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章含之逝世，臨終前留下遺言，洪晃因何說：媽媽是個聰明人？

1973年深秋，北京釣魚臺的一條回廊被雨打得發(fā)亮。章含之撐著一把墨色油紙傘，剛剛結束一場夜談，她把會議記錄夾在腋下，還沒走出廊口，喬冠華就追上來低聲說：“今晚的稿子得勞你再改一遍。”短短一句，請求里夾著信任，也寫下了這對伴侶此后十年的并肩。很多年后，洪晃回憶母親時，總愛提起那把傘——雨絲透過去，母親衣角仍舊整齊，這正是章含之的行事風格：在最混亂的局面里，仍要保持精準與體面。

要說她“頭頂三座大山”，并非自夸。學問與游俠氣并存的章士釗，把她帶進北平四合院；恢宏如喬冠華，在聯(lián)合國大廳與各國代表唇槍舌劍；而毛澤東身上那股“師長”氣質，更早早影響了她的思維方式。三人分量都不輕，卻都在她生命里留下無法忽視的印記。

時間再往前推。1939年，上海租界里警笛聒噪，年僅四歲的章含之被母親牽著，倉促搬去法租界。父親已抵香港，她并不知情，只是記得弄堂盡頭總有士兵踢門。八年后，日本投降，她等到的仍是父親遲遲未歸的消息，誤會就此扎根：她認定父親棄家。直到1949年4月，章士釗跟隨張治中抵北平，她才重新與父親相見。這份遲到的團聚并不溫情，14歲的姑娘慪氣，不肯叫一聲“爸爸”，把自己鎖進房里啃小說——叛逆，從那時就露苗頭。

抗美援朝期間，她被學校濃烈的參軍熱情點燃，主動報名入伍。名冊報至北京市委，卻又因“章士釗之女”身份被婉拒。她狠狠拍桌：“家庭背景不能阻擋我革命！”一句話讓父親無言。那晚，母親默默掉淚，父親獨坐書房，燈光一直亮到拂曉。此后兩年，章含之把戶口遷進學校宿舍，幾乎與家人斷聯(lián)。

1957年，她如愿遞交了入黨申請，同年正式成為黨員，父女關系開始松動。同年夏末，周恩來到訪章府，關切地問老先生有何困難，章士釗只提一個要求：讓女兒留京。消息一傳到學校，章含之又爆炸：“我靠自己吃飯，不要任何關照！”可見性格之犟。諷刺的是，畢業(yè)工作分配表最后一欄，她的名字仍留在北京——組織并未因父親而偏私，反倒因她優(yōu)秀的英語與法語成績把她留做師資。

真正讓父女冰釋前嫌的是1973年那趟香港之行。92歲的章士釗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命赴港聯(lián)絡各界。臨行前，他握著外孫女洪晃的小手，反復囑托：“三個月后等爺爺回家。”可惜世事無常，一個半月后電報傳來噩耗：老先生病逝。章含之在家中愣坐良久，才意識到與父親的“講理”再無可能。也就在那時，她把父親骨灰迎回家，泣不成聲，卻再不口出一句質問。父女多年糾葛，終點竟是無言的體諒。

十年不到，1983年9月2日，命運再度出手。清晨7點，北京醫(yī)院走廊燈光慘白，章含之給喬冠華喂完第七小勺蛋白水，對方眸光一閃便闔目沉寂。護士長輕按他的脈搏，搖頭示意生命停擺。這一刻的打擊遠甚十年前，章含之整個人癱坐在地，重復一句：“讓我跟他走吧。”好友杜修賢在場，硬聲喝道：“你得為老喬活！”才把她從絕望邊緣拽回。

往后一年，她靠鎮(zhèn)靜劑和工作支撐。參加外事座談會、整理《喬冠華文集》、到處做演講。越忙，越顯得不近人情，然而只有心里知道，這是一種自救。與此同時，她開始籌劃一件小事——剪下喬冠華兩縷頭發(fā)，密封保存。護士長曾好奇：“您這是？”她輕擺手：“哪天我走了，就讓我們一起上路吧。”

步入21世紀，她頭發(fā)灰白，仍挽著高高發(fā)髻。2006年，陳魯豫到史家胡同拍節(jié)目，只見茶幾上放滿簽字筆、便簽條、碧螺春茶葉罐，一切排列得像講臺。采訪中，她笑談“紅墻外事”，翻譯細節(jié)如數家珍，卻鮮少提自己。節(jié)目收工，她悄悄對編導說：“人年輕時活在旁人的光環(huán)里，老了總想找回一點‘我’。”正是這種找尋，讓她決定寫英文自傳。寫到第二個月，肺部纖維化診斷書擺在枕邊，她仍堅持：要換肺。主治醫(yī)生勸告成功率不足兩成，章含之抬眼：“賭一次，也值。”

換肺手術終究沒來得及。2008年1月26日凌晨，她在北京醫(yī)院平靜離世。洪晃趕到時，母親已被拉上白單。按理說沒有遺言，誰知護理了她十三年的護士長掏出筆記本，上面寫著一行小字：死后與父親合葬，勿與冠華同穴。洪晃愣了幾秒，隨即輕嘆：“媽媽果然聰明。”

這“聰明”體現(xiàn)在兩層。其一，生前夫妻風評本就議論紛紛，若合葬，難免再起流言；其二，她留下喬冠華的兩縷頭發(fā)，與自己一同火化，名義上歸于父親墓地，實則讓三人“同處一室”。既避世俗，是非又由此消散。洪晃后來對朋友解釋：“母親清楚，人走之后最怕是是非非。頭發(fā)陪伴，她也就把最愛的人都帶在身邊。”

章含之終被安放在上海青浦福壽園，墓碑一側刻父名，一側刻她的生卒。墓穴里，兩縷黑發(fā)置于骨灰盒最上端，與她的戒指并排。場面不張揚，同行外交部老同事只來幾位，淅瀝小雨中讀了一段《論語》，算是給這位女翻譯、女學者、女丈夫、女女兒，一個寧靜落幕。

喬冠華骨灰則按照其生前遺愿，留在了北京八寶山。這兩座墓相隔千里，卻因那一撮頭發(fā)，仿佛仍在對話。若有人問洪晃：“你母親究竟最看重什么？”她會攤開雙手：“體面，周全，還有一點不肯輸的倔。”如此，章含之一生的矛盾、風光與苦痛，都收束在一句輕描淡寫里。而那把1973年雨夜的墨色油紙傘，如今仍躺在史家胡同的壁櫥，傘面有幾處褪色，卻依舊撐得開——正像她當年的姿態(tài)，直挺，不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