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200塊我就嫁：朝鮮姑娘的婚戀回答乎意料

平壤的深秋，大同江邊吹來的風已帶著涼意。二十六歲的導游李英姬攏了攏制服外套，望向不遠處一對正在約會的年輕男女——他們坐在長椅上，中間隔著恰到好處的二十厘米距離，交談聲輕得像怕驚擾了江面的漣漪。

“英姬同志，你理想的結婚對象，月薪要達到多少？”中國游客王先生的問題把她拉回現實。這個五十多歲、戴著金絲眼鏡的上海商人，一路上問了許多讓她措手不及的問題。

李英姬微微一笑，給出了那個練習過無數次的答案：“如果對方是黨員，上過大學，并且當過兵，月薪兩百塊人民幣我也愿意嫁。”

王先生愣住了。他手腕上那塊價值六位數的百達翡麗，在朝鮮午后的陽光下沉默地閃爍。

一場“不合時宜”的相親

上個月，李英姬經歷了今年的第三次相親。對方是貿易省的一名科員，三十歲，月薪折合人民幣約四百五十元——在平壤，這屬于高收入群體。

見面地點在萬景臺少年宮附近的一家冷面館。男方穿著筆挺的人民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交談中，他三次提到自己“正在爭取入黨”，五次提到“在夜校攻讀經濟學學位”。

“我父親是區域黨委委員，”他說這話時腰板挺得更直了，“母親在平壤紡織廠擔任車間主任。”

李英姬安靜地吃著冷面。面條爽滑，湯汁酸甜，但她嘗不出味道。她在等對方問她的情況——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她的愛好。可直到約會結束，對方的話題始終圍繞著自己的“政治前景”和“家庭背景”。

分別時，男方突然問：“英姬同志有多高？”

“一米六六。”

對方眼神閃爍了一下，禮貌地握手道別。兩天后，介紹人委婉地轉達：“男方覺得你們身高不太合適。”

李英姬沒有意外。在朝鮮，男性平均身高約一米六五，她這個身高的女性常被稱為“鶴立雞群”——聽起來是贊美，實則是婚戀市場的障礙。

身份、身份、身份：朝鮮婚戀的三重門

“在我們這兒，男人有三個最重要的身份標識。”李英姬的母親——一位退休小學教師——曾這樣告訴她，“黨員身份、大學文憑、軍旅經歷。這三樣齊了，就是金字招牌。”

在朝鮮，這三重身份不僅是榮譽，更是實打實的社會資本：

黨員意味著政治可靠，晉升通道更寬，享受的物資配額也更多；大學文憑代表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尤其如果是金日成綜合大學或金策工業大學的畢業生，那簡直是婚戀市場上的“硬通貨”；至于軍旅經歷，那是忠誠與毅力的證明——朝鮮實行普遍兵役制，但能在部隊入黨、提干的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李英姬的哥哥就是這樣一個“三合一”典范。黨員，金日成綜合大學畢業生，退伍時是中尉軍銜。他相親三次就結婚了，對方是平壤音樂大學的學生，婚禮上收到了整整一箱中國產的紅棗作為賀禮——這在當時是極大的面子。

“你哥每月工資才三百多塊，”母親曾私下感慨，“可找對象從來沒愁過。為什么？因為他檔案袋里的東西值錢。”

王先生無法理解：“月薪兩百塊，在上海連間廁所都租不起。”

李英姬試圖解釋朝鮮的分配制度：住房由國家分配，通常結婚后可以申請；糧食有定量供應；醫療教育幾乎免費；公共交通月票只要幾毛錢。

“我們有位同事去年結婚了，”她說，“夫妻倆都是導游，每月總收入約六百元人民幣。他們申請到了一套四十平米的公寓，首付是雙方父母湊的——大約相當于他們兩年的工資。”

“那然后呢？裝修、家電、孩子教育……”

“慢慢來，”李英姬平靜地說，“冰箱和電視機可能需要攢兩三年的錢。但如果懷孕了，單位會給予補貼，產假有158天。孩子上托兒所、幼兒園基本免費。”

王先生搖頭：“在我們那兒，沒有房子車子，娶媳婦難如登天。”

李英姬想起中國游客常說的“三座大山”——房子、教育、醫療。在朝鮮，這三座山確實矮小得多，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座無形的大山：身份與政治資本的山。

一場“失敗”的相親實驗

其實李英姬曾有過一次“叛逆”的嘗試。兩年前，她通過朋友認識了一位機械廠的技工。對方不是黨員，沒上過正規大學，也沒有入伍經歷——他因視力問題免除了兵役。

但他有趣。他會用廢零件做成精巧的小擺件，能講出平壤每座橋梁的建筑故事，還會偷偷哼唱不知從哪學來的中文流行歌曲。

他們約會了三次。第一次在牡丹峰散步，他指著遠處的柳京飯店說：“你看它像不像一支等待發射的火箭？可我覺得它更像一支倒置的冰淇淋甜筒。”李英姬笑了一路。

第二次，他帶她去看自己收集的郵票——那些來自世界各國的郵票，是他用朝鮮郵票跟外國游客交換來的。他指著法國郵票上的埃菲爾鐵塔說：“總有一天，我要站在真正的鐵塔下面。”

第三次約會前，母親發現了。“他是個普通工人，工資才兩百多塊，”母親嚴肅地說，“沒有政治前途，以后分房子都困難。英姬，你要想清楚。”

李英姬想了整整一夜。她想起技工說“冰淇淋甜筒”時狡黠的眼神，也想起嫂子因為哥哥分到一套好房子時驕傲的表情。她想起那些郵票上五彩斑斕的世界，也想起同事嫁了個軍官后全家搬進大同江邊新公寓的喜訊。

第四次約會，她沒有去。

“身高一米六六”的困境

身高問題成了李英姬婚戀路上最意外的障礙。

“在朝鮮，男人普遍不高，”王先生觀察得很準，“可為什么高個子女孩反而難找對象？”

李英姬苦笑著解釋：“傳統文化里，男人應該比女人高。如果一個女孩比男朋友高，走在一起，別人會說閑話。”

她見過這樣的情侶——女孩微微駝背，為了配合男友的身高；約會時女孩從不穿高跟鞋；拍照時女孩會悄悄屈膝。

“我不愿意那樣，”李英姬說，“所以我只能等，等一個不介意我身高、或者本身就夠高的男人。”

但這樣的人太少。高個子男性在朝鮮屬于稀缺資源，往往早早就被“預定”。去年單位組織聯誼，一個身高一米七五的男警察被七個女孩同時遞了紙條。

夜幕降臨，旅游大巴駛回羊角島酒店。王先生在下車前又問了一次：“你真的愿意嫁一個月薪兩百塊的男人？”

李英姬認真想了想，給出更完整的答案：“如果他是黨員，意味著政治上可靠，將來可能走上領導崗位；如果他上過大學，說明他有學習能力，可以不斷進步；如果他當過兵，證明他身體好、有毅力、忠于國家。這樣的男人，即使現在月薪只有兩百塊，未來也會有發展。而且——”她頓了頓，“他的社會地位帶來的隱形福利，可能比工資更重要。”

王先生若有所思：“所以你們算的不是眼前的錢，是一生的政治資本。”

“我們算的是穩定，”李英姬糾正道，“是在這個社會里，最穩妥的生存和發展路徑。”

車子停穩。王先生下車前，突然回頭說：“李導，你知道嗎？在上海，我女兒說要嫁給一個月薪兩萬塊但沒房的男人，我堅決不同意。可如果是月薪五千塊的公務員，我會考慮。看來在某些方面，全世界父親的想法都差不多。”

李英姬愣住了。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對比。

那天晚上，李英姬久久不能入睡。她想起技工送給她的最后一件禮物——一個用軸承和彈簧做成的音樂盒，轉動發條會響起《金日成將軍之歌》。但如果你反方向轉動，會傳出完全不同的、輕柔的旋律。他眨眨眼說：“這是秘密旋律。”

她已經兩年沒碰過那個音樂盒了。

窗外，平壤的夜晚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遠處主體思想塔頂端的紅光規律閃爍，像這個城市的脈搏。

李英姬打開抽屜，拿出一個鐵盒。里面整齊地碼著她的各種證件：導游資格證、優秀工作者證書、外語等級證書……最下面是三張照片：穿著軍裝的哥哥，戴著大學校徽的表姐，還有她自己——站在凱旋門前，笑得標準而燦爛。

這些證件和照片，構成了她在朝鮮社會的全部價值證明。而在婚戀市場上，她需要尋找的是另一套相匹配的證件：黨員證、畢業證、退伍證。

月薪兩百還是兩千，在這個算式里，真的只是最后一位數字。

她想起中國游客常說的“門當戶對”。在朝鮮，這個“門”不是財富之門，而是政治身份之門、社會地位之門、檔案袋里那些印章和評語構成的無形之門。

有時候她會想：如果有一天，朝鮮的婚戀算式變了，不再是“黨員+大學+退伍=理想伴侶”，那會是什么樣？

但她很快停止這種想象。在平壤的清晨，在穿著得體制服準備開始新一天工作時，這種想象太過奢侈，也太過危險。

就像那個中國商人無法理解月薪兩百塊的婚姻一樣，她也無法想象一個不把政治身份作為首要擇偶標準的世界。

兩個國家，兩套算法，兩種人生。

大巴車的喇叭在樓下響起。李英姬最后檢查了一下妝容，拎起導游旗，走向新的一天。

今天的行程是參觀萬景臺少年宮。那里有最優秀的孩子們表演歌舞、演奏樂器、展示才華。她將用熟練的中文向游客介紹：“這些是我們祖國的未來，他們在黨的陽光下幸福成長……”

而她的未來呢？也許就在下一次相親中，在某個符合三重標準的男子身上，在一套四十平米的國家分配公寓里，在每月兩百塊但穩定可靠的薪水里，在檔案袋越來越厚的評語和印章里。

這是她的國家為她規劃的最穩妥的人生路徑。而她需要做的，只是沿著這條路徑，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下去。

就像大同江水，雖然蜿蜒，但最終都朝著既定的方向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