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北京釣魚臺的一條回廊被雨打得發(fā)亮。章含之撐著一把墨色油紙傘,剛剛結束一場夜談,她把會議記錄夾在腋下,還沒走出廊口,喬冠華就追上來低聲說:“今晚的稿子得勞你再改一遍。”短短一句,請求里夾著信任,也寫下了這對伴侶此后十年的并肩。很多年后,洪晃回憶母親時,總愛提起那把傘——雨絲透過去,母親衣角仍舊整齊,這正是章含之的行事風格:在最混亂的局面里,仍要保持精準與體面。
要說她“頭頂三座大山”,并非自夸。學問與游俠氣并存的章士釗,把她帶進北平四合院;恢宏如喬冠華,在聯(lián)合國大廳與各國代表唇槍舌劍;而毛澤東身上那股“師長”氣質,更早早影響了她的思維方式。三人分量都不輕,卻都在她生命里留下無法忽視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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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再往前推。1939年,上海租界里警笛聒噪,年僅四歲的章含之被母親牽著,倉促搬去法租界。父親已抵香港,她并不知情,只是記得弄堂盡頭總有士兵踢門。八年后,日本投降,她等到的仍是父親遲遲未歸的消息,誤會就此扎根:她認定父親棄家。直到1949年4月,章士釗跟隨張治中抵北平,她才重新與父親相見。這份遲到的團聚并不溫情,14歲的姑娘慪氣,不肯叫一聲“爸爸”,把自己鎖進房里啃小說——叛逆,從那時就露苗頭。
抗美援朝期間,她被學校濃烈的參軍熱情點燃,主動報名入伍。名冊報至北京市委,卻又因“章士釗之女”身份被婉拒。她狠狠拍桌:“家庭背景不能阻擋我革命!”一句話讓父親無言。那晚,母親默默掉淚,父親獨坐書房,燈光一直亮到拂曉。此后兩年,章含之把戶口遷進學校宿舍,幾乎與家人斷聯(lián)。
1957年,她如愿遞交了入黨申請,同年正式成為黨員,父女關系開始松動。同年夏末,周恩來到訪章府,關切地問老先生有何困難,章士釗只提一個要求:讓女兒留京。消息一傳到學校,章含之又爆炸:“我靠自己吃飯,不要任何關照!”可見性格之犟。諷刺的是,畢業(yè)工作分配表最后一欄,她的名字仍留在北京——組織并未因父親而偏私,反倒因她優(yōu)秀的英語與法語成績把她留做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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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父女冰釋前嫌的是1973年那趟香港之行。92歲的章士釗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命赴港聯(lián)絡各界。臨行前,他握著外孫女洪晃的小手,反復囑托:“三個月后等爺爺回家。”可惜世事無常,一個半月后電報傳來噩耗:老先生病逝。章含之在家中愣坐良久,才意識到與父親的“講理”再無可能。也就在那時,她把父親骨灰迎回家,泣不成聲,卻再不口出一句質問。父女多年糾葛,終點竟是無言的體諒。
十年不到,1983年9月2日,命運再度出手。清晨7點,北京醫(yī)院走廊燈光慘白,章含之給喬冠華喂完第七小勺蛋白水,對方眸光一閃便闔目沉寂。護士長輕按他的脈搏,搖頭示意生命停擺。這一刻的打擊遠甚十年前,章含之整個人癱坐在地,重復一句:“讓我跟他走吧。”好友杜修賢在場,硬聲喝道:“你得為老喬活!”才把她從絕望邊緣拽回。
往后一年,她靠鎮(zhèn)靜劑和工作支撐。參加外事座談會、整理《喬冠華文集》、到處做演講。越忙,越顯得不近人情,然而只有心里知道,這是一種自救。與此同時,她開始籌劃一件小事——剪下喬冠華兩縷頭發(fā),密封保存。護士長曾好奇:“您這是?”她輕擺手:“哪天我走了,就讓我們一起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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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紀,她頭發(fā)灰白,仍挽著高高發(fā)髻。2006年,陳魯豫到史家胡同拍節(jié)目,只見茶幾上放滿簽字筆、便簽條、碧螺春茶葉罐,一切排列得像講臺。采訪中,她笑談“紅墻外事”,翻譯細節(jié)如數家珍,卻鮮少提自己。節(jié)目收工,她悄悄對編導說:“人年輕時活在旁人的光環(huán)里,老了總想找回一點‘我’。”正是這種找尋,讓她決定寫英文自傳。寫到第二個月,肺部纖維化診斷書擺在枕邊,她仍堅持:要換肺。主治醫(yī)生勸告成功率不足兩成,章含之抬眼:“賭一次,也值。”
換肺手術終究沒來得及。2008年1月26日凌晨,她在北京醫(yī)院平靜離世。洪晃趕到時,母親已被拉上白單。按理說沒有遺言,誰知護理了她十三年的護士長掏出筆記本,上面寫著一行小字:死后與父親合葬,勿與冠華同穴。洪晃愣了幾秒,隨即輕嘆:“媽媽果然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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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聰明”體現(xiàn)在兩層。其一,生前夫妻風評本就議論紛紛,若合葬,難免再起流言;其二,她留下喬冠華的兩縷頭發(fā),與自己一同火化,名義上歸于父親墓地,實則讓三人“同處一室”。既避世俗,是非又由此消散。洪晃后來對朋友解釋:“母親清楚,人走之后最怕是是非非。頭發(fā)陪伴,她也就把最愛的人都帶在身邊。”
章含之終被安放在上海青浦福壽園,墓碑一側刻父名,一側刻她的生卒。墓穴里,兩縷黑發(fā)置于骨灰盒最上端,與她的戒指并排。場面不張揚,同行外交部老同事只來幾位,淅瀝小雨中讀了一段《論語》,算是給這位女翻譯、女學者、女丈夫、女女兒,一個寧靜落幕。
喬冠華骨灰則按照其生前遺愿,留在了北京八寶山。這兩座墓相隔千里,卻因那一撮頭發(fā),仿佛仍在對話。若有人問洪晃:“你母親究竟最看重什么?”她會攤開雙手:“體面,周全,還有一點不肯輸的倔。”如此,章含之一生的矛盾、風光與苦痛,都收束在一句輕描淡寫里。而那把1973年雨夜的墨色油紙傘,如今仍躺在史家胡同的壁櫥,傘面有幾處褪色,卻依舊撐得開——正像她當年的姿態(tài),直挺,不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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