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山前去看望徐向前時，徐帥向其透露：維山，你恐怕要動一動了

1950年9月25日，北京陰著細雨。穿上筆挺軍裝的鄭維山剛跨進懷仁堂，就聽禮兵輕聲提醒：“代表們請從左側通道進入。”燈光明亮，他抬腕看表——距離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開幕還剩十分鐘。此刻，他并不知道，幾天后醫院里徐向前的一句提示，會徹底改變自己的崗位與方向。

掌聲響起，毛澤東步入會場，隨后是朱德、周恩來。鄭維山所在的第一野戰軍代表隊列在第六排，他與朱老總的目光短暫交匯，雙方都點了點頭。對鄭維山來說，這是1935年長征后第五次與朱老總“會師”，只是身份、情境都已大不相同。

大會間隙，朱德把鄭維山拉到一旁，開玩笑似的說：“華北的莊稼長勢如何？”一句話讓鄭維山想起黃龍山那片新開出的坡地。七月酷暑，他帶著63軍官兵在山坳里打渠、修梯田，雙手上新的老的血泡密密麻麻。那會兒，他常把工兵錘和測量尺放在作戰地圖旁，嘴里嘀咕：“打仗拼分鐘，種地算節氣，一點都不敢差。”

黃龍山墾荒是從1949年12月上級命令開始的。那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指示：和平時期部隊應在不妨礙戰備的前提下參與生產建設。63軍先被派去搶修隴海線寶雞段，隨后又轉進黃龍山。鄭維山拿到任務書，嘴角動了幾下：“搶鐵路我有把握，種田還是頭一遭。”可轉念一想，部隊此前打下的許多城鎮都缺糧，耽誤不得，便咬牙接了下來。

就在黃龍山開镢子的第二個月，一封來自河南新縣人民政府的公函輾轉送到鄭維山手里。落款的“乘馬崗區”三個字，讓他心里一沉——那是自己的家鄉，也是十多年前紅四方面軍曾駐扎過的地方。信中提到七十多名當年同他一起參加赤衛隊的鄉親下落未明，部分犧牲者家屬在土改中被誤劃為“叛逃人員”，急盼澄清。讀到這里，他抬頭望向窗外，山風卷著塵土打在玻璃上，他心底卻像壓了一塊巨石。

“這事不能拖！”鄭維山當夜給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掛電話請求假期。楊得志被叫醒，聲音里滿是困意：“老鄭，大半夜的折騰什么？”鄭維山低聲說：“是老部下的命，明早見面細談。”第二天清晨，他帶著那封信進西安，楊得志讀完皺眉片刻，隨即向彭德懷請示，假條批得飛快。

返回家鄉途中，鐵路車窗外麥田金黃。李先念派人把鄭維山接至湖北省委招待所，兩位老戰友相擁而笑。聊到深夜，李先念拍拍他的肩：“弟兄們盼你回鄉主持公道，你放心去，我替你同上面解釋。”

到新縣時已近黃昏。泗店村的鄉親涌上前叫他“鄭團長”，喊聲里夾著哭腔。短暫寒暄后，他開口直奔主題：“當年紅88師的戰士，沒有一個叛徒！烈士家屬一律按烈屬對待，有問題我負責。”縣里的土改工作組原本猶豫，此刻皆點頭稱是。文件沒出院墻，村口鑼鼓卻已敲響。第二天，老人們抬著紙牌位到祠堂，集體給烈士家屬賠禮。風吹得燭火搖晃，鄭維山喉嚨發澀，卻只是抬手敬了一個軍禮。

三天調研結束，他趕回黃龍山繼續忙生產。秋收時，17萬畝新田糧食旺盛，解放軍戰士跟老鄉比賽割谷子，稈倒一排排。彭德懷騎馬沿田埂看了半天，笑罵：“你們這支鐵軍，打仗是急先鋒，種地也是急先鋒。”鄭維山回答：“莊稼活得精耕細作，和打運動戰一個理兒。”彭德懷點頭，隨即又叮囑：“多打糧，是給國庫攢子彈。”

大會結束后，鄭維山趕往協和醫院探視徐向前。病房窗子半開，蟲鳴隱約。兩人聊起黃龍山、聊起新縣，氣氛難得輕松。臨別時，徐向前握住他的手：“維山，你恐怕要動一動了。”鄭維山愣住：“首長，不動行不行？63軍剛把地開出來，我舍不得。”徐向前笑：“舍不得也得動。指揮員在一地待久了，感情深，難免顧慮多；換個崗位，對你對部隊都好。”

10月1日，他剛回到西安，彭德懷的電話追了進來：“老鄭，馬上去兵團報到，當副司令員。”兩天后新的軍委命令抵達：鄭維山出任19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謀長的職務讓他心里直打鼓——一直沖鋒在營堡，突然坐機關，真不是擅長。楊得志遞給他任命電報，攤手：“這是毛主席親簽的，你要是推，我可沒法回話。”鄭維山苦笑，敬了個禮算是接受。

緊接著10月5日，毛澤東一紙命令：19兵團12月5日前到津浦線袞州、泰安一帶集結待命。京城傳來的風聲已經很清楚：志愿軍即將抗美援朝，19兵團是第二批。十幾萬人剛把镢頭放下，又要跨越1500公里機動。時間緊、車皮少，口糧、彈藥、冬衣缺口都大。鄭維山連夜制訂輸送計劃，把兵團拆成三十七個車次梯隊，每個梯隊一張行程卡，精確到小時。楊得志看完，“咂”了一聲：“兄弟，這算盤打得比師參謀部還細。”

12月18日晚，兵團駐地已下第一場雪。機要員送來絕密電報：中央有人抵達視察。鄭維山趕到車站，見車門一開，朱德踏雪而下。老人摘帽子抖了抖雪漬，笑說：“冷啊，明天去營里看看。”次日視察完，朱德在團部操場講話：“打得贏還要扎得住，19兵團要學會在陌生地域作戰生活。”官兵聽得情緒高漲，喊聲一浪接一浪。

朱德剛走，鄭維山又琢磨前線情況：“不能兩眼一抹黑進戰場，得先摸門道。”他提議派先遣組赴東北見習。楊得志同意，卻半真半假發愁：“你倒是想得周全，可兵團只剩你這個副司令了。”最終，中央批準成立二十余人的先遣組，由64軍軍長曾思玉帶隊，1951年1月6日出發。

先遣組趕到前線后一周，就把缺糧、缺藥、晝伏夜行等十條經驗電報回山東。鄭維山連夜匯總，按兵團、軍、師三級發到各部。隨后，他再次對機動方案做微調：夜行晝伏、分段接力、先發尾隨，全程嚴禁煙火光。參謀處年輕參謀看著密密麻麻的表格驚嘆：“像鐘表一樣。”楊得志聽見，笑道：“這就是徐帥說的‘動一動’效果。”

春寒料峭，運輸列車隆隆北去。63軍、64軍、65軍的番號從車窗一閃而過，不少官兵認出鐵路旁那片剛收完玉米的坡地，扯著嗓子嚷：“等打完仗再回來種！”車廂里悶熱，鄭維山壓著地圖，為下一段行軍路線做最后檢查。短短幾個月，從開荒的“鐵牛”到出征的“先遣鐘”，角色已數度轉換，但他心里清楚，腳下的軌枕終究通向火線上那個位置——那里不容他半步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