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江龍長篇小說《花戀溪》的創作理念與社會文化價值

《花戀溪》是鄧江龍致立于文學的堅守與地域書寫的一部長篇愛情小說，他選擇將個人情感、地域文化與歷史人文相融合的寫作路子十分可貴。這種深情的文學守望和有目的的寫作動機，不僅具有文學價值，還會發揮較大的社會價值。本文從以下多個方面對這部小說所折射的創作理念及其社會文化價值予以簡評。

第一，崇敬山水，發掘人文。

鄧江龍在小說《后記》中反復表達對花溪山水的深情：“花溪河洗滌了我的心靈，花溪的美景讓我流連忘返。”這種情感并非泛泛的贊美，而是建立在長期生活體驗基礎上的深度認同。他將花溪視為“靈魂的歸宿”，這種定位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居住地，升華為精神家園。

在崇敬山水的同時，作者更注重發掘其中的人文內涵。他列舉了青巖古鎮、鎮山村等地的歷史底蘊，提及趙以炯、周漁璜等地方名人，以及金庸、茅盾等文化大家與花溪的淵源。這種將自然景觀與人文記憶相結合的做法，使花溪不再是單純的風景，而是承載著文化記憶的活態空間。花溪確實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從明代屯堡文化到近代文人旅居遺跡，構成了多層次的文化景觀。鄧江龍的小說正是試圖激活這些沉睡的記憶，讓山水因人文而更加豐盈。

第二、尊重歷史，致敬名人。

《花戀溪》中將巴金與蕭珊的愛情故事作為本書的重要靈感來源。作者對歷史細節的珍視令人動容——從巴金將蕭珊骨灰放在枕邊三十三年的執著，到蕭珊手術前不舍的叮囑，這些真實的歷史片段成為文學創作的情感基石。

這種尊重歷史的態度還體現在對地方歷史事件的關注上，如太平天國石達開六次攻打青巖、高坡紅軍戰士犧牲后被群眾秘密安葬、戴安瀾將軍墓等歷史記憶。這些事件在花溪地方史中均有記載，作者將其納入文學視野，不僅豐富了創作素材，更體現了對地方歷史的責任感。特別是紅軍戰士的故事，反映了花溪人民在歷史關鍵時刻的善良與勇氣，這種民間記憶的保存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對名人的致敬不僅限于巴金，還包括周恩來與鄧穎超、徐悲鴻與廖靜文的愛情故事在花溪的印記。作者通過追溯這些文化名人與花溪的關聯，構建起一個“文化花溪”的形象網絡，使地方空間因名人的精神足跡而獲得文化加持。

第三、謳歌愛情，重塑人倫。

愛情是這部小說的核心主題之一。作者從巴金與蕭珊“感天動地”的愛情中獲得靈感，將其轉化為文學創作的動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愛情的書寫超越了個人情感范疇，具有重塑人倫價值的意圖。

在浮躁的現代社會中，愛情往往被簡化為消費或欲望關系，而巴金與蕭珊的故事則展示了愛情中的堅守、責任與超越生死的精神連接。作者特意強調：“他們是現實存在的，不是某個作家杜撰的，好讓你知道真正的愛情只有書上才有。”這句話看似矛盾——既然真實存在，為何又說“只有書上才有”?實際上，作者意在指出：這種深度的愛情在現實中確實存在，但往往被忽視，被社會洪流所淹沒，需要通過文學書寫使其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作者在小說中反復講述“三生三世”愛情故事，并作出誓言式表達：“花戀溪是海誓山盟衷心不變，我愛你是海枯石爛山崩地裂。”雖然充滿文學夸張，但正是這種對永恒愛情的堅信，構成了對當下快餐式情感關系的反思。作者將自己的情感體驗與歷史中的愛情典范相連接，試圖在文學中重建一種深沉、持久的情感倫理，拯救現實社會的愛情淪落。

第四、聚焦地域，轉換資源。

鄧江龍的小說創作具有鮮明的地域自覺。他明確表示：“我要像沈從文先生寫湘西、寫鳳凰那樣寫花溪。”這種類比揭示了其文學抱負——希望通過對一個地方的深入書寫，使其獲得文化標識意義。

從資源轉換的角度看，作者實際上在進行一種“文化資源化”的工作。他將花溪的自然景觀(十里河灘、天河潭、高坡云頂等)、歷史遺跡(青巖古鎮、鎮山村等)、名人足跡(巴金、周恩來等)、民間故事(紅軍傳說、石達開攻打青巖等)、民族文化(苗族、布依族等風情民俗)等多重資源整合進文學敘事中，使其成為可傳播、可體驗的文化產品。

花溪作為貴陽的旅游文化區，確實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但如何將這些資源轉化為有吸引力的文化敘事，一直是地方文旅發展的困境和挑戰。鄧江龍的小說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回答：通過深度的文學書寫，賦予地方以故事和靈魂，使游客不再是表面的觀光，而是進入一個充滿情感與記憶的意義空間。

作者還明確表達了通過寫作助力地方發展的意愿：“我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宣傳花溪，還能為偉大的祖國、美麗的貴州帶來文化旅游宣傳，助力發展。”這種將文學創作與社會責任相結合的自覺，值得充分肯定。

第五、形象敘事，助力文旅。

《花戀溪》這部小說有許多“神幻故事”，作者在《后記》中透露，總有“穿著白色衣裙”、“紅色衣服”的女子形象在創作過程中浮現。這些“神幻故事”引人入迷，如小說中孟子溪與趙小花驚心動魄的“生死戀”，正是這場“生死戀”講述了花溪“愛河”的來歷，串起各地旅游景觀。這種形象化的敘事方式，正是文學助力文旅的關鍵所在。

文旅發展的核心之一是將靜態的資源轉化為動態的、可體驗的敘事。單純的景點介紹難以激發深層的情感共鳴，而文學創作能夠通過人物、故事、意象的創造，構建起一個引人入勝的想象世界。當讀者被這些形象和故事吸引后，會對產生這些故事的地方發生探訪的欲望。

引人關注的地域往往具有其標志性的文學形象，如湘西有沈從文筆下的翠翠，紹興有魯迅筆下的魯鎮，高密有莫言筆下的東北鄉。這些文學形象成為地方的文化符號，吸引人們前往尋訪。鄧江龍試圖為花溪創造類似的文學形象體系——“花戀溪”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意象組合，小說通過孟子溪與趙小花驚天動地的愛情故事，將花、愛情、溪流融為一體，形成易于傳播和記憶的“花溪”形象。據說，他的其他作品也將圍繞花溪展開，形成系列化的文學敘事，這就有可能構建起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學花溪”形象系統，對地方文旅會產生持續的推動作用。

第六、文學堅守，饋贈地方。

《花戀溪》展現了一個寫作者在浮躁時代中的精神堅守。鄧江龍經歷了從文學到創業再回歸文學的心路歷程，最終在花溪的山水中找回創作的初心。這種回歸不是逃避，而是更深度的投入——他不僅要寫愛情故事，更要寫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與靈魂。

花溪確實需要這樣的文學書寫者。作為一個擁有600年歷史的青巖古鎮、擁有豐富民族文化和眾多名人足跡的地方，花溪的文化潛力尚未完全釋放。鄧江龍的創作實踐提供了一種可能：通過持續的、深情的文學敘事，讓地方的歷史記憶重新鮮活，讓自然景觀獲得文化深度，讓旅游體驗升華為情感共鳴。

當然，文學創作與文旅發展的結合也需要警惕過度商業化對文學本真的侵蝕。作者在《后記》中反復強調“哪怕沒人看”也要堅持創作的決心，這種對文學自身價值的堅守，正是避免寫作淪為單純宣傳工具的關鍵。只有真正打動人心的作品，才能最終實現文化傳播與地方發展的雙重目的。

《花戀溪》是一個開始，它宣告了一個寫作者對一片土地的深情承諾。如果這種承諾能夠轉化為持續而優質的文學創作，那么花溪或許真的能如作者所愿，成為文學地圖上的又一個閃光點，而讀者也將通過這些作品，遇見一個更加豐富、深邃、迷人的花溪。

(作者：喻子涵 貴州省作家協會第六屆副主席 貴州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