傳。朋友問我，你是不是把方后樂當自己寫的？我說不完全是，方家三代人都有我不同時期活著的樣子或者是我想象我活著的樣子。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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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潮新聞

作者：方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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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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