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土，向善而行：AI如何重塑鄉村的生產力與文明形態

“AI+農業”的終極目標是解放人、發展人。唯有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引領，讓技術扎根鄉土、服務民生、促進包容，才能真正繪就一幅科技向善、人機共生的鄉村文明新圖景。

文｜霍鵬 肖榮美 趙佳佳

ID | BMR2004

在農業技術演進的歷史長河中，從鐵犁牛耕到蒸汽機，再到化學、機械與互聯網，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深刻重塑了農業的生產方式與鄉村的社會結構。今天，以AI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因具備普遍適用性、動態演進性、創新互補性而被認為是新一輪通用目的技術。

近年來，AI正通過國家戰略引導、技術產業融合及多領域應用深化，加速實現關鍵突破。不僅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提供了新工具，更為驅動農業經營模式、農村治理體系與農民生活方式的深層次變革提供了關鍵動力。

01

AI時代，鄉村既是“需求者”也是“被需求者”

作為“需求者”，鄉村對AI的需求源于其破解發展瓶頸的需要，作為“被需求者”，鄉村成為AI產業拓展的新空間。

鄉村在AI時代既是“需求者”也是“被需求者”。作為“需求者”，鄉村對AI的需求源于其破解發展瓶頸的需要：一是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目前，我國55歲以上農業勞動力人口占比為33.6%，農業勞動力呈現老齡化、兼業化趨勢。農村需要AI緩解勞動力制約，以應對“誰來種地”的問題；二是傳統生產方式遭遇瓶頸。以化肥為例，我國平均每公頃的化肥施用量高達397.7公斤，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AI可以推動生產方式轉變，如精準施肥、智能病蟲害監測等，解決“如何更好地種地”的問題；三是鄉村治理與公共服務亟待升級。面對村莊空心化、群體分化、公共服務不精準等問題，AI可以提升基層數據整合與動態監測效率，推動遠程教育、智慧醫療等模式創新，彌合城鄉差距，建設“美麗鄉村”。

作為“被需求者”，鄉村成為AI產業拓展的新空間。一方面，消費互聯網增長見頂，依賴用戶規模擴張的粗放式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鄉村有超過3億網民，還有2億人未觸網，這構成規模巨大的潛在增量市場。另一方面，鄉村擁有豐富的應用場景與堅實“底座”，農業農村有豐富的數字化需求，疊加“鄉鄉通5G”“村村通寬帶”的基礎設施，為AI技術的落地應用、規模化復制創造了有利條件。

AI賦能下農民的角色或將發生巨大轉變。一是農民從“會種地”向“懂數據、能經營”的“新農人”轉型。“新農人”不僅是田間勞作者，還是數據模型的使用者、智能設備的管理者，“靠數據吃飯、靠算法作業、靠農機種田”將成為“新農人”常態；二是AI催生更加多樣的“新勞動力”。隨著AI技術的發展，農業機器人操作員、無人機飛手、農情分析師、智能農機維修工程師等新型職業不斷涌現，將極大地拓展鄉村就業邊界。

需要強調的是，AI設計需遵循鄉土邏輯：一是得契合鄉村“生存理性”與“熟人社會”的邏輯，注重韌性、普惠與基礎保障，不能唯效率至上；二是要融入鄉村的生態與文化價值，AI的應用需將土壤健康、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指標納入考量，并將傳統的耕作經驗、鄉土知識轉換為數據模型，實現對鄉土智慧的傳承；三是AI部署需促進鄉村的包容發展，開發更多低門檻、易操作、成本可控的輕量化工具，讓小農戶也能共享技術發展紅利。更重要的是，AI應成為培育內生動力的工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鼓勵農民主動學習和參與，真正發揮新技術的作用。

02

夯實數字鄉村底座，賦能“AI+農業”

AI智能體帶來的精準管理，推動了農業生產向可持續、高品質、全鏈條可控的新范式躍遷。

目前，我國已經建成全球技術領先、規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覆蓋通達“縣、鄉、村”，數字鄉村的基礎底座堅實可靠。截至2025年6月，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已達69.2%，較“十四五”初期提升13.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網絡資費大幅下降，自2015年提速降費以來，固定寬帶和移動流量單位資費平均降幅超95%。在連接質量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農村固定寬帶接入百兆及以上速率用戶占比達到96.5%，農村5G網絡平均速率達183Mbit/s，有效支撐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商務、數字文旅等業務開展，架起了農村地區共享數字紅利的“信息橋”“致富橋”。

在堅實的數字底座之上，“AI+農業”的應用場景正逐步顯現實效與可復制性。當前，最具潛力的方向包括智能育種、病蟲害智能識別、無人農機調度、精準施肥與灌溉等。展望未來5年，AI技術將從“工具輔助”邁向“自主智能”，其中最具顛覆性的方向之一是智能體（AI Agent）。在農業場景中，智能體可自主整合物聯網傳感器、衛星遙感、手機圖像等多源數據，實時分析土壤墑情、作物長勢、病蟲害特征等全域數據，并通過算法模型進行實時分析預測，動態生成水肥藥調配方案，直接調度灌溉系統、智能農機或植保無人機。這種“千人萬面”的精準管理，推動了農業生產向可持續、高品質、全鏈條可控的新范式躍遷。

值得注意的是，場景落地需回答三個關鍵問題：技術是否具備可落地性、模式是否具有商業可持續性以及居民是否具備真實的獲得感與參與度。因此，應避免“撒胡椒面”式的粗放投入，優先聚焦智慧農業、農村電子商務、鄉村數字文旅等基礎較好、需求迫切、帶動效應明顯的領域。例如，在智慧農業領域，首要任務是探索與推動農業全鏈條的數字化轉型。重點推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種植、養殖、加工、儲運、營銷全鏈條數字化，尤其在設施農業、特色種養、高端農產品加工等高附加值環節先行示范，探索可復制的商業模式。

03

AI落地鄉村的挑戰

鄉村從來不是技術的被動接受者，其復雜性與多樣性決定了數字化路徑不能“一刀切”。

當前，數字鄉村建設已從試點示范邁向規模化、全域化部署，重點關切不再是單純引入技術，而是實現數字技術與鄉土社會的深度融合。然而，不少地區因對本地實際情況摸底不深、對數字技術潛能與邊界理解尚淺，一定程度上使得建設項目未能真正扎根一方水土。這種脫節源于對“為誰而建、為何而建”這一根本問題缺乏清晰認識。一部分項目在規劃時既未真正了解農民需求與產業痛點，也對數字基礎設施在建設、運維乃至迭代邏輯上與傳統設施的顯著差異準備不足，造成技術與需求錯配。同時，數據“孤島”與“匱乏”并存也是AI在鄉村落地面臨的重要挑戰。這不僅存在因標準不一、系統割裂導致的“數據煙囪”，更缺乏高質量的作物表型數據自動化采集能力，例如植株形態、葉面性狀、果實發育等關鍵指標，從而嚴重制約AI模型的訓練與推理能力。

“高質量建設主體與復合型人才雙重缺失”則是AI落地鄉村的另一個挑戰。市場因高投入、長回報周期而參與度低，農業專用生成式AI大模型全國不足10款，同時既懂農業又通技術的人才極度稀缺，農民和基層干部的數字素養亦顯不足。

另外，面對實踐中出現的一些碎片化建設、重復建設等問題，構建統一、開放、規范的標準體系是破題要點。應在鼓勵地方差異化探索的同時，強化國家與省級層面標準引領，圍繞數字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數據資源分級分類與互聯互通、應用接口規范等環節，形成科學且富有彈性的標準框架，讓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成為探路者，把行之有效的經驗沉淀為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從而形成“一地創新、全域受益”的圖景，避免重復建設與新的壁壘。同時，需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常態化協作機制，通過聯席會議、信息互通等方式打破行政藩籬，并將數字鄉村戰略與鄉村振興、新型工業化、智慧城市、數字中國等重大部署有機銜接，形成政策合力。同步完善數字鄉村建設項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從項目立項評審、資金統籌使用，到建成后的運營維護和效能評估，都要建立清晰的規則和透明的流程，著力提升公共資源配置的效率和項目長期可持續運營的能力。

基于此，對于數字鄉村建設而言，必須摒棄技術供給思維，樹立場景驅動理念。鄉村從來不是技術的被動接受者，其復雜性與多樣性決定了數字化路徑不能“一刀切”。唯有深入田間，在精準灌溉、農村電商“最后一公里”、數字文旅體驗、云端鄉村治理等具體場景中，檢驗技術是否真正破解生產難題、契合發展實際、創造鄉土價值，才能架起技術創新與鄉村需求之間的橋梁，讓數字鄉村真正扎根泥土、服務人民。

04

以人為本，向善而行：AI賦能鄉村新文明的未來圖景

“AI+農業”的深層意義，在于通過技術賦能人、服務人、成就人，構建一個人機協同、包容共享的鄉村新文明圖景。

在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推進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價值不應止步于“增產提效”，更應超越效率邏輯，回歸“以人為本”的本質。“AI+農業”的深層意義，在于通過技術賦能人、服務人、成就人，構建一個人機協同、包容共享的鄉村新文明圖景。

事實上，AI在非生產領域的潛力正加速釋放。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動數字普惠服務以自然語言交互的方式直達農村居民，無論是用方言提問獲取農技指導，還是通過口語化對話咨詢醫療或教育資源，都大幅降低了數字技能門檻。這有效促進了不同年齡、教育背景的群體都能平等共享數字紅利。例如，AI診斷在浙江、江蘇等地鄉村的應用，已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醫生不足的壓力；集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平臺在貴州、云南的探索，不僅拓展了發達地區優質教育資源覆蓋范圍，更以“‘數字人’教師”等手段構建了可持續的“數智教育補位”機制。以自然語言交互為前端、認知生成智能為底層基礎，新型人工智能將實質性突破地理空間阻隔與優質人力資本匱乏的雙重約束，真正打通優質公共服務普惠鄉村的“最后一公里”。

然而，技術若缺乏價值引領，極易淪為“冰冷的工具”。這要求我們重新定義面向未來的數字素養：它不再僅是操作設備或軟件的能力，更應涵蓋人機協同的思維方式、對技術應用的倫理判斷能力，以及在使用智能工具時保持獨立思考和批判性審視的素養。唯有持續更新教育內容與公眾認知框架，才能防止新一輪邊緣化，邁向更具韌性與包容性的數字未來。

實際上，在鄉村這一具體領域中，這個議題更呈現出其特殊性與復雜性。一方面，鄉村長期面臨“誰來種地”“誰來種好地”的困境，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資源與高質量人才供給不足，也始終是制約鄉村發展的關鍵短板。正因如此，有必要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向鄉村延伸覆蓋，借助它的賦能作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改善公共服務水平，以技術手段破解發展瓶頸。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農村人口在技術變革中可能承受更大的就業壓力。因此，如何在鄉村發展中統籌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與就業沖擊之間的平衡，既充分發揮技術提升效率、補齊短板的積極作用，又有效防范可能出現的結構性失業與社會風險，已成為“十五五”時期亟待破題的關鍵研究方向。目前，我們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結論，但我們認為應該秉持數字包容理念，在推進人工智能發展的過程中樹立就業優先原則，積極探索人機協作的新模式、新業態，并通過政策調整降低人工智能對就業沖擊的自發效應。

歸根結底，“AI+農業”的終極目標是解放人、發展人。唯有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引領，讓技術扎根鄉土、服務民生、促進包容，才能真正繪就一幅科技向善、人機共生的鄉村文明新圖景。

（作者霍鵬、肖榮美、趙佳佳分別系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產業政策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正高級工程師；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產業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員。三人同為《數字鄉村：理解鄉村發展數智新力量》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