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殺害我軍地方干部，楊得志下令：調65軍進駐賀蘭山剿匪

1950年初夏的黃河不斷上漲，銀川城里水情會議一連開了好幾場，人們的注意力幾乎都被河堤牽著走。就在堤壩另一側，賀蘭山深處卻傳來截然不同的緊迫氣息——那股早就被檔案標紅的郭栓子土匪，再次出山活動。山外喧鬧的防汛與山內悄然的刀光，形成刺目的對比。

阿拉善旗工委書記曹動之原本也在關注河情，可7月中旬，他必須趕到銀川參加寧夏第一次黨代會，地方干部全員到位的同時，警衛力量略顯單薄。偏偏就在會議期間，定遠營將挨襲的情報飛報而至。曹動之判斷這不是虛驚，立刻向自治區黨委示警，并親自折返阿拉善布置應急。7月31日晚，郭匪果然撲來，駐防的583團趕到，夜戰數個時辰才逼得對方遁逃。

曹動之再度啟程，8月1日清晨越過賀蘭山樊家營子哨卡。哨兵回憶，當時他停下馬，對年輕警衛說：“越是亂，越得撐住。”簡短一句，像是提前寫好的注腳。沒過一個時辰，郭匪伏擊而至。敵我人數懸殊，文件先被掩埋，火力隨即展開。槍聲結束時，山口只剩三具覆滿沙土的遺體。

地方干部被害的消息沖破了河水的喧囂。寧夏軍民的情緒幾乎在一夜之間從關心水患變成恨匪如仇，陜西軍區代司令楊得志隨即做出了調軍決定。軍令簡潔：“抽65軍主力，合圍賀蘭山，活要其人。”

土匪問題在當時并不陌生。兩廣、湘西、西南高原到西北荒漠，國民黨殘部暗中扶植的“地方武裝”在1949、1950兩年里先后襲擊了多名解放軍干部：浙江境內的李厚坤、成都近郊的朱向離、新疆哈密的羅少偉——姓名各異，死因同出一轍。曹動之不過成為名單中又一筆觸，卻點燃了賀蘭山剿匪的導火索。

郭栓子真名郭永勝，行伍出身早已說不清，道上只記得他在馬鴻逵部與綠林之間反復橫跳。馬敗退臺灣時，郭留在當地，假意“保甲”，暗里仍劫掠商旅。他熟悉戈壁的水源點，也嗅得到山溝里藏糧的小倉，行蹤難測。1950年3月，這人再度搖旗——“西北反蘇討共救國軍” 的旗子看似新，其實就是舊匪號換皮。四個分隊，兩百多人，卻因賀蘭山地形復雜、情報不暢，竟能數次突襲鄉鎮，搞得兵民叫苦。

楊得志調動的65軍當時正兼寧夏軍區番號，三個師展開，封山、分割、拉網。193師扼山南主隘，194師橫線控東西出口，195師負責縱深搜索。583、584兩個步兵團加騎兵連與偵察分隊，構成前出楔形。賀蘭山外看似靜默，其實暗布火力。郭匪初嘗壓力，立刻縮回山腹，化整為零，妄圖“風過再聚”。

戰術層面，兵力規模并非唯一難點。郭匪威逼百姓，“幫忙就殺全家”的狠話壓得情報斷線。65軍改變單純搜山的老路子，把工作隊推到村口，再派地方干部做擔保，給躲避山下的鄉親送糧、送鹽，讓民眾先信服再開口。糧草通了，線索就有了。有人半夜敲軍營門，遞上一張手繪的小路分叉圖；也有人偷偷把土匪藏槍地點寫在羊皮上塞到水井桶里。軍民態勢慢慢扭轉，郭匪活動范圍被一天比一天壓縮。

9月下旬，584團連續夜行28小時，截獲匪機槍手董麻子。對質時，團參謀長問：“頭子在哪？”董麻子咬牙不語，旁邊警衛冷冷一句：“不講，天黑又上山，你的腿能跟得上嗎？”短暫沉默后，董麻子認栽，交出“大峰溝皇城”這一核心據點。

10月6日凌晨，薄霧剛起，大峰溝外突然多出一圈灰綠色身影。山溝里的匪首還在磋商“聯合會”，完全沒料到部隊能切進如此縱深。堵口、分割、沖擊，整整兩小時槍聲回蕩，郭栓子被迫沖側溝，剛只邁出十幾米，迎面一排沖鋒槍火舌噴出，他被擊倒擒獲。

銀川北教場的公審大會選在11月19日。會場沒有多少繁復儀式，人群卻沉得嚇人。宣判后，四名匪首被當場執行死刑。當天的新寧夏日報只用一行標題：“郭栓子伏法”。

事后統計，賀蘭山剿匪動用三師九團，歷時八十三天，斃匪百四十七名、俘匪二百九十六名，繳獲輕重機槍九挺、步騎槍二百余支。更重要的是，戈壁與山地之間再沒出現大規模襲擾，阿拉善、平羅的貿易和牧場運輸重新貫通，周邊抗旱水渠得以照常開挖。

曹動之犧牲地點如今立起了花崗巖碑，碑座旁沒有壯烈辭藻，只有一行小字：此地距樊家營子卡口二點七公里。數字簡潔，卻向后來人說明了一個事實——治亂不在距城多遠，而在能否出手及時。65軍的這次圍剿，給西北匪患沉重一擊，也為地方政權鞏固贏得了關鍵窗口。

山雨來時，人往往先顧自家屋檐；可一旦屋檐保住，賀蘭山深處的陰影就絕不能放任。1950年的這場拉網清剿，正是基于這樣的清醒認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