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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7年的那個夜晚,于敏回到家中,神色中帶著難得的輕松,掏出一沓錢對妻子說:“氫彈爆炸成功,我們買一只烤鴨慶祝慶祝吧?”妻子孫玉芹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提議,第一反應卻是詫異與不解,甚至反問:“哎呀!氫彈爆炸跟我們有啥關系,哪有錢買烤鴨。”這句看似家常的抱怨,道出了這位“中國氫彈之父”背后鮮為人知的家庭隱痛。那是一個國家命運與個人生活交織的年代,一位科研人員用隱姓埋名換來了大國的底氣,卻留給家人一個模糊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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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對于這個整日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丈夫,孫玉芹心里的賬單一直是亂的。錢固然是家里急需的東西,孩子們要交書本費,老家的親戚得寄錢,還欠著的一屁股債也要還,哪怕再艱難,買烤鴨對這個家庭來說依然是一種奢侈到讓人不安的念頭。于敏活成了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有時候他好不容易回趟家,卻碰上妻子帶著孩子搬了家,因為保密工作,家里人聯系不上他,只能自己扛著大包小包挪窩,留他一個人傻愣愣地對著空蕩蕩的舊屋發呆,最后還是鄰居看見才告訴他新址。亦或,胡同里鄰居們的閑言碎語就沒停過,有人堵著門罵孫玉芹,揣測那個常年不回家的“老于”是不是犯事被下放了;六歲的女兒被同學推倒磕破了頭,哭得撕心裂肺時,嘴里只能憋出一句毫無威懾力的反駁:“我爸爸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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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蘇聯氫彈試驗震得地球嗡嗡響,哈爾濱的窗戶玻璃都在跟著顫,而這邊的起步卻是一張白紙。錢三強把于敏拉進那個堆滿圖紙的倉庫時,問得直接:“氫彈搞不搞?”對著墻上那仿佛被美英法蘇國界線烙燙過的世界地圖,于敏只回了一句:“搞!被人掐脖子,總得有把刀頂回去。”這把“刀”磨得異常艱難,家里存折上僅有的四百塊積蓄,不知道什么時候被他悄悄取走,全捐給了國家買計算紙。那時候全國僅有的一臺每秒五萬次的老爺計算機,九成時間得緊著原子彈的數據算,留給于敏的時間少得可憐。不光是計算資料的匱乏,尤其在于那個特殊的年代,三十多個研究員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為了補足巨大的計算量,連算盤珠子都因為敲擊過猛而崩裂飛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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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權威雜志《物理評論》洋洋灑灑論證氫彈必須使用氚材料,幾乎帶偏了全世界核專家方向的時候,然則,于敏卻在籃球場的演算紙上,用粉筆圈出了完全相反的路徑。他盯著那些用鋼筆一點點推算出來的數據,敢跟研究所政委拍桌子,堅持氘元素爆速更高、更穩定。這個被稱為“于敏構型”的方案,硬是頂著“跟美國人唱反調”的壓力上馬,不光給國家省下了整整三座化工廠的建設費用,甚至于讓那個來自羅布泊的火球,趕在所有人預料之前炸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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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鴨的香味或許只停留在那個1967年的夜晚,成了孩子們流著口水的一個夢。到了七十年代末,比氫彈更毒的中子彈陰影又籠罩下來,已經被核輻射折騰得頭發大把掉落的于敏,雖說這樣了,還揣著心臟藥鉆進了大山溝里的實驗室。搬家工人曾驚訝于這個男人行李里居然裝了兩大箱寫滿編碼的草稿紙,那是撕碎了都能當煙花放滿整條街的心血。為了趕在聯合國禁令生效前完成最后一次核爆,他和病床上的鄧稼先握著國家機密的清單,制定了最后的沖刺計劃,在那缺氧的實驗室里,他常常是手里還捏著輻射劑量表就暈了過去,被搶救回來時,醫生發現他的白細胞數量只有常人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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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這一生,于敏的夢做得很大,大到讓他愿意用一生的隱姓埋名去填補。2015年,當那個穿著舊中山裝的老人踉蹌著在人民大會堂領獎,差點被地毯絆倒時,臺下的年輕人舉著手機想拍下這位28年來首次公開露面的傳奇。他們不知道,這雙顫顫巍巍的手,曾經撥開過恐怖的蘑菇云,把那個年輕時能在數學系考滿分、三個月啃完俄文資料找錯漏的天才,徹底燃燒在了西北的荒漠里。直到2019年冬天訃告發出的那一刻,西北某實驗基地的顯示屏上,屬于于敏構型的模型參數依然在自動迭代閃爍,無聲地訴說著一位科學家最后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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