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國外長：今天的歐洲就是當年的晚清，我們的百年屈辱近在眼前

那時的紫禁城，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洽與富庶中，絲毫沒有察覺到世界運轉的齒輪已經變軌。沒想到兩百多年后的2025年，這記回旋鏢跨越時空，意外地扎回了歐洲人的心頭。

那么，他為何會有這樣的論斷？現在的歐洲，有可能是當年的晚清嗎？

這種危機感首先來自賬本上的失衡，歐洲仿佛一位躺在祖業(yè)上不愿醒來的貴族，盡管衣著依然考究，但內囊已盡上。讓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夜不能寐的，并不是某個具體的通脹數字，而是歐洲內部如血管梗阻般的低效。

她眼中的單一市場正在因為過度的行政分割而變得支離破碎：歐盟各國間繁雜不一的監(jiān)管體系，竟然在無形中為服務貿易筑起了一道相當于110%關稅的高墻，即便是在實體貨物貿易領域，隱性成本也推高了約60%。

這種人為制造的摩擦力，讓整個歐洲經濟引擎空轉。數據殘酷地撕開了“歐元區(qū)GDP穩(wěn)定”這層遮羞布——所謂的“穩(wěn)定”不過是停滯的委婉說法。

作為傳統(tǒng)火車頭的德國，其經濟增長線已經在0%的刻度附近死寂地徘徊了兩年，僅剩0.2%的微弱脈搏。更令人心驚的是企業(yè)用腳投票的決絕，僅在2024年，就有超過2000家德國企業(yè)選擇“逃離”，將生產線遷出這片曾引以為傲的工業(yè)故土。

在這種嚴峻的失血狀態(tài)下，社會對于“安逸”的索取卻變本加厲。這就構成了一幅極具荒誕感的畫面：歐盟人口不足全球一成，卻極其慷慨地承載了全世界50%的福利支出。

在德國，即便不工作，每月也能領到令人咋舌的2000歐元補貼；在法國，一位處于事業(yè)黃金期的中產階級，一旦年薪突破8萬歐元，就要面對瞬間飆升至41%的懲罰性稅率——這幾乎是在制度層面告誡人們：不要奮斗，不要冒險，保持平庸。

甚至連德國總理朔爾茨都不得不承認國家“負擔不起”，但在法國，僅僅是為了將退休年齡微調兩歲，就能讓整個國家陷入長達數周的癱瘓。

這恰如晚清時期那些雖然國庫虧空卻依然堅持奢華排場的八旗子弟，原本用于保障社會底線的“社會模式”，此刻已經異化為阻礙革新的巨大頑石。人們蜷縮在如博物館般精致的城市里，享受著作為消費者的最后體面，卻逐漸喪失了作為生產者的野性。

如果說福利制度是歐洲身上的贅肉，那么對技術的傲慢與僵化的監(jiān)管，則是其大腦的硬化。黑格之所以將今天的歐洲比作當年的清朝，正是看穿了那種“雖然我不懂技術，但我能定義規(guī)則”的錯覺。

當太平洋兩岸的中美兩國正在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的賽道上以按天迭代的速度狂飆時，布魯塞爾的官僚們最引以為傲的成就，竟然是編織出了世界上最繁瑣的“監(jiān)管法網”。

一份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法案》，與其說是為技術護航，不如說是給嬰兒穿上了鉛鞋，引來了160多家科技公司的集體抗議。但這種聲音很快被淹沒在“規(guī)范輸出者”的政治正確中。

資本市場的冷眼旁觀最為誠實，2024年，當美國的AI初創(chuàng)企業(yè)沐浴在約470億美元的資金暴雨中時，擁有深厚學術底蘊的歐洲，其同類融資規(guī)模僅在100億美元出頭，兩者根本不在同一個量級。

這種差距的根源不在于智力的匱乏，而在于轉化的斷裂。英國和愛爾蘭龐大的養(yǎng)老金池子，寧愿在全球債市里賺取微薄的利息，也鮮少涉足本土風險投資。

這種保守導致了一個尷尬的“科研殖民”現象：最具顛覆性的想法雖然誕生在歐洲的實驗室，但隨后的孵化、融資、壯大，往往全套搬去了硅谷。

歐洲人哪怕有了發(fā)明的種子，也因為缺乏統(tǒng)一深厚的風險資本土壤，只能眼睜睜看著果實結在別人的院子里。拉加德所呼吁的“統(tǒng)一資本市場”，不僅是金融技術層面的修補，更是要打破這種“發(fā)明在歐洲，產業(yè)在彼岸”的宿命循環(huán)。

更為致命的危機隱藏在安全領域，俄烏沖突的隆隆炮火，無情地暴露了歐洲“富裕的無力感”。在這個弱肉強食回歸的年代，歐洲發(fā)現自己處于一個極度尷尬的位置：即使想磨刀，也找不到磨刀石。

歐盟曾信誓旦旦地推出ASAP法案，立下到2025年底生產200萬發(fā)彈藥的軍令狀。撥款數億歐元的背后，是一場慌亂的“拆東墻補西墻”。

為了快速填補戰(zhàn)備窟窿，原本旨在復興歐洲國防工業(yè)的資金，被成員國大量用于購買非歐洲生產的“現貨”。這種做法像極了晚清的“洋務運動”——只知道買船買炮來裝點門面，卻從未建立起擁有自主造血能力的現代國防工業(yè)體系。

正如黑格所諷刺的那樣，這種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買幾條現成的船、鋪幾段標準的鐵軌”這種修補層面，注定無法觸及靈魂。當成員國們還在為某個項目的重復立項、微不足道的定單分配而爭吵不休時，真正的戰(zhàn)略自主性正在被一步步稀釋。

在未來的談判桌上，無論是面對那個已經轉入戰(zhàn)時經濟模式的龐大鄰居，還是那個目光日益轉向印太的盟友，歐洲不僅面臨“議價能力不足”的風險，甚至可能面臨“無席可坐”的窘境。

這不僅僅是彈藥產能的問題，而是整個供應鏈生態(tài)的荒漠化。沒有基礎算力的底座，沒有原材料的控制權，沒有大規(guī)模工業(yè)人口的支撐，僅僅靠財政撥款堆砌出來的防線，終究不過是沙灘上的城堡。

在這個東西方歷史鏡像交錯的時刻，黑格引用的晚清案例，在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西方視角的局限與自省的掙扎。

有趣的是，盡管西方輿論場充斥著“歐洲版晚清”的焦慮，但當目光轉向遙遠的東方，現實的數據卻展現出另一番復雜的圖景。

就在輿論高呼脫鉤與衰退的同時，中歐之間的貿易脈搏依然強勁，前11個月高達5.37萬億元的貿易額與5.4%的增長率，似乎在嘲笑那些單一維度的歷史比喻。

西方精英眼中的中國崛起，往往被簡化為一種基于“百年恥辱”后的報復性反彈，但他們或許誤讀了真正的邏輯：那并非由于仇恨驅動，而是幾代人勒緊褲腰帶積累工業(yè)資本、全民投入教育與技術革新的結果。而這，恰恰是今天歐洲最缺乏的特質。

要避免“大清時刻”的降臨，歐洲需要的不是歷史學家的哀嘆，而是政治家刮骨療毒的勇氣。藥方其實早已擺在桌面上：正如拉加德和德拉吉等技術官僚所疾呼的，必須要將那種強調“個人權利與絕對保障”的陳舊政治敘事，強行切換到關乎“集體競爭與生存安全”的頻道上來。

這意味著要敢于建立“發(fā)展快車道”，給量子技術、能源材料等關鍵領域設置監(jiān)管豁免的“沙盒”，用可預期的風險去換取迭代的速度。

這意味著要打破小國寡民的自留地思維，真正建立起從里斯本到赫爾辛基的統(tǒng)一資本市場，讓本土的巨頭能夠吸納本土的資金。也意味著在防務與基建上，不再只是撒胡椒面式的雨露均沾，而是鎖定少數幾個“歐洲級”的戰(zhàn)略項目，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這個技術范式與安全秩序都在劇烈重構的時代，繼續(xù)從前那種“只要制定好優(yōu)雅的規(guī)則，世界就會乖乖聽話”的迷夢已是最大的奢侈。對于歐洲而言，黑格的比喻雖如暮鼓晨鐘般刺耳，但也是最清醒的診斷。

畢竟，歷史從不重復自己，但它總會押著相同的韻腳。真正的百年屈辱，并不是被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那一刻才開始的，而是在每一個該醒來的清晨，卻選擇翻個身繼續(xù)沉睡在福利與監(jiān)管編織的溫柔鄉(xiāng)里時，就已經注定了。

現在，擺在歐洲面前的選擇依然殘酷而簡單：是繼續(xù)癱在那張有著天鵝絨坐墊的舒適沙發(fā)上抱怨世界變了，還是咬牙換一把堅硬的木板凳，坐直了身子，重新加入這場關乎生存的牌局？

那一記叫醒歐洲的鬧鈴，終究只能由他們自己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