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大年初三,天還沒亮透呢,開封城南邊的南熏門就出了件怪事,一隊后周的兵馬,比平時開門早了半個多時辰就到了,什么話也不說,直接就把門栓給卸了,鑰匙也拿了過去,把城里城外都給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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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的兵丁剛想上去問問怎么回事,領頭的軍官就把殿前司的牌子亮了出來,嘴里就一句,都點檢有令,京城戒嚴,誰敢亂闖就地正法,這事兒在史書上就留了七個字,“先遣人守南熏門”,看著不起眼,可這恰恰是趙匡胤披上黃袍之后,能不能活著進城,能不能讓那份禪讓詔書算數的頭道關卡。
南熏門這地方到底有多重要,你把那時候開封的地圖攤開一看就全明白了,外城的南邊有四個門,南熏門正好在中間那條軸線上,往北對著的就是御街,直通汴河的大碼頭,更要命的是,皇宮的正門宣德門,就在南熏門往北一千多步的地方,說白了,誰把南熏門給捏在手里,就等于把從外城到皇城那條最寬、最直的大動脈給掐死了。
兵變的隊伍要是在這兒被擋住了,那黃袍披得再好看,也得在“進京”這個坎上變成一場實打實的叛亂,可只要這城門一開,大軍浩浩蕩蕩地進去,路邊的老百姓、做買賣的、當官的,都能親眼瞅見這隊伍有多整齊,號令有多嚴明,那人心里的天平,一下子就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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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南熏門后頭還藏著兩股誰都不敢小瞧的勢力,一股是侍衛親軍馬步軍指揮使韓通的人,差不多兩千號人,就在御街西邊駐扎著,另一股是京城巡檢、皇帝的女婿張永德的親兵,在御街東邊,韓通這人對后周是忠心耿耿,張永德又是周世宗的女婿,這倆人要是聯起手來把門一關死守,趙匡胤的兵就得在護城河外頭正兒八經打一場攻城戰,這時間一拖,各地的節度使收到勤王的消息,連夜就能發兵過來,趙匡胤再想拿“契丹人打過來了”當借口,那可就徹底露餡了。
所以兵變前一天晚上,趙普在陳橋驛的軍帳里給趙匡胤出的主意,頭一條就是派一隊輕騎兵先奔南熏門,千萬不能讓他們把門給關了,先把這個最要命的口子搶到手。
去辦這事兒的人叫王彥升,是殿前司的一個散員都指揮使,出了名的驍勇強悍,但他又不是趙匡tuning那伙“十兄弟”里的核心人物,選他去,一是因為他本身就是殿前司的人,亮出牌子就能把守門的小兵給唬住,二是因為他名氣不大,不容易提前驚動韓通那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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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說,王彥升帶了一百二十個騎兵,每個人都備了兩匹快馬,帶足了一天的干糧,初二半夜就比大部隊先出發了,天蒙蒙亮的時候就到了城門口,果然順順當當地就把門給接管了,守門的兵丁后來被審問,都說“看見殿前司的牌子,還以為是大軍回來了”,壓根就沒想過,兵變的主力部隊那時候還在四十里地外的陳橋驛呢,趙匡胤要的就是這個時間差。
可計劃差點就出了岔子,王彥升把城門控制住以后,按理說應該關著門等主力部隊過來,結果卯正三刻,御街西邊突然跑來一隊人馬,打著“侍衛親軍”的旗號就要進城,王彥升不認識對面是誰,就憑著手里的牙牌硬攔著,兩邊正僵持著呢,韓通自己也騎著馬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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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寫到這兒,就一句“通不得入,遂還”,短短五個字,背后其實是一場沒動刀子的生死對峙,韓通要是硬闖,就得在御街上跟殿前司的騎兵干起來,那等于提前就喊出了“勤王”的口號,可他手里就三百來個騎兵,后面的大部隊還沒集結起來,王彥升背后呢,趙匡胤的主力正順著汴河玩命地趕路,隨時都可能到,韓通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先回府里召集大軍,可他這一回去,就再也沒機會關上那扇門了。
也就兩刻鐘的功夫,趙匡胤披著黃袍進了城,南熏門大道上暢通無阻,御街兩邊的老百姓都跪在地上迎接,“山呼萬歲”的聲音震天響,一下子就把氣勢造起來了,韓通再想反抗,已經被這股大勢給裹挾住了,只能跑回府里急急忙忙地組織人手,最后被王彥升追到府門口給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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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順序很清楚,先把物理意義上的“門”都換成姓趙的,再讓制度上的“門”,比如詔書、玉璽、百官朝拜,一個接一個地打開,半年以后,趙匡胤在講武殿跟手下人總結這事兒,開玩笑說,“我得這天下,沒別的,就是先進了南門罷了”,一句玩笑話,卻把南熏門的重要性說得透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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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過去了,我們現在再回頭看陳橋兵變,眼光總放在那件“黃袍”和那場“禪位”上,卻忘了真正的勝負手,其實就在清晨六點鐘,那扇城門打開的瞬間,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決定大局的,不一定是在戰場上喊打喊殺,可能就是守門小兵猶豫的那一下,牙牌一亮,門閂一落,一個新王朝就從那道縫里悄悄地擠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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