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一學生遭校園欺凌認定難、父親為子維權反被送進精神病院！

一、“他被起了外號，怎么就不算欺凌？”

2024年9月，安徽合肥市民劉顯文發(fā)現(xiàn)，16歲的兒子小錦（化名）突然拒絕上學，整夜失眠，甚至出現(xiàn)自傷行為。

原因令人痛心：在他就讀的潤安公學九年級某班，從八年級起，多名同學持續(xù)給他起侮辱性外號——“倒三角”“JB男”“不再愛”，并在教室、宿舍、食堂當眾反復叫喊。他還被孤立、排擠，據(jù)小錦講，有同學威脅他“不聽安排，就把我?guī)У綆帷薄?/p>

小錦原本性格開朗、成績優(yōu)異。這場長達一年的“語言暴力”，讓他被醫(yī)院診斷為“心境障礙”，醫(yī)生建議心理干預。

劉顯文多次找學校交涉。2024年9月，校長程某某親筆寫下承諾書，承認：“學生因被起外號、孤立、排擠，造成心理傷害，不愿上學。”并承諾“安排專人跟進處理”。

可這份承認，并未換來任何制度性回應。

學校既未啟動欺凌認定程序，也未成立法定的“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教育局未介入，公安立案后卻稱：“不構成公然侮辱，沒有違法事實。”

于是，一場本該由學校和教育系統(tǒng)解決的欺凌事件，一步步滑向更深的泥潭。

二、報警、調(diào)查、終止——欺凌為何總“不成立”？

2024年9月24日，劉顯文撥打市長熱線反映問題。警方當日以“劉小錦被侮辱案”立案。

隨后兩個月，芙蓉派出所對6名學生、6名老師做了筆錄，調(diào)取了微信記錄、病歷等材料。2025年1月7日，卻作出《終止案件調(diào)查決定書》，理由是：

“現(xiàn)有證據(jù)不足以認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

劉顯文申請行政復議，市政府維持原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法院一審駁回。

法律明明寫得清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九條：學生欺凌包括“通過語言實施侮辱，造成精神損害”；教育部《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guī)定》第二十一條：明確將“起侮辱性綽號”列為欺凌行為；安徽省教育廳《防治學生欺凌工作指引》也強調(diào)：“不應以‘玩笑’‘打鬧’為由淡化處理”。

為何法律白紙黑字，執(zhí)行卻寸步難行？

關鍵在于：公安機關將校園欺凌機械套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公然侮辱”的刑事/治安標準，忽視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特殊保護邏輯——欺凌的本質(zhì)是權力不對等下的持續(xù)性傷害，而非單次言語是否“夠格”違法。

學校自己都承認存在欺凌，卻因未走法定認定程序，導致家長在法律上“拿不到證據(jù)”，維權陷入死循環(huán)。

三、帶兒子看精神科，自己卻被關進封閉病房

2024年12月11日，劉顯文獨自前往合肥市第四人民醫(yī)院（省精神衛(wèi)生中心），想解決自己的睡眠問題。在向醫(yī)生講述了自己睡眠不好主要是因為孩子的問題后，醫(yī)生建議他帶孩子來看看，于是，他返回家?guī)蟽鹤樱謥淼结t(yī)院。

他希望醫(yī)生能出具專業(yè)意見，佐證孩子因欺凌致病。但溝通過程中，他與醫(yī)生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

據(jù)院方事后陳述，劉顯文“情緒激動，揚言要開車撞人，特別是要去潤安公學撞人”。護士隨即報警。

派出所民警趕到后，依據(jù)《精神衛(wèi)生法》第28條——“疑似精神障礙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險的，公安機關應送醫(yī)診斷”——將其強制送往醫(yī)院。

次日凌晨，劉顯文被收治入封閉式男病區(qū)。

他在筆錄中回憶：

“醫(yī)生問我是不是揚言撞人，我說沒有。但他們說警察送來時寫了這個理由……后來我為了配合，就說‘可能我當時情緒激動說了氣話’。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更不是事實。”

• 入院僅一天，他即被出院，院方未確診其患有任何精神疾病；
• 醫(yī)生在病歷中寫明“非精神病性障礙”，建議“回家休息”；
• 但他已被強制服藥、限制人身自由近24小時。

一次門診爭執(zhí)，竟換來“被精神病”的經(jīng)歷。

四、“報假警”？警方回復：我們相信醫(yī)生

2025年6月，劉顯文正式向派出所報案，控告醫(yī)生吳某“謊報警情”，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

警方受理后，對吳某及三名醫(yī)護人員做了詢問筆錄，并調(diào)取了門診記錄。2025年7月2日，作出決定：

“沒有違法事實，終止調(diào)查。”

理由是：劉顯文確有“表露極端行為傾向”，吳某報警內(nèi)容屬實。

蜀山區(qū)政府2025年11月的行政復議決定，同樣維持原判。

《精神衛(wèi)生法》的初衷是保護高風險人群，而非成為壓制異議的工具。若僅憑醫(yī)生主觀判斷即可啟動強制送醫(yī)，公民的人身自由將面臨巨大風險。

而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被貼上“疑似精神病”標簽，當事人在后續(xù)所有維權中都將處于天然劣勢——“你說的話，沒人信”。

五、困局背后：制度為何失靈？

這起事件暴露了當前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多重斷裂：

1. 欺凌認定機制形同虛設。學校承認欺凌，卻不走法定程序，導致家長無法獲得有效證據(jù)。
2. 執(zhí)法機關認知錯位。公安將欺凌等同于治安違法，忽視《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優(yōu)先適用。
3. 精神衛(wèi)生執(zhí)法缺乏制衡。強制送診依賴單方陳述，缺乏獨立評估與申訴渠道。
4. 部門間推諉責任。教育、公安、衛(wèi)健各自為政，無人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家長只能“多頭碰壁”。

六、不能讓維權者流血又流淚

如今，小錦仍在接受心理治療，已輟學半年；劉顯文則奔波于信訪、復議、訴訟之間，身心俱疲。

他曾哽咽著問：“如果連起侮辱性外號都不算欺凌，那什么才算？如果我為孩子討公道，就要被關進精神病院，那以后誰還敢站出來？”

這不是一個家庭的悲劇，而是對整個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拷問。

這些問題，不該由一個父親獨自承擔。

《未成年人保護法》《精神衛(wèi)生法》《學生欺凌防范處置工作指引》……這些法律和政策文件早已出臺，但若執(zhí)行者選擇性忽略、機械適用、甚至濫用權力，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只是紙上的空文。

我們呼吁：

1、教育部門立即督促潤安公學依法認定欺凌事件；

2、公安機關重新審視“欺凌”與“違法”的邊界，尊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原則；

3、衛(wèi)健部門對強制送診程序開展專項督查，防止精神衛(wèi)生法被工具化；

4、建立跨部門協(xié)同機制，讓維權不再“踢皮球”。

因為，每一個孩子都值得被溫柔以待，每一位家長都不該因維權而“被精神病”。

如何讓“防治校園欺凌”不再是一句口號？如何確保《精神衛(wèi)生法》不被異化為壓制維權的工具？這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的命運，更考驗法治社會的成色。

來源：衛(wèi)國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