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

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以下簡稱“北大紅樓”）既是中國北京的一個自然地理標志，更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地理標志。北大紅樓，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早的策源地，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研究、宣傳、闡述共產主義思想的地方，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催生地，是中國共產黨北京組織的誕生地。

北大紅樓，是青年毛澤東找到馬克思主義，第一次閱讀《共產黨宣言》，確立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生理想信念的地方。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報刊閱覽室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是他在北大紅樓實現了思想上、認識上、方向上、道路上的歷史性飛躍，從此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北大紅樓對青年毛澤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北大紅樓的經歷對毛澤東的一生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正是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密不可分的關系，才使青年毛澤東逐漸成長為革命家毛澤東，逐漸成為舉世聞名的、永遠載入史冊的毛澤東。北大紅樓是青年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起點和源頭。毛澤東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強調：“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文獻的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

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結緣，使他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兩大策源地——北方的北大、南方的上海漁陽里，都有著密切聯系

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有兩個策源地，一個在北方——北京大學（北大紅樓），一個在南方——上海漁陽里。在北京和北京大學，李大釗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做了大量工作，使北京大學成為一個重要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主陣地，成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重要策源地。這兩個重要策源地，初步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理論基礎、思想基礎、組織基礎和干部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一個是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北京既保存、匯聚、延續了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積淀，又爆發、引領、推動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新思潮、新理念。緊接著新文化運動，北京率先爆發的五四運動形成了五四精神。在北京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古都，有像長辛店機車車輛廠等一大批代表近代工業文明先聲的中國近代工業基地，伴隨著工業文明而誕生了中國工人階級。北京既有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又有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二者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在南方，上海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工業中心、商業中心、交通中心、運輸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馬克思主義通過漁陽里在上海得到廣泛傳播，上海工人階級逐步發展壯大。這兩個條件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建立創造了條件、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經過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在北京大學、上海漁陽里參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等組織的成員，參與早期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成員，大多數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黨員，也就是說，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與北大紅樓、漁陽里這兩個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策源地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正是毛澤東與北大結緣，才從湖南青年毛澤東轉變成為中國青年毛澤東，在北大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從此確立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并且在北大收獲了自己的初戀。（毛澤東與楊開慧戀愛，始于北大期間）當時的北大，“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毛澤東加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積極參與這兩個學術研究會的學術活動。北大新聞學研究會1918年10月成立，宗旨是“輸灌新聞知識、培養新聞人材”，蔡元培任會長，徐寶璜任研究會主任，北京新聞界領軍人物——《京報》社長邵飄萍任導師。徐寶璜主講新聞學基本知識，邵飄萍主講新聞采編業務。毛澤東在北大接受了最新潮、最先進、最系統的新聞學理念訓練，奠定了他回湖南后主辦《湘江評論》的新聞學知識基礎和終身重視、關注、實踐、運用新聞媒體的持之以恒的理念。

青年毛澤東最大的特點是思想解放、敢于結識各類著名的名流學者。毛澤東在北大，與當時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領軍人物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著名的北大教授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毛澤東與當時文化界的名流學者——北大教授胡適也很熟悉。這里可以舉一些例子，毛澤東從北大回到湖南后，創辦了《湘江評論》雜志，每一期都給北京的朋友和熟人寄一份，其中自然包括胡適。《湘江評論》得到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高度評價。李大釗評價《湘江評論》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之一。胡適不但閱讀了《湘江評論》，而且專門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在軍閥統治下的湖南，能有《湘江評論》這樣一份雜志，辦得很好，里面刊發的各種評論非常犀利。胡適對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和毛澤東撰寫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給予高度評價。胡適在自己主編的《每周評論》上撰寫文章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記載，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期間，曾與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成員，分別邀請胡適、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樓談話，“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各問題”。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曾在研究文章里寫道：“幾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獻，那是陳毅關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會議毛澤東口頭報告的傳達記錄。”記錄中說，毛澤東在批評三種過“左”傾向（侵犯中農、破壞工商業、把黨外人士一腳踢開）時說過：“你到北平，胡適捉不捉？還是不捉。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長。”

正是由于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結緣，正是由于他在北大期間和李大釗等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建立了志同道合、非同尋常的密切聯系，因此當陳獨秀在北京難以存身、從北京轉移到上海漁陽里之后，毛澤東曾專門從北京來到上海漁陽里會見陳獨秀。毛澤東和陳獨秀在上海漁陽里的具體談話內容沒有記載，但從一個側面可以推斷出來——當時在歐洲勤工儉學的蔡和森曾經給毛澤東寫信，說要建立一個共產黨作為領導革命的先鋒隊，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復信蔡和森說“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同”。同時，毛澤東告訴蔡和森：“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陳獨秀，字仲甫。這就說明，陳獨秀在上海秘密從事的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曾經與毛澤東商談過，所以毛澤東才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確鑿無疑地告訴蔡和森，關于建立中國共產黨，“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

1920年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現在稱為“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預備在一年之中，于北平（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備性質的組織”。這說明，正是由于在北大期間，毛澤東與陳獨秀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系，所以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把長沙列入了建黨計劃。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干，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1920年11月間，毛澤東根據在長沙收到陳獨秀、李達從上海來信告知的計劃，開始在長沙建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李達還將在上海成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宣言》起草等情況，及時告知毛澤東，并寄給毛澤東《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等。

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立即按照陳獨秀來信，創建湖南共產黨組織（過去稱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現在統一名稱“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例如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等）。

青年毛澤東在北大紅樓找到馬克思主義；他與北大紅樓結緣，源于楊昌濟、李大釗

北大紅樓是青年毛澤東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地方，是青年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起點。毛澤東與北大紅樓結緣，“緣”于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結識了一位“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楊昌濟；“緣”于青年毛澤東在北大紅樓工作期間，遇見了一個“大好人”李大釗。他們分別給予毛澤東以很大影響和終生難忘的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曾把毛澤東早期的文章收集到一起，編輯了一本《毛澤東早期文稿》，寄給毛澤東，請毛澤東審定，如果毛澤東同意就出版。但是，毛澤東回信表示不同意出版。為什么呢？因為那是青年毛澤東早期撰寫的文章，所以叫《毛澤東早期文稿》。改革開放新時期，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湖南省委組織的編輯組正式編纂的《毛澤東早期文稿》，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53.9萬字，內部發行。該書編入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毛澤東早期全部文稿，時間從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有文章、書信、詩詞、讀書批注、日志、談話、報告、通告、章程、課堂筆記等151篇。

從《毛澤東早期文稿》可以看到，青年毛澤東1918年、1919年兩次到北京之前，他的思想、視野、眼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湖南。1918年、1919年，毛澤東兩次到北京，與北京大學結下不解之緣。正是由于與北京大學結緣，毛澤東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確立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從此，毛澤東成為矢志不渝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而奮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有一位老師叫楊昌濟。他早年留學日本和歐洲，回國后拒絕擔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一心一意，專心致志，要實踐其“教育救國”的理念，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等學校任教講課，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是為中華民族培養棟梁之材。毛澤東所在的第八班教室墻壁上，就貼著楊昌濟親筆書寫的一副對聯——“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這是楊昌濟抒發自己欲通過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經邦濟世之才的激越情懷。由于楊昌濟曾留學日本和歐洲，視野開闊，思想新潮，具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觀點、新看法，毛澤東作為楊昌濟的學生，經常聽他講課，經常與他交流，在毛澤東和楊昌濟之間形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楊昌濟認為毛澤東“資質俊秀”，曾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可以說，楊昌濟是發現青年毛澤東的第一人，是開啟青年毛澤東心智的第一人。

當年，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講授《倫理學原理》。倫理學講什么？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教育青年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毛澤東聽了楊昌濟的課，深受觸動。每次楊昌濟講課，毛澤東都在下面揮筆疾書，把楊昌濟講的內容一字不落地記下來。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整整記了七大本《講堂錄》，也就是“課堂筆記”，倫理學課堂筆記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毛澤東記錄課堂筆記的特點是一邊記錄老師講的內容，一邊把自己的思考也寫進去。這七大本《講堂錄》現在屬于國家博物館的珍貴文物之一。毛澤東聽了楊昌濟的倫理學課程，決心做到“三不談”：一不談女人，二不談生活瑣事，三不談低級趣味。談什么？唯一談“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個理念伴隨著毛澤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由于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等學校講授倫理學知名度很高，進而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他在北京大學講授倫理學，知名度依然很高。正是因為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與楊昌濟的這種亦師亦友的緣分，楊昌濟到北大教書后，發現北京有人正在發起旅歐勤工儉學，組織貧窮的中國青年到歐洲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稱之為“半工半讀”。楊昌濟發現這很適合自己的學生毛澤東等人，于是就給毛澤東寫信，讓他迅速組織湖南青年參加旅歐勤工儉學。這樣就造就了青年毛澤東從湖南到北京的“機緣”。

毛澤東1918年、1919年兩次到北京期間，由于和楊昌濟的關系，經常到北大。由于毛澤東初到北京，居無定所，各方面沒有著落，楊昌濟就寫了一封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說自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書期間的學生毛澤東，資質俊秀，聰明過人，現在生活無著，請在北大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蔡元培一貫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把這封信批給了北大經濟學教授兼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具體辦理。于是，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報刊閱覽室任助理管理員，每月八塊大洋。這就解決了毛澤東在北京租房、吃飯等一系列問題。1920年1月，楊昌濟重病在身，臨終前致信好友章士釗（曾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北洋軍閥政府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等），向章士釗托付后事，鄭重推薦自己的學生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機緣，使他得以與李大釗日益熟悉起來。李大釗認為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介紹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哲學研究會。毛澤東多次聽李大釗講演，閱讀李大釗發表的文章，這對他的思想發展有重要影響。毛澤東回憶說：“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老一輩革命家李維漢回憶：“‘五四’前夕，毛澤東、蔡和森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學習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書刊。”李大釗是毛澤東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導師”。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1919年7月主編出版的《湘江評論》曾受到李大釗關注。李大釗等主辦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曾向讀者介紹過《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大聯合》贊成毛澤東的主張。

毛澤東于1949年3月25日與中共中央機關一起從西柏坡抵達北平時，毛澤東不禁感慨萬千，對中央機關工作人員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正是由于青年毛澤東生平歷史發展鏈條中一個環節緊扣另一個環節，使他從湖南進入了北大圖書館報刊閱覽室。一方面每天的工作是把最新潮的報紙一一擺放到報刊閱覽室，一方面登記來閱讀報刊的北大教授的名字。同時，青年毛澤東如魚得水，充分利用在北大圖書館報刊閱覽室得天獨厚的條件，對像洪水一樣滾滾而來的反映各種新思潮、新觀點、新觀念、新理念的最新報刊，先睹為快。下班后，還可以借北大圖書館的大量書籍進行閱讀。

雖然毛澤東在北大的時間不長，但是毛澤東的思想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卻發生了歷史性的質的轉變。如果沒有毛澤東在北大工作的這段經歷，他只是一個湖南青年。

1936年在陜北，剛剛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完成長征的毛澤東，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的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毛澤東的這段談話里面有一點記憶誤差。青年毛澤東在北大閱讀的不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他在北大期間“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尚未出版。當時，青年毛澤東閱讀的，是李大釗組織志同道合的師生秘密翻譯、秘密油印、在北大秘密傳播的《共產黨宣言》油印本。這種《共產黨宣言》油印本，現在北大圖書館尚存有唯一的一本（也許，當時的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利用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近水樓臺先得月”，閱讀的就是這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這僅僅是一種推斷）。對此，當事人羅章龍有確切的回憶（筆者之一曾訪問過此人）。

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婦女生活調查團時說：“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毛澤東多次談到《階級斗爭》《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史》，可見這三本書對毛澤東的影響之深刻。

毛澤東在北大紅樓期間，積極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哲學研究會的活動。筆者特別“調研”了北大的教授：當時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是什么性質？得到的回答是：當時北大的哲學研究會，就是北京大學最早的哲學教研室，現在的北大哲學院的源頭；當時的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是當時北大的新聞學教研室，就是現在北大新聞與傳媒學院的源頭。

毛澤東積極參加北大哲學研究會的活動具有重要意義。他本來就有中國古代哲學的深厚功底，但是中國的古代哲學不成體系，老子、孔子、孟子、孫子、韓非子等的哲學思想、觀點，存在于他們各自的著作中。歐洲則是把不同哲學家、不同思想者的哲學思想、哲學觀點匯集在一起，予以歸納、整理，形成系統的哲學體系。當時北大哲學研究會所作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處在建構中國本土化古代哲學體系過程中。參與北大哲學研究會的活動，毛澤東深受啟發。而且，毛澤東一直對哲學有著濃厚愛好和深刻研究，后來寫過一系列重要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這些都屬于哲學著作的范疇。

毛澤東積極參加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當時北大和中國新聞學的領軍人物是具有嶄新新聞學理念的邵飄萍。他一面研究新聞學理論、在北大講課；一面進行新聞學實踐，寫大量文章，還擔任北京多家報紙的主筆（主要撰稿人）。毛澤東在北大期間與邵飄萍結下了深厚友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史學界通過深入研究，發現邵飄萍是李大釗秘密發展的中共黨員，一般人不知道。經考證，邵飄萍由李大釗、羅章龍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大量宣傳報道。1926年4月26日，奉系軍閥政府以“宣傳赤化”罪名在北京天橋將其殺害。1949年，經毛澤東批準，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毛澤東積極參與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并深受啟發，他從北京回到湖南后就創辦刊物《湘江評論》，而且對新聞媒體、對報紙保持著終身關注。他經常寫文章，并對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作了大量批示，高度重視宣傳工作、新聞工作和輿論工作等。追根究源，這與他在北大期間的新聞學訓練有著密切聯系。

簡而言之，青年毛澤東通過與楊昌濟結緣而進入北大，通過與北大結緣而結識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通過與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結緣而找到馬克思主義。由于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結緣，因而參加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北方共產主義運動策源地——北大進行的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活動，然后又參加了陳獨秀在上海漁陽里進行的建黨活動。所以，毛澤東和中國北方、南方的兩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策源地都有聯系。因此，毛澤東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長沙）早期組織，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名副其實的重要創始人之一。

資料來源：人民周刊，作者薛靜為北京大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講師，慶超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