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大船的“德澤”——讀方遠的《大船隊》

文|馬兵

山東作家習慣“大”處落筆，《大法官》《大染坊》《大鐵像》《國土大鋁》……幾乎新世紀以來每一個重要時段，都有一部以“大”命名的厚重之作出自山東作家之手。它們普遍具有深邃的歷史感、豐沛的文化意識和宏闊的時代容量，其內蘊的現實主義品格和深沉的道德立場更是為文壇矚目。

2016年，方遠出版了《大河入海流》，在魯籍作家的“大”字譜里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之后，他一直為家族跌宕的歷史和先輩可歌可泣的故事鼓舞著，于是，八年過去，將家族史與民族史熔于一爐的長篇新作《大船隊》問世了，小說不但延續了“大”字當頭的寫作立場，也努力在“大”的格局上做出新的拓展。

《大船隊》的故事發生在膠東半島掖縣的方家村，說的是以耕讀傳家的宏德堂到了方英典堂主這一輩，打開眼界向大洋，創立宏德堂大船隊，并親自帶領船員穿越渤海灣，駛向東三省，開啟海上貿易。從萊州灣到東三省的旅程，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心理跨越。

方英典的成功引發匪性十足的宋占山的覬覦，在接下來的三十余年中，方、宋兩家圍繞船隊生意和人事往來屢生波折：方家以仁德立身，在康莊大道上行穩致遠，而宋占山無所不用其極的下三濫作為居然也為自己開出一片黑暗天地，正邪相爭，善惡相衡，讀來很是令人難忘。

筆者以為，宏德堂的“大船隊”既是寫實的，也是象征的。小說的骨干情節圍繞船隊發起、成立、遠航、貿易和海洋歷險展開，這是其寫實的一面；而大船之于大洋，又是一個極富中國近現代史意味的象征——眾所周知，《老殘游記》開篇即寫一艘破船行將沉覆，其破敗不堪、遍體鱗傷的狀態，直指甲午戰爭以后的老大中國所面臨的真實困境。劉鶚開啟的“以船喻國”不斷被后輩作家所摹仿。

《大船隊》里方英典敢于揚棄祖訓，一是他本人有敢為人先的氣魄，二來也是為時局所迫的應變。宏德堂船隊以海上貿易變更自古以來的家族經營方式，且由海洋貿易帶動方家涉足百貨商業，逐步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這何嘗不是民族企業發展的縮影呢？方英典在渤海之上經歷的驚濤駭浪，又何嘗不是波譎云詭的大時代中國民族產業經歷的一個隱喻呢？

小說從“暗潮涌動”寫起，到“乘風破浪”收束，雖然方家的“牡丹號”貨船慘遭日本敵機轟炸，方興通和三位游擊隊員落入大海不知所蹤，可在象征的意義上，方家與中國革命志士風雨同舟，必將在民族之“德澤”(方興通的兒子叫方德澤）的庇佑下，駛向新生的港灣！

小說將方家的盛衰浮沉疊印在大時代的景片之上，不過并不著意在“史詩”性上用力，其重心還在家族的傳奇故事以及以方英典為代表的主人公的文化人格上。方遠對于小說故事性有自己的理解，內心里也一直把“讀者能否讀得下去，讀得進去”作為評判小說得失的一個標準。

小說采取了類似神魔斗法的敘述結構，開篇就寫宋占山氣勢洶洶地闖入宏德堂興師問罪，引出方、宋兩家之爭；在故事展開后，又不斷通過插敘、預敘等交代前情或設置懸念，始終保持小說的情節強度。此外，方遠還很嫻熟地援用了一些影視的敘事手法，像閃回、交叉蒙太奇等，增強了小說的戲劇沖突。比如第九章“明火執仗”，此章寫宋占山又去宏德堂挑釁，卻被方英典幾句話嗆得無地自容。劍拔弩張之后，小說忽然蕩開一筆，寫方英典看到南書房院子里十幾只鴿子正飛過來，隨即便閃回到四十多年前方英典發現一只受傷的鴿子，由此開始馴養信鴿的往事。這一筆很是巧妙，不但借鴿子襯托方英典清雅的人格，亦通過閃回與前文一起形成張弛有致的敘事節奏。

而把同一時間發生在方家和宋家的兩種互相對立的行動交叉敘事，如電影蒙太奇一般渲染緊張的氣氛、加強矛盾沖突的尖銳性，在小說中更是所在多有。小說中很多懸念，比如方家船隊遭遇海匪可否化險為夷，宋占山指使手下人去燒方家船隊能否得逞等等，其結果其實讀者早可判斷分曉，但小說并不因此減損它的吸引力，這是與作者調用蒙太奇的敘事手法分不開的。

張煒說過：“興致勃勃和有滋有味的講述給人一種生命力旺盛的感覺。”閱讀《大船隊》的感受正是如此，作者飽滿的敘事激情洋溢在小說的字里行間。

方英典是小說最核心的角色，“保守”與“進取”在他身上構成一種奇怪的扭結，正如論者所言，方英典的矛盾性“同時也是中國傳統道德倫理在近現代社會轉型期的矛盾，這一時期，自由意志、啟蒙思想等各式現代理念與傳統道德頻生齟齬，傳統與現代的嬗變在制造‘進步’與‘新人’的同時，也制造出倫理的沖突與身處兩難境地的‘歷史中間物’”。在這一點上，他與《白鹿原》里的白嘉軒很相似，他的命運也折射了“最后一代鄉紳”的命運。

不過，除此之外，我以為方英典的文化性格構成還體現出山東作家特有的思考，那就是如何批判地繼承和弘揚齊文化與魯文化并做現代之轉化。方家所在的掖縣現稱萊州，春秋時為萊子國故地，屬齊國。齊文化求革新、尚智謀、重工商，崇拜海洋也敬畏海洋，這在方英典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山東是儒家文明的發祥地，魯文化的重文崇文、重人倫宗法、講究秩序穩定、追求“仁”“禮”的觀念早已經內化為方英典為人處世的一種習慣法。他接受劉小虎的自由戀愛，甚至敢于收留宋占山的女兒，可是又不能容忍自己兒子抗拒強加在他身上的婚鎖，張揚與退守間，一個立體的人卻立了起來。我想，方英典的猶疑與矛盾，其實也是作家自覺文化反思的一種體現吧。

所謂“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質而言之，《大船隊》的“大”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作家的兼容并包，對故事性、傳奇性的追求和細節真實的平衡，對浪漫和革命的平衡，對變與常的平衡，對世情和史識的平衡，對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平衡等等，在“來自生命深沉情感”的激蕩之下，那大船穿越駭浪向我們駛來了。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