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放棄木工工作當了兵，3年后木器廠老板說我是榆木腦袋

1991年12月6日，陜南秦巴深處一列從縣城發出的綠皮車緩緩駛向西安集訓基地。車廂里，一個瘦高小伙把用油布包好的木刨壓在行李架上，那把工具陪了他整整四年。誰都想不到，正是這塊早已掉漆的木刨，把他推向了一條與許多同鄉截然不同的道路。

先說入伍之前。深山里的經濟狀況不用贅述，縣里唯一像樣的企業便是那家木器廠。1988年，17歲的他在那兒學徒，不到三年就成了車間最年輕的技術骨干，月薪破千，在當時足夠讓街坊側目。廠長看重這股狠勁，年年暗示加工資、提副班長，甚至許諾“再干兩年就入股”。可他嘴上答應，心里盤算的卻是雷鋒、董存瑞那些故事——進軍營才算真正“有出息”。

征兵體檢那天，他沒和家里打招呼。母親常年哮喘、父親勞累成疾，他清楚家里需要這份收入，卻仍咬牙簽了名。體檢合格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決定：木刨可以帶走，工廠必須放下。消息傳到木器廠，師傅拍桌子：“小子，走了可別后悔！”他笑而不語。

新兵連的三個月不輕松。冬夜零下十度，水一潑就成冰，菜湯里漂著薄薄的油星。可他搶著站崗、搶著打掃，手上凍瘡沒好過。班長見他愛鉆木工房，就把整連破課桌塞給他：“修好它們，新兵隊才有桌子寫訓練筆記。”一個月后，原本搖晃得厲害的桌椅全都穩當如新，多出來的殘料竟被他鋸成方凳二百多張。隊里傳開：“來了個‘軍中魯班’。”

有意思的是，這手藝很快引來外隊包工頭。對方塞給他一支中華煙，半開玩笑半認真：“小兄弟，退伍就跟我混，一千塊底薪。”他說“不去”。包工頭以為嫌錢少，又補一句：“一千五！”他笑道：“要掙錢，我就在原廠待著。當兵是為理想。”對話不到一分鐘，包工頭只好攤手：“奔頭不小啊。”

1994年春，部隊物資科需要一名駕駛員。許多戰友報名，他也動過心，畢竟掌握熱門技術退伍后吃香。但指導員一句話點醒他：“人少的崗位更需要能干人。”木工崗位一個人都沒有，他便放棄駕駛報名，留在修繕班。有人悄悄嘀咕：“這小子，腦袋是木頭做的吧？”

病倒是在1994年冬。新訓前夕，他高燒39度掛著吊瓶，還惦記連隊營具檢修進度。醫生勒令靜養，他夜里趁人不備鉆進操作間，三連夜沒合眼，把破損床板、工具架全部修妥。等到新兵報道，只見床板齊刷刷、一塵不染。結果怎樣？熱度不退，被送回醫院整整十天。隊醫無奈：“要命還是要活兒？”他嘿嘿一笑沒吭聲。

這期間，他把木工、鉗工、水暖活兒一門門啃。探親路過縣城，恰逢職業技術速成班，他自掏學費全天蹲教室，體重硬生生掉了十斤。父親嗔怪：“回來就折騰？”他解釋兩句，轉身又背起工具袋。老父望著兒子瘦長背影，嘆口氣卻沒再攔。

1995年春季，部隊車庫要改造。外包價格七萬元，他帶仨戰友領了圖紙，晚上焊門框、白天裝鐵水箱，硬是用廢舊鋼材拼出新車庫，實際花費不到三萬元。營長算賬時嘖嘖稱奇：“多虧這榆木腦袋。”

同年年底，他的個人問題被提上日程。媒人介紹的姑娘見面第一句就問：“在部隊干啥？”他坦白：“木工。”女孩愣了幾秒，禮貌告辭。后來連里不少兄弟打趣：“當木工脫單難度翻倍。”他擺擺手：“急啥，營房修好了再說。”

1997年，晉升考核公示，他依舊名落孫山。同期進軍校的老鄉寄來照片，肩上兩杠一星閃閃發亮；退伍做生意的戰友寄來賀卡，里面夾著一張請柬：“來當主管，年薪兩萬。”那天夜里，他把請柬塞進被窩，第二天交給指導員：“我不走。”師兄怪他倔，“外面可以賺大錢。”他只回一句：“一個缺了零件的機器轉不動，我這顆螺絲釘就得頂上。”

三年期滿，木器廠老廠長托人帶話：“回來，當車間主任，待遇隨你開。”答復依舊：不回。老廠長氣得拍桌：“榆木腦袋！”這四個字傳到營里，反倒成了外號。每當新兵犯難，老兵就吆喝：“找咱榆木腦袋，他能想辦法。”

1998年冬，他終于攬下營房維修、器材改裝、場站水暖三塊牌子，成為全團“多面手”。有人調侃：“你不是兵，你是流動修理廠。”他哈哈一笑，讓調侃聲在寒風里融成暖意。

木刨依舊在，他也依舊在。綠軍裝穿了多久不打緊，那把掉漆的工具提醒他：木頭只要打上榫眼，牢牢握住，就能經得起歲月敲擊。也正因此，外面如何喧鬧、機會如何誘人，他始終守在營房深處，像榆木一樣又硬又直，慢慢長成了官兵口中的“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