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已經開始為“后特朗普時代”下注 誰才是他的接班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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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公開表態，共和黨在2025年依然像一塊鐵板：特朗普是核心，副總統JD·萬斯是繼承人，其余人要么表忠心，要么保持沉默。但真正的政治從來不發生在新聞里，而發生在權力焦慮開始蔓延的那一刻。

2025年的共和黨，表面穩定，內部卻已經出現結構性裂縫。不是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問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命題正在被反復試探：當特朗普不再具備“必勝性”時，共和黨要往哪里去？

JD·萬斯：完美繼承人，還是提前鎖死的風險資產？

“托馬斯·馬歇爾副總統存在獎”

該獎項以伍德羅·威爾遜的副總統托馬斯·馬歇爾命名，他曾諷刺地說過：“從前有兩兄弟，一個出海遠航，另一個當了副總統。從此再也沒人聽說過他們。”

從設計上看，JD·萬斯幾乎是為“后特朗普時代”量身定做的。他是副總統，擁有行政履歷；他在意識形態上高度對齊特朗普，又比特朗普更年輕、更有執行力；在黨內初選民調中，他幾乎一騎絕塵。

他學會了特朗普的全部打法：制造沖突、不斷越界、把任何爭議都轉化為“我們 vs 他們”的動員工具。這在初選中近乎無敵。可一旦2026年中期選舉共和黨遭遇重挫，萬斯將面臨一個殘酷現實：他無法像特朗普那樣把失敗歸咎于“體制陰謀”，因為他本身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那時，繼承人的身份可能會迅速轉化為失敗的責任人。

馬爾科·魯比奧：熱心副手獎

炙手可熱的魯比奧是體制派的幸存者，但不是方向提供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共和黨意識形態轉向的一個縮影。

他曾是傳統共和黨的國際主義代表，后來迅速完成對特朗普路線的適應，最終成為國務卿。他的政治生存能力極強，對權力結構的判斷也極為精準。但這恰恰限制了他的上限。

在特朗普的影子下，魯比奧選擇做一個“可靠執行者”，而不是潛在挑戰者。他被點名為“未來總統”，卻第一時間釋放“支持萬斯”的信號。這不是謙遜，而是一種非常清醒的判斷：現在爭位，只會提前出局。

魯比奧代表的是共和黨中仍然存在的一股力量：他們不想回到2016年前，但也并不完全相信民粹主義可以長期執政。這股力量需要時間，但問題是，政治往往不給他們時間。

瑪喬麗·泰勒·格林：“羅斯科·康克林式辭職成就獎”

在詹姆斯·加菲爾德當總統的時期，羅斯科·康克林曾是紐約州一位傲慢的共和黨參議員，也是分贓制度的堅定捍衛者。當加菲爾德拒絕任命其盟友時，康克林憤然辭職，堅信紐約州立法機構會重新任命他，以展示其政治力量。結果卻是被冷落，政治生涯就此終結。

所以第一個跳船的人，往往最危險，如果說萬斯和魯比奧都在“體制內博弈”，那格林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

她辭去眾議員席位，被外界解讀為政治失敗，但從權力邏輯看，這是一次主動止損與重新定位。她不再自稱MAGA，而是反復強調“America First”，刻意將忠誠對象從特朗普本人，轉移到一種更抽象、更激進的意識形態。

這是一場高風險賭博。她押注的不是特朗普失敗，而是另一種更微妙的變化：共和黨基層可能會對特朗普產生疲勞，但并不愿意回到傳統保守主義。一旦這種情緒出現，格林將成為少數已經提前占位的人。

她的問題不是能否贏，而是她一旦進入主舞臺，會讓共和黨的政治語言進一步激進化。這對整個美國政治來說，未必是好消息。

斯賓塞·考克斯：“友善楷模獎”

他幾乎不可能贏，但一定會被記住。在一個充滿沖突的政黨中，溫和派往往顯得不合時宜。猶他州州長斯賓塞·考克斯正是如此。

他反對煽動、強調降溫、公開批評社交媒體制造仇恨。這些立場在當下的共和黨初選中幾乎沒有市場。但政治有一個反直覺規律：當一個體系徹底失控時，唯一被認真考慮的，往往是此前被忽視的人。

考克斯未必會參選，也未必想贏。但他正在為一種可能性留下文本和形象——如果共和黨在未來兩年遭遇道德危機與選舉失敗并行的局面，他會成為少數“可以被用來講新故事的人”。

那些消失的州長：“牛奶盒失蹤獎”

真正的失敗是沒有存在感，對比起民主黨的州長們，共和黨的州長似乎集體消失：德桑蒂斯、坎普、桑德斯、揚金的問題，不是政策失敗，也不是丑聞纏身，而是他們在2025年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政治記憶點。

德桑蒂斯從主流媒體“消失已久”

在特朗普主導的政黨中，“穩健治理”本身不是優勢。共和黨的競爭邏輯已經被改寫：不再是“誰更合格”，而是“誰不可忽視”。這一點上，他們全部輸給了更極端、更善于制造話題的人。

在美國政治中，被遺忘，往往比被擊敗更致命。從權力結構上看，共和黨即將邁入到“后特朗普預備期”，只是沒人敢把這句話說出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副總統萬斯。他在制度上幾乎是一個教科書式的繼承人：副總統身份、對特朗普路線的高度忠誠、在基層選民中的強動員能力，以及在所有共和黨初選民調中的遙遙領先。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條極其清晰的權力傳導路徑。

但問題恰恰出在“過于清晰”本身。萬斯繼承的不僅僅是特朗普的政治資本，也繼承了特朗普最危險的政治負債——把整個政黨牢牢綁在沖突邏輯和身份政治之上。在特朗普本人仍然具備壓制力時，這套結構可以穩定運轉；一旦出現選舉失利或中期選舉反噬，繼承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責任承載者。換句話說，萬斯是最順理成章的繼承人，但也是風險最集中的節點。

相比之下，國務卿魯比奧的角色更加耐人尋味。他在特朗普體系中獲得了實權，卻刻意回避任何“競爭者”的姿態。當特朗普在公開場合提及“萬斯與盧比奧組合不可戰勝”時，魯比奧并沒有順勢抬高自己的存在感，反而通過私下表態迅速釋放支持萬斯的信號。

這不是軟弱，而是一種對權力結構極為清醒的判斷。魯比奧明白，在特朗普仍在場的情況下，任何“潛在繼承之爭”都會被視為不忠。他選擇成為一個可靠的體制支點，而不是權力挑戰者。這讓他在短期內安全，卻也注定了他更像一個“等待窗口期”的政治人物，而非主動塑造局面的那一類。

真正打破既有權力秩序的，是前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她的辭職，在表面上像一次失敗，實則是一種提前止損的權力重組。她意識到，在特朗普仍然掌控提名權和背書權的情況下，留在體制內只會被慢慢消耗。退出反而給了她重新定義身份的空間。

格林不再自稱MAGA，而是刻意強調“America First”，將忠誠對象從特朗普個人，轉移到一種更抽象、更激進、也更可繼承的意識形態符號上。這是一種對未來權力真空的預判式下注：如果共和黨基層開始對特朗普產生疲勞，但又拒絕回歸傳統保守主義，她將成為少數已經完成位置轉換的人。

這里預告下一篇：我們將一起回顧特朗普與瑪喬麗·泰勒·格林之間的愛恨情仇。

2025年的共和黨權力結構，表面上高度集中，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分叉。所有關鍵人物的行動都指向同一個事實：沒有人敢否定特朗普，但很多人已經在為“特朗普不再萬能”的那一天提前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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