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賈樟柯新片海外上映，一中國女生質問：你為什么這樣拍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舊租界的旗幟被逐一摘下，新中國的“遠東第一大都市”從此進入另一段軌跡。六十多年后，一部以“海上往事”為題的紀錄片，在北美銀幕上重現這座城市的蛻變，卻在映后掀起一場意料之外的風波。

2010年9月9日，多倫多的午后陽光并不刺眼，影展主會場內卻已人聲鼎沸。《海上傳奇》排在傍晚場，海報上那抹灰藍色的蘇州河水，靜得像一塊舊玻璃。當地媒體把它歸入“大師單元”，理由很直接：導演賈樟柯，36歲搶下威尼斯金獅，40歲早已是電影節座上客。

放映前例行見面會，主辦方給賈樟柯配了一位90后女譯員，出生天津、八歲赴加，中文溜得很，卻對學術措辭有點生疏。賈樟柯提到：“沒有細節的歷史只是抽象。”譯成英文時，姑娘用了vague（模糊）。臺下一位黑長直、背雙肩包的中國女生霍地站起：“翻譯在篡改導演原意！”一句英文質疑，讓全場靜得能聽到空調聲。

賈樟柯愣神半秒，隨即解釋abstract與vague的區別并不決定立場。但話音未落，那女生已經斷定這是蓄意“抹黑中國的語言陷阱”。主持人識趣地把討論引向創作動機，這才讓場面暫時歸于平穩。

晚場正式放映，輪椅上坐著一位九十高齡的上海老奶奶。影片燈滅，銀幕閃出凌亂的外白渡橋舊影、黃浦江的汽笛、杜月笙之女杜美如的回眸。九十分鐘后燈再亮起，掌聲里卻夾雜清晰的質問：

“你為什么要拍這樣臟兮兮的上海？給外國人看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物，有什么意義？”提問者正是下午那位女生。她的英語帶著東北口音，情緒比下午更加高亢。

“我呈現上海的另一面，”賈樟柯放緩語速，“浦東陸家嘴是一面，蘇州河沿岸的棚戶、弄堂也是一面。生活本就不止光鮮。”

女生追問：“可這些鏡頭會讓外資對中國失去信心！”

賈樟柯抬頭，聲音不高，卻壓住了躁動：“想那么多外國人干嘛？十三億人里仍有人住在弄堂、靠小廠吃飯，這是真相，難道為了尊嚴就假裝不存在？”全場再次陷入安靜，只剩快門聲此起彼伏。

那女生沉默片刻，冷笑一句：“為了祖國的體面，就不該拍他們。”賈樟柯后來回憶，“那一刻，我像被雷擊，忽然看清一種脫離人本的愛國姿態。”

質疑沒有就此打住。幾天后映后論壇，一名中國留學生又站起來：“離了煤礦你會死嗎？你就會拍窮地方！”話音剛落，就有人在后臺查出他來自沿海富裕城市。場內尷尬地笑了笑，話題很快被主持人轉向技術層面。

輿論漩渦之外，賈樟柯的創作足跡其實與時代變遷步步相扣。1970年5月24日，他出生在山西汾陽。八十年代縣城無火車，他騎自行車去鄰縣看鐵軌，第一次感到“世界比想象大”。1993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用8毫米膠片拍《小山回家》，四年后《小武》在柏林拿獎，法國《電影手冊》稱它“為中國電影注入新的活力”。那時他才28歲。

“故鄉三部曲”后，《三峽好人》在三峽庫區拍出搬遷背影，金獅獎把他推到國際視野中央。《海上傳奇》是一次視角的南移，但方法論未變：讓個體敘事與國家進程交叉。影片用18段訪談穿針引線，陳丹青談美術館，侯孝賢聊老電影，韓寒回憶賽道，影像與口述交錯，時間跨度從1843年至2010年世博會落幕前夕。

有意思的是，影片受上海世博會委托，卻幾乎沒有出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句官方口號。取而代之的是對于遷徙、別離、邊緣生活的凝視，正因如此，一些觀眾覺得“不夠宏大”“不夠體面”。

風波后不久，賈樟柯在專欄寫下幾句自省：“電影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能讓人直面真實。”幾年后，他搬回汾陽老宅，開了家私廚，天氣好就坐二樓抽雪茄。外界議論他是否“隱退”，他沒正面回應，只說要把時間留給故鄉與寫作。

2020年春，他又出現在北京的劇本圍讀會上，新片計劃暫未公布。《海上傳奇》留下的爭議仍被影迷偶爾翻起，但那場映后提問帶來的沖擊，似乎漸漸淹沒在更喧囂的輿論中。

放在更長的時間坐標里，2010年的多倫多插曲只是中國電影海外放映史上一道小浪，卻讓人看到相互誤解如何在瞬間點燃情緒，也提醒創作者與觀眾：時代高速行進，只剩影像能把塵埃與光亮一并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