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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Title:I almost quit my Ph.D. A lab mate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continue
發表時間：2026.1.1
Journal:Science (Careers)
影響因子：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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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Zheng Liu（桂林醫科大學教授）
剛到香港的時候，我滿懷憧憬。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大陸的家鄉。下了通宵火車，走進這座潮濕、喧鬧卻充滿活力的城市，我只帶著一個小包、一冊記滿英文短語的筆記本，以及一個異常堅定的信念：我要成為一名科學家。
但現實很快給了我當頭一棒。
初入實驗室：我以為只有我“不行”
實驗室讓我感到格外陌生。那些閃閃發亮的儀器，我只在教科書里見過。入組第一天，導師遞給我一支移液槍，讓我去配置一個我從未做過的反應。
我點頭答應，假裝自己懂了。隨后悄悄躲到角落，盯著一位高年級師姐的操作，一點點模仿她的動作。我的手在發抖，心里發慌。
那段時間，我常常在實驗室待到午夜，生怕自己被甩在后面。
真正壓垮我的，是語言。
語言的“隱形墻”：聽得懂，卻跟不上
我習慣了普通話授課。但在高度國際化的香港，實驗室里幾乎全程是英語。
組會討論推進得飛快，等我好不容易聽懂一個問題，話題早已翻篇。一次實驗中，我因為沒聽清導師的指示，用錯了水的體積，整個實驗直接報廢。
最尷尬的一次，是在匯報中，我把“gene deletion（基因敲除）”說成了“gene dilution（基因稀釋）”。會場一片安靜，我的臉瞬間漲得通紅。
博士才讀了兩個月，我已經在認真考慮：
也許我并不適合做科研。
一句話，改變了一切
就在我幾乎要放棄的時候，一位實驗室的師兄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了一句話：
“你來到這里，不是因為你的英語，而是因為你會思考。”
這句話非常簡單，卻給了我繼續走下去的勇氣。
從那天起，我開始用最“笨”的辦法補救。
我隨身帶著錄音筆，記錄每一堂課、每一次討論。晚上反復回放，慢慢把白天沒聽懂的地方補回來。
英語進步得并不快，但它確實在前進。
到博士答辯時，我已經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把口音當成負擔，而是把它視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甚至開始為此感到自豪。
那一刻，我真正建立起了自信。
當我成為導師，才發現問題并沒有消失
后來，我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和美國繼續科研訓練，最終回到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
我的學生都說普通話。我原本以為，他們不會像當年的我一樣，被語言拖累。
但慢慢地我發現：
他們依然在經歷同樣的困惑。
他們焦慮未來的職業方向，困惑“我是誰”，懷疑在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知識本身是否還有價值。
我逐漸意識到，作為導師，我的任務不僅是教實驗、教方法，更重要的是：
教他們如何思考，如何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以及——如何建立足以支撐一生的自信。
我把那句話，原封不動地傳了下去
有一天，我看到一名學生在做 Western blot。條帶拖尾、模糊不清，她的肩膀垂了下來。
那個畫面，讓我一下子看見了當年的自己。
我想起自己發抖的手，想起分不清 “deletion” 和 “dilution” 的窘迫。
我對她說了當年那位師兄對我說過的話：
“你在這里，不是因為你的實驗次次成功，而是因為你會思考。”
她的笑容告訴我，這句話擊中了她。
科研真正的回報是什么？
如今，我最珍視的，不是論文數量，也不是項目經費。
而是那些剛進組時怯生生、不確定的學生，最終成長為敢于質疑我、挑戰我的年輕科學家。
每一次走進教室，我都仿佛看見年輕時的自己——
猶豫、害怕，卻渴望被接納。
我知道那座“橋”有多難跨越。
而如今，能陪別人一起走過這座橋，是我科研人生中最大的回報。
作者簡介
Zheng Liu，桂林醫科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于 Science 雜志 Career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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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天天
審核：PsyBrain 腦心前沿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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