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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柜里的牛奶全是方方正正的紙盒裝,而旁邊飲料區的可樂,清一色是圓潤的塑料瓶。
這場景每天都在上演,卻沒人深究背后的門道,可就是這兩種容器的選擇,悄悄影響著我們買東西的成本,也決定著商家能賺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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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牛奶非要用方盒,可樂偏要用圓瓶?這些藏在日常購物里的小細節,從來都不是偶然。
而是經濟學邏輯在背后悄悄發力,甚至連我們愿意為一杯咖啡付多少錢、買衣服時紐扣的位置,都被這套邏輯深深影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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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用經濟學看懂世界,首先要抓住一個核心觀點:這個世界上沒有偶然的選擇,所有看似隨意的安排,本質上都是“在約束條件下找到的最優解”
這里的“約束”可能有很多種,可能是成本的限制、使用場景的差異,可能是歷史遺留的習慣,也可能是人性的需求;而所謂的“最優解”,從來不是“絕對完美的選項”,而是“相對來說最劃算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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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個邏輯,最直觀的例子就是牛奶和可樂的容器差異,很多人可能會想,牛奶用方盒子,肯定是為了節省材料吧?
但事實恰恰相反,從材料學的角度來看,要裝同樣體積的液體,圓柱體容器比長方體容器更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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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決定容器形狀的,是兩者完全不同的儲存場景,以及背后的成本差異。
牛奶是生鮮產品,從生產、運輸到銷售,全程都需要冷藏保鮮,最終只能放在超市里的冷柜中售賣。
而冷柜是實打實的稀缺資源,不僅租賃成本高,持續制冷還要消耗大量電費,每一寸空間都承載著實實在在的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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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冷柜里能多放一瓶牛奶,分攤到每瓶牛奶上的冷藏成本就會降低一分。
方盒子最大的優勢,就是能最大限度利用冷柜空間,它能緊緊貼合冷柜的矩形內壁,減少瓶身之間的空隙,讓同樣大小的冷柜,塞進更多的牛奶,從而攤薄單位產品的成本
可樂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它不需要冷藏,隨便放在常溫貨架上就行,而貨架的租賃成本,比冷柜的運營成本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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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方盒子節省的那點空間成本,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反而不如圓瓶子的使用體驗好
可樂的消費場景大多是即開即飲,不管是逛街時隨手拿著,還是運動后擰開就喝,圓瓶子的握感都更舒適,能完美貼合手掌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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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牛奶很少有人直接對著盒子喝,大多是倒進杯子或碗里,容器的握感好不好,對消費體驗幾乎沒有影響
這套“約束決定選擇”的邏輯,不只是適用于產品設計,也能解釋很多社會規則的形成。 就像女裝紐扣在左、男裝在右的設計,背后就是歷史場景留下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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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扣剛被發明出來的年代,只有有錢的貴族女性才穿得起帶紐扣的衣服,而這些女性穿衣打扮都有女仆幫忙。
當女仆面對女主人時,用右手扣紐扣會更順手,所以紐扣自然就被設計在了女主人衣服的左側;而男性都是自己穿衣,用右手扣右邊的紐扣更方便,這個設計就一直延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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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過去了,社會結構早就變了,女性再也不需要女仆幫忙穿衣,但紐扣的位置卻被保留了下來
這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路徑依賴成本”——要改變一個行業的標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服裝生產商要重新改造模具,消費者要慢慢適應新的穿衣習慣,這些成本投入進去,卻沒有任何額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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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條件下找最優解”這個核心邏輯,就像一把萬能鑰匙,不僅能解釋產品設計和社會規則,還能穿透商業定價的套路、職場薪資的差異等多個場景。
同一杯咖啡,有人花30元,有人只花8元;同一張機票,提前一個月買可能只要幾百塊,臨起飛前卻要幾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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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覺得這種定價不公平,其實這就是經濟學里的“價格歧視”,本質上是商家在“人性需求”這個約束條件下,找到的最優定價策略。
這里要先澄清一下,經濟學里的“價格歧視”,并不是帶有貶義的“區別對待”,而是商家根據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進行精準的人群分層,讓不同的人都能以自己能接受的價格買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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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這么做,是因為不同的消費者,對同一件商品的價值判斷天差地別。
一個趕時間的白領,早上急著上班,一杯能快速提神的咖啡,他愿意付35元;一個預算有限的學生,喝咖啡只是為了解饞,最多只愿意付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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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家只定一個統一的價格,要么定高了失去學生群體,要么定低了少賺白領的錢,怎么都不劃算。
商家最大的難題,是怎么讓不同支付意愿的消費者“主動暴露自己的身份”——畢竟沒人會主動說“我有錢,你可以賣貴點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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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種巧妙的篩選機制就應運而生了,優惠券就是最經典的一種。商家不直接降價,而是推出需要花時間收集、兌換的優惠券,本質上是設置了一道“時間門檻”。
愿意花時間蹲點搶優惠券、仔細研究兌換規則的人,大多時間成本比較低,對價格也更敏感;而那些不愿意為了幾塊錢浪費時間的人,更看重效率,時間成本高,支付意愿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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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門檻,商家就能輕松完成人群分層,既留住了對價格敏感的客戶,又能從高支付意愿的客戶身上賺到更多利潤,實現利潤最大化。
航空公司的機票定價,用的也是同樣的邏輯。 提前一個月訂票的,大多是度假的游客,他們時間比較靈活,對價格很敏感,便宜點就能吸引他們下單;臨時訂票的,大多是趕時間的商務人士,他們不在乎價格,只在乎能不能按時趕到目的地,就算貴點也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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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訂票時間”作為篩選條件,既滿足了不同旅客的需求,也讓航空公司賺到了最多的錢。 還有電影院的爆米花,定價總是偏高,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電影票是“引流產品”,定低價是為了吸引更多人走進影院;爆米花是“利潤產品”,針對的是觀影時的即時消費需求,愿意買高價爆米花的人,對這次觀影體驗的支付意愿也更高,電影院從他們身上多賺點錢,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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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效用”就是一件商品給你帶來的滿足感,“邊際效用”就是多增加一單位商品,給你帶來的額外滿足感,商品的價格,不是由它的“總效用”決定的,而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
這也能完美解釋經濟學史上著名的“鉆石與水悖論”:水是生命必需品,總效用極高,但因為水資源很充足,你喝了八杯、九杯之后,再喝一杯水的額外滿足感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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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效用很低,所以水很便宜;鉆石沒什么實用價值,總效用很低,但因為鉆石很稀缺,你一輩子可能就買一顆,這顆鉆石給你帶來的額外滿足感極高,邊際效用很高,所以鉆石很貴。
這個概念用到職場上也一樣:你的薪資,不是由你“付出了多少努力”決定的,而是由你“能為公司額外創造多少價值”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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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約束條件下找最優解”的核心邏輯,我們不僅能看懂世界,還能規避生活里的很多陷阱。
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集體行動困境”和“隱性成本”這兩大誤區——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選了最劃算的選項,其實早就不知不覺陷入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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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里的“集體行動困境”,說的是每個人基于自己的理性做出選擇,但這些選擇加在一起,卻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演唱會的“站立困境”:前排的觀眾覺得坐著看不清,就站起來看;后排的觀眾被擋住了,也只能跟著站起來;最后全場的人都站著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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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間的廣告大戰也是如此,一家企業投放廣告,是為了搶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
可當所有企業都開始投放廣告,市場總需求并沒有增加,每家企業的市場份額也沒什么變化,只是每家企業都多了一筆不菲的廣告開支。 學歷內卷,更是集體行動困境的極致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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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本科生還是稀缺人才,含金量極高;可現在,研究生遍地都是,學歷不斷貶值,但年輕人還是不敢停止深造。
因為在就業市場的競爭中,“不卷”就意味著被淘汰,就算所有人都知道,學歷內卷的最終結果,只是讓每個人的努力都被稀釋了,卻沒人敢先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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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之間,達成行業共識,減少無效的廣告投放,降低整體的運營成本。
但現實往往更復雜,因為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往往是沖突的,要推動改變并不容易,比集體行動困境更隱蔽的,是“免費”背后的隱性成本。減少無效的廣告投放,降低整體的運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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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里有句老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很多人覺得“免費”就是不用花錢,占了大便宜,但其實,成本從來不止是你付出去的錢,還包括你付出的時間、泄露的隱私、放棄的機會,這些看不見的隱性成本,往往比顯性的金錢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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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產品之所以都愛打“免費”牌,本質上是用免費當誘餌,換取你的隱私數據。
你的瀏覽記錄、消費習慣、社交關系,都會被平臺收集起來,分析之后打包賣給廣告商,這些數據的商業價值,遠比你想象的要高,甚至遠超一款付費軟件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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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醫療服務如果完全免費,有些人可能就不會愛惜自己的健康,因為生病也不用花錢。
共享單車如果完全免費,有些人就會隨便亂扔、損壞車輛,因為反正不是自己的錢,不用心疼。
而真正的“劃算”,是綜合考慮了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之后的最優解,而不是只看表面的“免費”或“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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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個人決策的時候,也要學會計算隱性成本。
比如找工作的時候,不要只看薪資高低,還要考慮通勤時間、交通費用、加班頻率這些隱性成本,份薪資高但每天通勤3小時、天天加班的工作,未必比一份薪資稍低但離家近、工作節奏輕松的工作更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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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牛奶的方盒子到可樂的圓瓶子,從不同價格的咖啡到職場的薪資差異,再到集體性的內卷行為,我們身邊的每一個現象,都能被“約束條件下找最優解”這個核心邏輯所解釋。
經濟學從來不是教人怎么賺錢的學問,而是教人看懂世界運行邏輯的工具。 掌握經濟學思維,不是為了成為經濟學家,而是為了擁有更清醒的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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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讓我們跳出“憑感覺判斷”的誤區,不再抱怨“這不公平”“這不合理”,而是冷靜地思考:是什么激勵讓事情變成了這樣? 如果想要改變結果,需要調整哪些激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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