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小伙扶起摔倒老人，事后卻被判決賠償，幾經反轉真相為何

2014年1月30日晚，北京長安街的華燈亮起，春晚舞臺上沈騰一句“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嗎”，讓觀眾席里有人輕輕嘆氣。七年前那樁南京民事糾紛，再一次從人們的記憶深處浮了上來，而最初的兩個當事人——26歲的彭宇與67歲的徐壽蘭，則始終沒有出現在熱鬧的燈光下。

時間撥回2006年11月20日星期一，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9時12分，公交車連續進站，徐壽蘭左手提著保溫瓶，快步繞過第二輛車車尾，準備趕上停在最后的那一路車。幾乎同時，第二輛車的后門落地，一名穿深色夾克的小伙跳下車，他叫彭宇。

僅過數秒，老人跌坐在地，保溫瓶滾了兩圈，蓋子摔開。彭宇下意識地彎腰：“大媽，疼不疼？先別動。”這句在日常不過的關切，被旁邊的目擊者陳二春完整聽見。三人隨后攔下一輛出租車，共赴市二院骨科急診。

X光片顯示股骨頸骨折，醫生建議置換假體。拍片室外，老人情緒平靜，向彭宇點頭致謝，還借陳二春的手機撥通家里座機。當天下午，徐壽蘭的兒子與侄女趕到醫院，費用問題很快擺上桌面。老人一句“剛才就是他撞的”，讓氣氛從客氣轉為僵硬。彭宇掏出200元掛號費收據，表示自己沒有碰到人，家屬卻堅持要求其承擔全部醫療支出。

2007年1月4日，鼓樓區法院受理此案，索賠金額13萬余元。開庭前，圍觀者普遍相信“證據說話”，可第一份關鍵材料卻是一張手機拍下的詢問筆錄照片，原件遺失。彭宇供職通訊公司，對元數據再熟悉不過，他在庭上直言“拍攝手機并非所長本人”。這一細節埋下眾多疑問，也引來媒體強烈興趣。

6月13日第二次庭審，彭宇終于坐在被告席，他把經過復述了一遍。庭后一名記者說：“如果是杜撰，細節肯定串不圓。”然而法庭更在意“常理推斷”。主審法官王浩認為，被告既稱助人，為何沒在老人家屬到場后離開？于是傾向認定雙方相撞的概率更高。

9月4日下午，一審判決出爐：雙方均無過錯，但基于公平原則，彭宇補償40%，共計45876.6元。判決依據的“常理分析”四個字，迅速點燃輿論。熱帖、社評、街談巷議，幾乎一邊倒指向“好心沒好報”。陳二春憤憤地說：“以后誰還敢管事？”這句大白話，被無數門戶網站引用。

案件進入上訴程序時，南京中院門口圍了十多家媒體。可就在二審開庭前一周，雙方突然簽下調解協議：彭宇一次性補償1萬元，彼此不再對外發聲，原一審判決撤銷。這“轉身”讓公眾摸不到頭腦，坊間甚至傳出“第三方出資”的猜測，卻始終無實證。

案件終結，然而漩渦仍在。彭宇離開原公司，此后去向成謎。徐壽蘭搬離老宅，電話不斷，2010年8月因病去世。主審法官王浩調往基層司法所，他在一次內部座談里低聲說過：“法律和情理不是反義詞，可很多時候它們真的合不到一起。”

2012年1月，《瞭望新聞周刊》刊出專訪，南京市政法委有關負責人透露：彭宇最近承認與老人“身體接觸發生了碰撞”。但這份說法并未消解社會上的疑慮，更多人仍把案件當作“助人反被訛”的典型。

自2007年起，各地“扶不起”新聞不斷出現。有人摔倒，圍觀者先掏手機拍照，再觀望，看有沒有監控，最后才決定伸手。公共道德與法律責任之間的縫隙，被這起案件撕開一條口子。多地公安、民政系統隨后提出為見義勇為者購買意外保險，亦算某種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民法總則》落地，第184條明確“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立法者沒有專門提到彭宇案，卻很難說和那樁老案子毫無關聯。

從公交站的一聲悶響到法律條文的補位，前后整整十一年。人們記住了“彭宇”這個名字，有人同情，有人質疑。案件終局并未給社會提供一個干脆答案，卻將“法律責任與道德期待如何平衡”這個老問題推到聚光燈下。下次再有老人跌倒，是否伸手，依舊是每個人必須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