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建三個兵團，五名老牌縱隊司令員，陳再道和王近山為何落選？

1949年二野整編最殘酷一幕：5位猛將爭奪3個司令帥印，為何資歷最老的反而落選？

1949年2月，淮海戰(zhàn)役剛剛打完，全中國都在廣播里聽捷報，可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商丘的中原野戰(zhàn)軍指揮部里，空氣卻安靜得嚇人。

劉伯承和鄧小平對著一份花名冊，半天沒說話。

這仗是打贏了，黃維兵團那個硬骨頭也被啃下來了，但這代價實在太慘——15萬大軍進戰(zhàn)場，最后抬下來的傷員和烈士超過了4萬，整整折損了三分之一，這哪是打仗，簡直是在放血。

更讓人頭禿的是，中央那邊的電報催得比債主還急：中原野戰(zhàn)軍立刻改名第二野戰(zhàn)軍，必須馬上拉起三個兵團的架子，準備過江去打老蔣。

這下麻煩大了，兵從哪來？

將由誰當？

兵的問題倒還好說，那時候的辦法簡單粗暴，就是“借”和“化”。

黃維手下那3萬多俘虜，也沒那閑功夫搞什么思想教育了，也就是換頂帽子的事兒。

再加上華野支援的一點，華北撥過來的一點，各路人馬一湊，這支原本被打殘了的部隊，短短幾個月就像吹氣球一樣，愣是從10萬人膨脹到了28萬人。

人有了，槍有了，那么問題來了：這新搞出來的三個兵團，到底該讓誰來當這個“一把手”？

這事兒吧，看著是簡單的任命，其實就是一場關于資歷、戰(zhàn)功和派系的高難度“職場內(nèi)卷”。

當時二野要設第三、第四、第五這三個兵團。

咱們先把最沒懸念的那位拎出來——陳賡。

這位爺那是黃埔一期的大才子，這資歷擺在那，誰敢不服？

他手里的四縱（后來的第四兵團）兵強馬壯，跟其他幾個被打得只有半條命的縱隊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陳賡拿走第四兵團司令的位置，全軍上下連個喘大氣的都沒有，這屬于“保送”。

剩下的戲碼那才叫精彩：三個坑，陳賡占了一個，還剩倆。

可盯著這兩個位置的老牌縱隊司令有四位：一縱楊勇、二縱陳再道、三縱陳錫聯(lián)、六縱王近山。

這四個人，隨便拎出來一個都是能把天捅個窟窿的主，要在他們中間搞“四選二”，這其中的彎彎繞，比前線拼刺刀還累心。

要是按1937年抗戰(zhàn)那會的黃歷算，陳再道和陳錫聯(lián)的起跑線其實是比楊勇和王近山要高的。

特別是陳再道，那是紅四方面軍的老資格，打仗猛得不像話。

按說這兵團司令怎么也得有他一份。

可是呢，歷史從來就不是做加減法那么簡單。

第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贏家，是楊勇。

為啥是楊勇？

很多人光盯著戰(zhàn)功看，卻忘了更深層的東西——“血統(tǒng)”。

二野這支部隊，底子雖然是紅四方面軍，但楊勇卻是根正苗紅的中央紅軍出身，紅三軍團出來的，抗戰(zhàn)時又是115師的“雙紅一”主力。

在一支大軍里，你要是只會打仗那叫猛將，能平衡好各個山頭的關系，那才叫大局。

而且楊勇手里還有張王炸。

在大別山那段苦日子里，別的部隊都被追得滿山跑，減員減得心驚肉跳。

可楊勇的一縱呢，雖然人也少了，從3.2萬掉到了2.3萬，但人家是四個主力縱隊里架子最整齊、恢復最快的。

這種在逆風局里“會過日子”、能把隊伍帶出來的本事，在后面要渡江、要進軍大西南的時候，可比單純的敢死隊值錢多了。

楊勇掛帥第五兵團，這不叫意外，這叫對“管理型人才”的重用。

楊勇一聽，這局勢瞬間就炸了：剩下的最后一個兵團司令席位（第三兵團），只能在“二陳一王”里選。

“瘋子”王近山雖然名氣大，打仗不要命，但畢竟資歷比兩位老大哥淺了點，實際上這一輪也就是個陪跑。

真正的PK，是在陳再道和陳錫聯(lián)這兩個老戰(zhàn)友之間展開的。

這就很殘酷了。

陳再道在紅軍時期就是軍級干部，資歷比陳錫聯(lián)還要老那么一點。

但是，陳錫聯(lián)這幾年的狀態(tài)實在是太熱了，簡直是開了掛。

從豫北戰(zhàn)役活捉孫殿英，到大別山張家店大捷，陳錫聯(lián)的三縱一直是劉鄧手里最好用的那把錘子。

特別是在剛結束的淮海戰(zhàn)役里，劉鄧首長其實已經(jīng)透了底——當時陳錫聯(lián)被直接點名當了西集團的總指揮，統(tǒng)一指揮了中野三縱、九縱，甚至還指揮了華野的一部分兵力。

這信號還不夠明顯嗎？

戰(zhàn)場上不講究尊老愛幼，誰現(xiàn)在的拳頭硬，誰的狀態(tài)好，帥印就給誰。

最后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了：年僅34歲的陳錫聯(lián)勝出，出任第三兵團司令員，統(tǒng)領由二縱、三縱、六縱合編而成的超級兵團。

這支部隊后來在西南戰(zhàn)場上一路平推，也證明了劉鄧這次選人眼光確實毒辣。

那落選的陳再道將軍呢？

說起來挺讓人唏噓的。

作為紅四方面軍的老猛將，雖然沒能掛上兵團司令的銜，但組織上也沒虧待他。

他后來被任命為河南軍區(qū)司令員——看著好像是離開了野戰(zhàn)軍的一線突擊序列，但在那個位置上，他負責的是整個大軍的后勤補給和剿匪，說是大管家也不為過，級別同樣不低。

這場發(fā)生在1949年初春的人事大調(diào)整，表面上看波瀾不驚，其實暗流涌動。

沒有什么絕對的公平，只有絕對的服從和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