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昆明一老婦上交一張紙，國家設為絕密，如今每年營收近400億

1955年8月的一個清晨，昆明市政府大院剛拉開鐵柵門，一位頭發花白的婦人已守在門前。雨水沿著屋檐滴落，她的藍布衣裳卻干得纖塵不染，像是特意等了許久。工作人員把她請進三樓會議室，她遞出一張包著油紙的單薄小紙條，只說要見真正負責的人。

十多分鐘后，幾位主管醫療與輕工業的干部趕來。婦人把那張紙輕輕攤在桌面——幾行小楷、配伍嚴謹、劑量精確。有人定睛一看，心驟然一沉，這赫然是“萬應百寶丹”完整炮制法。短暫沉默里，只聽那位老人低聲提醒：“交給國家，可救更多人。”

消息當天就通過加密電話報送北京。兩周后，一道文件自中央機要系統發回：列入“絕密級”，同時責成云南省立即建立專門班子，接收、驗證、保管此方。自此，一味出身山野的藥進入國家層面視野，而那張油紙也在保險柜里沉睡多年。

故事并非始于1955年，而是在更早的19世紀末。1880年代，江川趙官村一個名叫曲占恩的孤童靠給姐夫跑腿、搗藥為生。天不假年，雙親早逝，貧苦逆境逼得少年提早學會辨草識葉。

十五歲那年，他已能獨立抓方配丸。再過兩年，娶妻、生計、行醫，背簍里裝的是簡陋銅秤和粗瓷藥缽。1906年，因為被土匪強迫醫治傷員，他被官府扣上“通匪”嫌疑，只得改名“曲煥章”，躲避追捕，四處行走。

變故帶來奇遇。某日集市，劇痛突襲，他捂腹倒地。一個須發皆白的老人蹲下，塞進他口中兩味草藥。片刻之后，疼痛竟奇跡般停止。救人者名叫姚連鈞，在滇中一帶被稱“神醫”。曲煥章死死抱住機會，執意拜師。姚連鈞看他悟性極高，便將數十年積累傾囊相授。

師父逝世后，曲煥章依言入山，“以身試草”幾成日常。十余載風餐露宿，他把刀槍創口、跌打骨傷、濕熱瘡毒都記成厚厚手札。終于，一瓶能止血、祛瘀、消腫的粉末問世，他給它取名“百寶丹”。

1916年，曲煥章在昆明小北門租下一間鋪子，完善配方、改用瓷瓶、附說明書，并報送衛生所檢測。檢測員驚嘆藥效，批文很快下來。憑口碑，“百寶丹”在滇中、黔桂、乃至法國醫生手里傳開。

滇軍閥唐繼堯準備擴張兵力，軍醫短缺，搜羅良藥。1925年，曲煥章受聘云南講武堂軍醫。“百寶丹”第一次伴隨士兵進入戰場。硝煙里，許多撕裂傷止血僅需撒藥、包扎，生還率顯著提高。戰壕傳說越滾越大，藥也更名為“萬應百寶丹”。

1930年代，曲氏大藥房在南洋、香港陸續設站。商標注冊、玻璃瓶灌裝、廣告畫冊，種種“洋氣”玩法令同行側目。1935年，他攜五百瓶百寶丹拜訪蔣介石，蔣親筆寫下“功效十全”四字。這在當時等同“金字招牌”。

好景短暫。抗戰爆發后，昆明市政府以支持前線為由，索要配方或捐飛機。曲煥章兩樣都不肯，旋即被捕。保釋出獄時，他對妻子只說一句：“方子若流落江湖，后果不堪設想。”妻子當即在佛像前發誓絕不外傳。

1942年，曲煥章被押解重慶。國民政府衛生部門再度施壓，依舊碰壁。次年，這位窮盡一生與草木相伴的醫生因病離世，死狀成謎。他臨終前毀掉防偽印章，顯然預料到假藥泛濫。

失去主心骨，曲家藥業跌進谷底，仿冒品四處橫行。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省工業廳調查中醫資源時，注意到這味藥。1951年，配方被列入首批國家保密范圍，建立專項小組，代號“云一號”。

入選保密目錄后，其價值在抗美援朝中快速驗證。志愿軍后勤資料顯示，前線輕傷員使用“云一號”后感染率降低近三成。華北軍區后方醫院甚至出現“傷未起膿，即給白藥”的用藥規定。“白藥”之名，也正是在戰地記錄中第一次被官方采用。

戰后，國務院批準昆明制藥廠設立專線生產，標準化、工藝化、規模化，一步步推行。1955年老婦交出的那張紙，把早期草稿、劑量細節、炮制火候等關鍵環節補全，科研人員才真正拼出完整工藝鏈。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企業機制放活，云南白藥確立“藥品＋日化”雙輪。在牙膏、創可貼乃至運動護具領域，它依舊倚靠那份“絕密處方”提供核心成分。2023年財報顯示，營業收入已逼近四百億元，其中海外市場占比持續攀升。

曲煥章墓碑前，常有人放下一只小瓷瓶，不添紙錢，不起香火，只是一聲輕嘆：好藥，活人；好方，濟世。假若當年那張油紙流入私人口袋，沒有今天這般局面。歷史有時殘酷，卻也公正——畢竟真正決定藥命運的，始終是它能否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