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新加坡的三年時光

從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父親在新加坡（別稱星洲，是一位早年南僑詩人起的雅號）的三年間，身旁的孩子僅我一個，因此提供一些回想得起的見聞和感受是我不容辭卸的責任。但這些自然不是對他各方面的全面評價或研究，只能算是雜憶。

如果說父親在武漢失陷，抗日戰局顯然進入相持階段之際遠赴海外并非偶然的話，我的隨行卻是偶然的。因為他決定應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南渡擔任副刊編輯的時候，家小剛從湘西回到浙閩交接處的江山縣。母親帶我先跨仙霞嶺去福州會他。若是他們去國，把我暫留榕城以后再送到江山的外婆處和兩弟在一起，不僅我要不依，而且還須麻煩他人，于是只能把我也帶上，三人合作一張護照。我自是喜出望外。

那時我剛滿十周歲。蘆溝橋的烽煙和八一三的炮火中斷了戰前我在杭州念小學的安寧的童年生活。那一年中生活變化之大是懂事以后不曾經歷過的。一九三八年春，父親應當時正以全力籌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郭沫若老伯之召，由福建回浙江帶領全家去武漢。多年后讀到郭老的抗戰初期回憶錄《洪波曲》才知道，本來要父親擔任第三廳對敵宣傳處處長，因他不能及時趕到，處長改由范壽康擔任。他后來只能掛了“設計委員”的頭銜。雖似閑差，可他參加抗戰文化工作的勁頭并未因之稍減。

就我所知，從一九三二年移家杭州以后，父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消沉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應當時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之邀赴閩任省府參議兼辦公室主任，更加遠離了時代的旋渦中心。可是，他重新投入時代的洪流也是在福建——即一九三六年冬的日本之行。那次行程據他說是應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的，但實際上是負有一項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達十年之久的郭沫若轉致南京國民黨政府為抗日戰爭爆發而要郭伺機回國之意。南京當局系由何濂（南京政府的國防經濟委員會主任）致電陳儀轉告父親赴日一行的，還撥發治裝費兩百元。在從東京寄回的照片上我第一次見他身穿西服。這事父親自是欣然從命。郭老《達夫的來訪》和《斷線風箏——紀念于立忱女士》兩文，都記載了這兩位創造社的發起人在東京重逢的情形。我也曾聽父親對友人說起，那次他也向日本朝野人士立陳侵華之非計。

一九三八年春我們到達時，武漢是實際上的抗戰中心。父親每天上第三廳所在的曇華林，又兩度去前線慰問抗戰將士。四月間去臺兒莊告捷后的徐州前線，六月間又去第三戰區所轄的浙東和皖南。他回來后經常說起前線見聞，如何躲避敵人的空襲和排炮轟擊等。下面的一律一絕記錄了他那時的豪情：

千里勞軍此一時，兼程戒驛慎宵征；

春風漸綠中原上，大纛初明細柳營。

磧里碉壕連作寨，江東子弟妙知兵；

驅車直指彭城道，佇看雄師復兩京。

水井溝頭血戰酣，臺兒莊外夕陽曇；

平原立馬凝眸處，忽報奇師捷邳郯。

但是江城三鎮的抗戰中心沒能維持許久。徐州會戰失敗后，武漢成為敵人大規模進攻的首要目標，局勢日益吃緊。偏偏此時又發生了瞬間鬧得滿城風雨的家庭變故。變故初彌的七月中旬，父親帶領全家登上溯江西去的小輪離開武漢。船泊岳陽江面時他想登臨聞名千古的岳陽樓，因小舟索價太高而未能如愿。

我們橫越洞庭來到湘西重鎮常德，又到常德以東的繽湖縣份漢壽暫住——似乎是應《閑話揚州》的作者易左君之請而避地易氏家鄉的。反正在此地的短短兩個月里他同易氏屢有詩歌唱酬。暇時還給易氏的兩個女兒講解高中英語。

在漢壽我們只能從隔日送到的長沙《大公報》上了解時局。等到捷克危機和慕尼黑會議成為每天頭條國際新聞時，父親早已獨自回福建去了。他在湘西這段日子最有意義的工作或者可算時事論文《政治與軍事》的寫作。此文刊載在香港《星島日報》，引起各方注視。聽到他說過，文中列舉了抗戰軍興以來軍事方面的長足進步和政治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腐敗情形。他聽說那時廣東省的軍政府首腦漢某出六塊大洋買得那幾期報紙時，不由得失笑了。

父親走后，我們在漢壽又住了些日子，到十月下旬武漢失陷，湘西也不成其為桃園樂土時才東行返浙。。過長沙時在人山人海的火車站候車兩三日，及至終于擠上火車，于后半夜駛向株洲時，長沙大火已起。若再滯留數小時，我們也必定葬身火海。人算萬幸，托運的行李卻全部失散。據母親說，內中有父親歷年給她的信函約二百封，也在售賣趁火打劫所得衣物的攤上給人買去了。總之，婦孺數人只帶著少許隨身衣物到達江山。未能決定此后行止，母親才帶我先入閩。誰知這一去就跟隨父親南渡了。

父親于此時應聘去國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國內政治氣氛的逐漸逆轉和家庭變故的創傷難以平復。。我那時自然體會不到這些，但后來讀他這個時期的詩文就很明白。他總把此行稱作“投荒炎海”，說什么“若能終老炎荒，更系本愿”，甚至還有這樣沉痛的詩讖：“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遙范蠡舟；忍淚報君君莫笑，新營生壙在星洲。”

心境如此，場面上還是作為“遠赴海外宣傳抗日”來歡送的。。辦理手續準備起程的幾周間，父親幾乎每晚都須參加各方的餞行飯局。海程狀況和南天風土，自然是席間最普遍的話題。我們聽說，雖然英屬殖民地表面看來比較開朗，然而英國當局對于華人知識分子入境還是十分顧忌的。新客（初次去的）獲得簽證要比老客（當地原來的華僑）難，知識分子則更難一些。他們也聽到說，華僑通稱新加坡為石叻（音le），因而該地貨幣稱叻幣或叻元。

起程前夕，父親在陳儀省主席的餞別宴會上喝到八九分醉意，由我們扶著跨上小輪去閩江口的川石島換乘英商和豐公司的豐慶輪前去香港。。他何嘗想得到，此行在他恰似去應驗“此身已分炎荒老”的另一詩讖的。

當晚豐慶輪行使在波濤洶涌的臺灣海峽，早晨到達已被日本侵略軍攻占的廈門，白天泊在鼓浪嶼和廈門之間的海面，岸上除了荷槍實彈的侵略軍巡邏兵以外，我們別無所見，使他想到《圣經》中耶米利的哀歌所憑吊的郇城。。（見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星洲日報》“繁星”欄《必勝的信念》一文）夜晚再次起航，黎明到達汕頭，又停了一個白天，我們上岸觀光，吃過午飯回船。第三夜航行后就到香港了。

我們下榻思豪酒家，原以為總得侯船數日，不料此日就有意大利勞埃德公司的皮亞康馬諾伯爵號離港駛新，錯過則又不知到何日了。。只得在一天半之內匆匆訪晤他的若干友人并辦理離境和乘船手續。《星島日報》社社長胡好等陪我們游覽香港虎豹別墅。這是父親接觸胡文虎胡文豹家族之始吧。他也會見了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和葉靈鳳等。

第二天下午我們過海到九龍船上，當晚這艘兩萬四千噸的白色巨輪就駛入南海。海途中我們聽說，歐亞之間的定期郵船以行使上海熱那亞航線的意大利郵船最為便捷。我們乘坐的經濟二等票價比二等便宜，艙位又比三等略好，也是意大利郵船特有的。頭等艙根本談不上是除了票價昂貴外，還沒有大禮服。航程上頭等艙的正式社交活動每天的晚餐都須穿白領衣外加黑色燕尾服才能參加。

海程上父親結識了一些男女乘客，為他們題詩寫字留念。去歐洲的我不記得有誰，同赴新加坡的則有詩人劉延陵（似乎也是應聘去《星洲日報》）和原中華書局編輯郁樹錕。途徑馬尼拉時停船半天。我們因沒有美國領事的過境簽證，頗費周折才得上岸去參觀菲律賓大學。跨出馬車離岸時，父親說：總算踏過馬尼拉的土地啦。

那天中午風和日麗，我在高高的甲板上注視我們的白色巨輪在藍天碧海之間緩緩駛出馬尼拉蔥綠的兩岸，是全程中最快意的一刻。。兩三天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們抵達新加坡。

十九世紀初英國的爪哇和蘇門答臘總督萊佛士（一七八一——一八二六）預見到馬來半島南端這個小島必將成為歐亞海道的樞紐，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向柔佛蘇丹購得這塊彈丸之地開始經營。。一百多年間，獅城（新加坡一名為馬來語雄師之意）果然發展為繁榮的海港都市，占市民大多數的華人，祖籍幾乎全是閩南和廣東各地，通行的幾種方言（廈門話、潮汕話、廣州話、海南話和客家話）彼此間幾乎完全不通，不同籍貫的華人只用方言腔調濃重的普通話（那時叫國語）交談。閩粵籍以外的華人如我們都被稱作“上海人”或“三江幫”，兩詞包括的地域可謂廣矣。

我們在華人區鬧市中心南天酒樓暫住。后經《星洲日報》社社長胡昌耀先生（胡文虎侄子）代為張羅，搬入市政當局在中巴路營建的住宅區。我們住二十二號三樓的一套房間，前面是胡氏如夫人的金屋，二樓是《星洲日報》主筆關楚璞（廣東南海人，筆名楚公），隔街樓上住有南洋史專家姚楠。一九四O年夏關楚璞辭職返港后，我們又遷入他原住的二樓。

聽說，今天的新加坡雖然到處都興建起多層住房，但中巴路住宅區則依然原樣。。四十年前我們初到時，那里似乎是市政當局開始營建公寓或住宅的區域。三年中間，我眼看整條整條馬路兩旁陸續建造起三四層樓房，每套房屋都有齊全的生活設施。街道轉角處開設商店或咖啡店。幾條房屋圍成的空地則鋪設草坪，草坪四角有汽車間。總之，原來比較僻靜的這個區域，到戰爭前夕成了相當熱鬧的中等階層住宅區。南來的文化界人士先后在那里居住過的有當時由愛國僑領陳嘉庚聘請南來任《南洋商報》總編輯的胡愈之和沈茲九、王紀元，還有名畫家徐悲鴻、音樂家任光、《總匯報》總編輯馮列山、《星洲日報》后一任主筆俞頌華、要聞版編輯尤君浩等。他們在那里時都同我們家日夕往還。徐先生的畫室設于此，任光更在這里辦起銅鑼合唱團，在馬華青年中開展救亡音樂運動。這位熱情奔放的音樂家大約是一九四○年中回國投入江南抗日第一線的，皖南事變是犧牲在葉挺軍長身旁。噩耗傳到天南，大家無不震悼，他那忠于民族、忠于藝術的生氣勃勃的形象則是長留在我們的記憶里了。

兩月之間，從冬季江南到長夏的南土，從本國到異鄉的殖民地都鄴，戰火逼迫下流離不定的生活一變而為歌舞生平的都市生活。條件和環境都大大好轉，然而這突然間的變化，又使人一時未能適應。三人之中，還數父親最快適應了這全新的環境，因為父親到過廣州，對于嶺南風習原有幾分熟悉，來到這赤道近旁的熱帶地方也不覺陌生。

每天下班回來他先是“沖涼”（粵語，即用涼水從頭到腳地洗澡，據說幾天不沖涼會得熱病），再換上廣東式短褲，腳蹬廣式木屐去“行（hang）街”（粵語遛馬路之意），逢到水果攤、冷飲車和“沙爹”攤就隨意吃點玩。。美味多樣的熱帶果品中，山竹（mangosteen）與紅毛丹（rambutan）誰都愛吃（他有“不辭客路三千里，來啖紅毛五月丹”之句）。香蕉和芒果品種之佳，也是國內沒有的，黃梨（即鳳梨或菠蘿蜜）則須蘸鹽水吃舌頭才不至刺痛。而號稱水果之王的榴蓮，聞之奇臭，別人告訴我們只要捏住鼻子吃上一回就會愛上的，父親當即吃上癮，原來嗜吃臭豆腐的我，三年間始終不敢沾，以致幾十年來一直后悔少年時連這點勇氣都沒有！“沙爹”則是穿在竹簽上加料燒烤的肉片，又香又嫩，吃到膩嘴時，攤上奉送黃瓜片讓你清口。后來在西北各地也見到此物，才悟到這或許是伊斯蘭教民族的食品，在西北由維吾爾族等傳給漢民，在東南亞則由馬來人傳給華人。

父親嗜好的煙酒和書籍在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樣。。歐美的好煙名酒多而便宜（因為新加坡是不征關稅的自由港），書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買到。兩萬多冊藏書在杭州淪陷于敵手，他還是每到一地就置備起備查的或愛讀的中外書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記者李葆真來訪時就見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國書回旅社，為價廉物美而喜笑顏開。此后數年間他堆積起滿房書籍，到烽煙中倉皇出走時當然一冊也帶不走。文化的浩劫，原也是國脈的象征，能說圖書只是文人的命根子嗎？

到達星洲后沒幾天，一九三九年新年之際，父親就趁年假之便同關楚璞一起去馬來亞北部濱臨馬六甲海峽的古城檳榔嶼游歷。回程上還因火車出軌受驚，寫了《覆車小記》。他記此行的詩有一首是：“抵檳城后，見有飯店名杭州者，鄉思縈懷，夜不成寐，窗外舞樂不絕，用謝枋德武夷山中詩韻，吟成一絕：故園歸去已無家，傳舍名流炎海涯；一夜鄉愁消未得，隔窗聽唱后庭花。”回來以后他才正式接編《星洲日報》早報副刊“晨星”和晚報副刊“繁星”，后來又接編星期日的文藝欄并參與《星洲半月刊》的編輯工作。

《星洲日報》是以配制萬金油等家常藥物致富的華僑大資本家胡文虎創辦的第一家報紙，創刊于一九二九年。。十年間，胡氏更在各地陸續辦以星字命名的報紙：仰光的《星緬日報》，檳榔嶼的《星檳日報》，曼谷的《星暹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廈門的《星光日報》，又將新加坡的《星中日報》遷往吉隆坡，遂形成所謂星系報紙，有似歐美的報業托辣斯。但星系各報似乎并無總管理處，各報自行其是，言論傾向亦往往因人而異。一九三九年適逢創刊十周年，《星洲日報》更編輯了一部年鑒式的《星洲十年》，分門別類記述星洲十年間的成就。父親也參與了編輯工作并題寫書名。

副刊編輯別無助手。選稿、編排和看大樣在他固然游刃有余，系廣大投稿人（多數是青年）的工作就顧不上了。報紙遠銷南洋各埠，投稿人自亦遍及各處。然而大批來稿中采用的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的不用說提出意見，就連寫個信封退回也來不及，只能在編輯部和家中的寫字桌上堆積如山。看去雜亂無章，他自己可是心中有數的。本埠作者有時登門索稿，他總能找出交回并指明缺點。我懂得集郵以后，偷著翻遍每個信封，剪下各色郵票，雖然盡可能回歸原位，也難免弄亂一些，使他一時找不見某些稿件，是他最氣惱的了。

當時祖國已半壁河山淪于敵手。南僑深感祖國命運與自身命運息息相關，以各種方式支援抗戰的熱忱是可歌可泣的。國內需要汽車司機參加前后方運輸，放棄原來優異的工作條件，離別父母妻子甚至推遲與未婚妻的佳期，毅然踏上回國征途的青年司機何止千百人！踴躍輸將更是遍及各界。新加坡有南僑籌賑總會，各埠都有分支機構。籌款方式有捐款、義演、義賣、義展等。中小學生普遍參加的是賣紙花。每逢紀念日和節日我們就三五結群，滿街兜售自己扎的小紙花。行人隨意投入錢幣后，衣襟上就戴上一朵朵彩色紙花。這是千萬僑胞愛國心意的象征啊！

來稿反映的自然是這幅慷慨激昂的畫面。。但是因為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點比較普遍，文字往往失之沉長，技巧也不成熟，還愛模仿國內的抗戰八股腔調，所以大部分不合用。但只要發現可培育的青年作者，父親總是全力扶持。他為李桂的《半生雜憶》作序說：“這是一個忠實的靈魂的告白，同時，也是很大膽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紀還很輕，將來的造就，正還不可以限量；我在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時代的核心和群眾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鍛煉。”

青年詩人馮蕉衣的才華是他看了來稿才發現的。自后常將馮的來稿稍加修改發表，后來又時時當面指點，認為馮進步很快。一九四○年下半年腳氣病發不能行走的一段時期還委托馮去報管代為發稿和看大樣。不料馮竟以二十七歲的年華于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因貧病交迫而早逝。次日他送其入殮和入土。七天后《晨星》欄就刊出：“紀念詩人馮蕉衣特輯”。最后，他又為馮的遺詩的出版寫了情詞懇切的序言。

溫梓川君寄他十個短篇的結集《美麗的謊》，他為之寫了言簡意賅的介紹，評價各篇的成就，贊揚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將這些平凡的故事，敘寫成短篇小說，若照這一方向申展開去，溫君是可以成為馬來亞社會的忠實記錄者的。”一九四一年他積極參與《馬來亞的一日》的征稿工作，也無非希望廣大群眾各從一面描繪出馬來亞的生活場景。

那幾年，國內文化界人士和團體南來的日益增多。他們的活動，他不僅在《晨星》或《繁星》上加以反映，而且總是親自參加，他曾去吉隆坡為武漢合唱團演出曹禹的《原野》一劇揭幕。也屢次著文贊揚、鼓勵由祖國戰地南來的王瑩同志的演劇藝術。后來金山（當時化名趙洵）、王瑩等在新加坡建立新中國劇團（原上海救亡演劇二隊），他也帶我去看他們的演出。金山主演獨幕劇《人約黃昏》，那緊湊的劇情和精湛的演技，我至今忘不了。對于華僑戲劇運動的開展，他的關切和贊助也屢屢見諸文字。

星島三年間，父親同國內文藝界始終保持密切聯系。。香港、上海同新加坡之間的海空交通都很方便，新出書刊幾乎都寄他一份。重慶雖郵遞遲緩，友人的書信和全國文協機關刊物《抗戰文藝》也總能收到。刊物上突出的幾篇一定在副刊上轉載。他的用意是“想把南洋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當國內烽煙遍地，敵人的殘殺我婦孺，轟炸我不設防城市……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個文化中繼站來，好作將來建國急進時的一個后備隊。”（至柯靈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晨星》上先后刊載過許廣平的來函（標題為《文人的窮》）和老舍的來函（題為《國內文人的團結》），以及他給上海的柯靈和重慶的林語堂的信函。彼此在字里行間傾吐的想念和關切之情以及探討問題的認真態度，至今讀來還令人感動。他也沒有忘記他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的職責，經常發動南僑文藝界以自由捐助、文稿義賣等方式籌款支持重慶的文協總會。他在短文《捐助文協計劃》（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晨星》）中說：“每月的捐款，雖則不多，但當重慶被炸，由我第一次將捐款匯寄文協之后，在渝的各理事們，都表示了無限的欽敬。”老舍的來函也說：僑胞們給文協捐款，全體會員莫不感激。一九四一年重慶文化界為慶祝郭老五十壽辰舉行各種活動，也曾通知父親，要讓他在當地發起紀念活動。

一九三九年上海重印的蔣光赤的小說《短褲黨》寄到時，我聽到他感慨地對周圍的編輯同人談起他同這位早年病逝的左翼作家的密切關系。上海北新書局把他歷年在北新印行的文集全部寄來后，我頭一回有機會遍讀他的著作。可是他極不愿意，見我捧著他的書就奪走。不過也僅僅放回書架，并未藏過。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時候照樣一知半解地逐冊讀過。十一二歲的少年，身處異域，確實多少感染到他早期小說中的憂郁、傷感情緒，也許是他不讓我讀的原因吧。多年后在烏魯木齊的座談會上聽老舍先生說到何以文人的子女少有繼承衣缽的：文人的勞作外表沒有特點，不像音樂家、演員、舞蹈家、美術家、雕刻家等各有顯著特點容易為孩子們模仿。豐子愷先生也寫出過文人家的孩子的心理：爸爸每天盡在文章格子里填字。這是原因，但又非全部原因。在我們，是父親從未有心引導過我們干他這一行。可能是有感于古今中外文人的身世遭遇吧。但我們偶然間流露出愛好這一行的傾向時，他又顯得很高興。例如有一次他看到我寫日記就贊許道：“你現在就開始記日記，到長大后不就能積成一大堆了嗎？”他怎能料到，日后在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恐怖下，日記和書信全都成為惹禍的根源，這種文學體裁和個人記事方式，一時幾乎絕跡于神州大陸了。說到日記，還記得當時曾把他一九四一年間寫了約十幾頁日記的一本練習簿擅自拿來，撕去那些日記（當然是他許久沒寫我才敢鉆這空子的），用作我自己的日記本。以后數年的流亡生活中，想來首先為了安全，他未必寫什么日記，那么最后幾頁日記就是這樣毀于我的無知的。

父親在新加坡的交游也同過去一樣廣闊。他周旋在華僑資產階級頭面人物（稱為僑領）之間。我常想，他們除了慕名，還能了解他什么呢。他也熱心地幫助南來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解決一些切身問題。青年人登門他也是來者不拒。記得其中有一位是歐洲人家的傭工，把他當偶像似的崇拜，常把顧主給他的糕點送來，精神感人，情誼難卻，受惠的當然是我。我在中正中學念初一時，班上舉行作文比賽，讓我把幾十份文卷帶給他評閱，他欣然應諾，選出的第一名是負笈星洲的爪哇僑生，我的要好同學。他還給好幾所僑校寫了校歌歌詞。

父親在新加坡還遇見一九三六年末從日本回國途徑廈門結識的廣洽法師。。廣洽是福建泉洲人，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入室大弟子。父親贊揚他的嚴守戒律，不愧為高僧的高足。我只記得法師是個小個子，有過午不食的習慣。這是在星洲僅見的中國僧人。我們住處附近倒有座齊天大圣廟，每逢節期香火很盛。國內似乎未見這位猴仙立廟的，大圣有知，或將為僑眾中善信者的虔誠感動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伯父郁華（曼陀）在上海租界遇刺殉職，父親于次年三月滬上各界追悼會舉行之前寫了哀悼文字并寄手書挽聯，文中提到一九三七年冬家鄉富陽陷敵時七十多歲的祖母因不肯離開家園而被虐殺的事。他在給友人信中對此說道：“此次抗戰，實以弟之犧牲為最大也。”抗日戰爭造成無數的家庭悲劇，他又怎么能料到，在抗日戰爭宣告結束的時候，他自己的被害犧牲又造成了他的家庭悲劇的最后一幕呢。

一九四○年五月，父親和母親終于離異。雖然從南來后家庭內的關系我早已朦朧預感到裂痕難以彌補，最后結局對于我終是來得突然。一天下午母親忽然驅車來到我住讀的那家美國教會學校來接我，說一切手續都已辦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囑我此后要會照料自己。孩子對父母的事又有什么說的，我默默地隨她到了首都電影院，看了場電影然后回家。次日清晨為趕快脫離這難堪的境地，竟沒想到該送送她就匆匆回校了。家庭變故在各人——尤其是孩子——心頭造成的創傷是可想而知的。此后父親逗我玩時不經心間會提到往昔三人在一塊時說過的玩話，出口以后兩人都立即想起當初的情景，全都莫不作聲了。

此后在南島就是父子相依為命。。父親對我的關切，有兩件事最忘不了。一是我生病發燒之后，嘴里沒味，因而說起在家鄉常吃的枇杷多么鮮美。明知熱帶盡多佳果，這種溫帶水果卻是無從覓得的，我不過是隨口說說。誰知父親第二天進門就說：“我給你帶枇杷來了。”我接過兩個罐頭，不知說什么是好。再一件是、那年十一月美國大選揭曉的時候，羅斯福打破慣例三度當選美國總統的電訊一傳到編輯部，他馬上打電話告訴我，讓我也早點知道這件當時舉世矚目的大事的結果。四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又逢美國大選，我已在重慶沙坪壩念南開高中，羅斯福四度當選的消息更加鼓舞了反法西斯各國，我的喜悅中卻夾有一縷愁思——同前回給我報信的人訣別已近三年了，即令能夠重聚，又將在何時呢？

一九四○年下半年，關楚璞辭職回香港。館方讓父親暫代主筆。那幾個月里，他除編副刊外還須寫社論、看大洋，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車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機開車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車聲鬧醒后就聽到樓梯上腳步聲和鑰匙開門聲，接著樓房門口出現他疲乏的身影，開燈擱下皮包后先去沖涼，然后入睡。這種生活繼續到新聘主筆俞頌華先生到任之時。俞先生江蘇人，也是前輩報人，二十年代與瞿秋白同赴蘇聯，又轉往德國，回國后始終從事新聞工作。俞伯母說：他這輩子就是喜歡辦報，只要有報辦，他哪里都去。的確是這樣，在星洲時，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打開當天報紙指著頭版對同事說：“今天的報紙清清爽爽，我很喜歡。”原來那天版面上除幾條短小精悍的消息和評論外，還有兩條他苦心弄到的獨家新聞，所以他像母親端詳孩子似的感到欣慰了。可是他那舊時代讀書人的正直性格同環境格格不入，在新加坡只半年左右就離開了。回到國內還是辦報和辦新聞教育，一九四八年病逝于蘇州社會教育學院。

這時我南來已近兩年，赤道都邑的生活早已習慣。上學以外的生活內容是：屋后草坪上踢足球，行人道上溜四輪冰鞋，看好萊塢電影和聽各游藝場里京班的戲。父親除京劇外忙于應酬，同我一般是各行其是，但興趣范圍也有交叉的部分。

新加坡的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藝場的格局同上海杭州的不一樣，是平面布局的夜間游樂場所。。場內縱橫的走道兩側分布著電影院、舞廳、京劇院、潮劇院、瓊劇院、粵劇院、閩南劇院、冷飲室和餐廳、小書店等。夜晚雅俗咸集，各投所好。新世界有跳玲瓏舞（馬來士風舞）的小圓臺。幾對棕色黑膚的馬來族青年男女在圓臺上相向而立，并不接觸，依樂聲鼓聲互相進退，四肢和全身擺動出各種優美自然的舞姿。我每每看得入神。

大世界京班中有一名梅派旦角，扮相端莊、嗓音圓潤，父親常帶我去聽，說她最適宜演“起解”、“會審”之類的唱工戲。。當地票友組成“平社”（那時因北京改名北平，京劇也就稱作平劇），他也是贊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場。他熟悉歷史，又熟悉京劇。我感到劇情同書上敘述的有不符之處就纏著問他。有一次我逐個問他《三國》上劉、關、張等的優劣，他說，他們都有私心。提到諸葛亮，他馬上說：“他才是沒有私心的！”還有一次不知談什么，他對我說：“玉不琢，不成器。”在我的記憶里，他用大道理教育我僅有這一回。

新加坡電影可謂五光十色。。華語影片中最多的是香港拍攝的粵語片，國語片多半是上海孤島上拍的古裝片，也有幾部后方拍的抗戰題材影片，偶爾還有《彼德大帝》、《夏伯陽》等蘇聯片。馬來語影片似乎罕見。可是馬來、印度兩族群眾愛看的印度影片卻源源不絕。幾家豪華的頭輪電影院則是好萊塢影片獨占的，觀眾也主要是華人。有文藝作品改編的美國影片他一定帶我去看。米高梅公司根據小說《飄》改編的彩色影片《叱咤風云》（這是新加坡的譯名，國內譯作《亂世佳人》）上演的時候，他幾天前就同我說好，帶我去看“半夜場”。因為片長將近四小時，回家已快天明了。所謂“半夜場”，是頭輪電影院每逢較好的影片公映之前在前一個周末的午夜舉行首映式，影迷無不以在這一場先睹為快。

一九四0年圣誕之夕他同我參加一處娛樂晚會。。赤道上這個佳節雖然沒有白雪爐火相襯之趣，卻也能令人盡興。那時歐局雖很緊張，可誰曾料到明歲此時香港已經豎起白旗，星島也已陷于戰火了呢？

一九四一年新年假期《星洲日報》同人組成旅行團游歷馬來亞北部的名勝地金馬侖高原。。父親被推為團長，我也隨行。我們乘火車越過長堤吉隆坡，換汽車經打巴路（地名）登山。馬來亞的公路全是瀝青路面，山行并不累人。海拔千余米的金馬侖高原，因為位于熱帶，山下山上儼然兩個世界。在山麓汗流浹背，到山上卻是涼風習習，細雨蒙蒙，暑氣全無了。從國內帶去的毛衣，三年間只有到此地才穿了幾天。這樣的溫度和濕度最是適宜茶樹生長，所以遍山皆是茶園。歐洲人和僑領的一所別墅點綴期間。我們借住怡保僑領朱儒林的一座小巧精致的別墅過了幾天世外桃源的生活。那時歐洲和遠東都是戰火熊熊，我們在山間卻聽不到外界的消息。報館同人平日每天編發環球電訊，難逢這樣清靜的日子，差異之感格外深切。但職業習性又使他們拋不開紛擾的塵世，幾天里閑談的主題還是對時局的猜測，有人甚至擔心德軍已在新歲之始度過了英吉利海峽。等到重返塵世的吉隆坡，大家才端起香檳為一周間世事沒有惡化而碰杯。這首贈陳瓊先生的七絕，當是那次寫的：

三年放棹西溪夢，忽見蘆花似夢中；

寫取秋山圖一幅，細題年月記征東。

（《游金馬侖之作》）

新年期間時局沒有突變，隨后的一九四一年全世界局勢卻步步惡化。。英國雖然自身朝不保夕，還不得不在東方殖民地作出備戰的姿態。星島的戰爭氣氛也日益濃厚。各單位訓練不脫產的APP（防空民警），夜晚時常演習燈火管制，澳大利亞陸軍先后開到接防，居民口糧、食油等實行定量配給。此外，盡管耗資億萬的法國馬其諾防線因德軍迂回進攻而未起作用，英國當局總忘不了宣傳經營二十年的新加坡海軍軍港是牢靠的。最新主力艦威爾士親王號和戰斗巡洋艦東調來到新加坡時，更大力宣傳一番，仿佛兩艦坐鎮果真能使日本不敢輕舉妄動。局外人絕想不到，不惜孤注一擲的日本早已在海南島秘密訓練的叢林戰部隊，這時正在待命出動哩。

當此多事之秋，父親生活中平添了一個因素，即結識了《亂離雜詩》中前七首的女主人公李小瑛。。這七首顯然有模仿李商隱《無題》各詩之處，然而用典雅的詞語抒發亂離中的真摯感情卻頗多前賢所未及道者。雖然眾多典實約有一半是我查閱辭書才明白的，詩中表露的情誼卻是我最能體會的。

隨身有條年歲遠比我大因而已經發脆的俄羅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島臨行時這位李小姐送我的。。我嫌重而常年不蓋，倒成了劫后唯一的早年舊物，令我想起當年的相處。

李小瑛是福州人，上海暨南大學文科畢業，既漂亮也聰明，中英文程度都好，滬語國語全能說。。不知為何那時也浪跡天涯，同我們相逢在星洲了。那時南來的青年女子同我們家相識來往的不止一個，然而只有她出現在父親生活中時恰好具備了兩人關系發展到不同尋常的條件。父親當時不過中年，獨身經年，對此作如何打算當然不會對我說到。但我常聽別人在閑談中對他談到，如俞頌華先生同我們在大世界漫步時就曾勸他“續一續”，他不可置否，似乎認為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罷。那位年輕的小姐呢，剛鬧過桃色糾紛，處境尷尬，他就不避嫌疑，把他的書房借她住。從此關系日益密切。

她當時是新加坡英國當局情報部的華籍職員。這個機構英文名稱是Ministry of Information，華文譯名會使人以為是偵察、特務部門，其實是向市民提供 information（消息），即宣傳部之意。后來她又擔任新加坡電臺的國語播音員。每天早晨父親和她分赴工作場所，我上學去。午后一般我回家最早，做完功課就找自己的游伴。父親帶我玩的次數少了。我發覺他們老在外面會合了去玩，然后一起回來。為怕我鬧，看了電影還不敢直接談論劇情。有一次他們在飯桌上說什么因為迅息沒有及時送到，致使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言下不勝惋惜。幾天后我也看了費麗雯和羅勃泰勒主演的《魂斷藍橋》，才醒悟他們談的是什么。原來他們看過半夜場了。也許是怕說穿了更沒趣吧，我就裝傻到底了。

我漸漸感到父親的心思沒有專注在我一人身上了。。十三歲的男孩怎能體會嚶嚶求偶的男女的心境。我本能地不愿眼前唯一的親人對我的愛有所分散，更不愿另一個人成為旁人笑談中的我的新媽媽，盡管這個女性我挑不出多少不是之處，而且她對我也一再表示好感和關切：帶我看電影，給我講解一些不明了的情節，散場后一定進過高級冷飲室才回家。我想要架小望遠鏡看星象，她發薪后領我去歐洲人商業區打算給我買。誰知只有大型的，價格相當于她的月薪，當然只能作罷。這些心意我并非全不領情，但終因上述兩個原因而不愿自己同她親近，竭力使自己嫌惡她。對父親我只能沉默以示抗議，對她可就多方發泄不滿了。半年中我惹起的許多事端日后回想起來全都感到后悔。

但父親同李小瑛還是日益親近，我無能為力。在他是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個多少喚得起他少年時代奮發精神的青年女性，在她雖然年歲懸殊，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聲和才情吧。兩人之間不能說沒有真情實意，也并非全無進一步打算。他借用古羅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稱Livy（李維）作為對她的愛稱，有一次還當我面用德語對她說：“Ich liebe dich ”（我愛你），以為我不懂，其實我雖未讀德語，不知這話的意思卻是猜著了的。這位當代的女性李維的話對他也誠然很起作用，她笑話文人往往清談誤國，他就以多提筆的行動表示接受。戰爭爆發后他身兼數職，她就提醒他不要成為華威先生。這時全球局勢的演變使得中英兩國立場自然接近，英國當局對華人知識分子不那么疑懼了。情報部要辦一張四開的《華僑周報》，李小瑛向當局推薦父親去任主編。殖民地官員未必清楚他是何許人，可也采納了她的意見。于是一九四一年年中起父親兼任了《華僑周報》主編。

周報出刊后，李小瑛成了編輯工作的助理。。我常聽他們商談編務，也從旁出了個注意：“林語堂托你譯的那部小說，你若現在著手，在周報上連載，豈不使周報身價十倍！”原來林語堂于《生活的藝術》、《吾國與吾民》等幾部著作在美國大獲成功后，曾似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后來覺得這事費力不討好，就取北京一家族清末民初數十年間的變遷為題材再用英文寫一部長篇小說作為代替。小說約于一九四○年初在紐約出版，英文書名，Moment in Peking ，林氏自定中文譯名為《瞬間京華》。由于美國讀者向來希望了解我們這個東方古國，林氏在美聲望又高，這書頓時成為美國的暢銷書。上海孤島上的出版商對小說中譯本自然也躍躍欲試。但林氏卻宣告委托父親翻譯全書，請他人不要搶先。他從紐約寄來親加祥注的原書兩部。一部注了前一半的先寄來，自是希望及早動筆之意。注后半部的另一冊隨后也到，還寄來五百美元。父親似乎對友人說過，本不想接受委托的（大約是心緒不寧吧，我想），但那筆美元已隨手花完，便不好推卸，只能拖延。事經余年，上海出的幾種譯本都已銷到新加坡，作者委托的譯本的問世卻還遙遙無期。我們都在旁為他感到過意不去。這回慫恿他開譯以付作者和讀者的期望，他居然聽從了。于是每期周報上都有一欄譯文。女助理自然從旁斟酌文字。按說，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詳注，他譯此書決無難處。可是拖延近兩年，終因大局扭轉而只開了個頭，可見他那時實在無心從事任何稍具規模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我懷著美夢開始度年假。原來那時我只讀完南洋神道學校的三年級，校方看我只要英文跟上，其余功課全不成問題（我原來因英文跟不上，在華僑中小學都讀不下去而索性專讀英文學校的），就讓我在假期補習四年級英文，開學時如能通過考試則可跳讀五年級。父親答應我如能跳級則給我買一輛當時我夢寐以求的蘭苓牌自行車。所以那幾天我睡夢中都仿佛已經騎上美觀輕捷的蘭苓車去讀五年級了。誰知十二月八日凌晨驚醒新加坡全體市民的轟炸聲，破除了我一切夢幻。戰爭再次降臨我們的生活。僑界組成各種團體支持作戰。父親被推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又是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每天在外面的時間多了。王任叔同志在《記郁達夫》里說到一段：“愛同小學校里，有時寂靜得如深山古剎似的。達夫孤單地一個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個具有領導能力的領袖，但他總愛盡他能盡的一份責任。即此負責精神，已使熱情的青年們對他有一種嶄新的看法了。”我想這話與事實相去不遠，他的個性永遠不適宜做行政領導。

大概一九四二年元旦以前吧，李小瑛搬出我們家了。。原因我說不上。對于兩人關系前景的種種揣測自然再無存在余地了。他們終于沒有結合，主客觀原因不止一端。王任叔同志在同一篇回憶里提到父親對他說：我兒子不贊成哩。這話屬實，但恐非主要因素。我對她的離去也不見得有多高興。可能因為戰火臨近，首要顧慮已不在此了，可我知道，自后兩人來往并未減少，工作上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反而有增無減，直至兩人分別撤出危城之時。李是英方職員，自可隨官方撤往爪哇，后來大約轉往印度度過戰爭時期。戰后隨英國當局重返星洲，另行締結了良緣。至于父親，也許惟其兩人終于分手，自己復流落異國，身陷困境，雨淋鈴夜之感分外強烈，情思才得升華而凝練為那樣情意纏綿的詩篇。現實生活中并非罕見的一個女性被他化為詩中的夷光和洛妃了。這在中外文學史上不乏先例。曾聽父親對人說過，青年人具有青春的激情，能寫出好詩，而老年人閱歷和經驗豐富，最適于改詩。他寫離亂雜詩時雖不能說已入暮年，也并非青年了，可見關鍵還在于有無能夠激起熾烈情感的生活。

進入一九四二年后，自馬來亞北部分兩路向南進攻新加坡的日軍日益迫近。。誰都明白。星島失陷只是時間問題，心頭不免升起暗云。別人怕敵人的屠刀，父親的憂慮更有甚于屠刀者。他似乎很能諒解周作人（見他的《回憶魯迅》），但他自己決不肯做另一個周作人。抗戰爆發后，他曾為文痛斥過去的日本朋友佐藤春夫原形畢露，寫出竭盡污蔑之能事的反華作品，而贊揚秋田雨雀，志賀直哉、島崎藤村等老作家“還是良心不昧的人”，鹿地亙等非戰作家“更加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文士了”。（見《日本的娼婦與文士》）。

一九四○年五月間，東京《讀賣新聞》社轉來日本評論家新居格氏的公開信，信中于歷敘青年友情后說：“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我真在祈禱著，愿兩國間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樣，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親密地，能使我們有互作關于藝術的交談的機會。實際上，從事于文學的同志之間，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賴，披肝瀝膽，而率真地來作深談的；因為‘人間性’是共通的問題。”

百萬日軍正在殺戮我同胞之時對這番話該如何作復，是頗費躊躇的。。他說：“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志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拿去作為宣傳的材料呢？則第一就違背了春秋之義。第二，也無以對這次殉國的老母胞兄在天之靈。所以到了最后，我才決定，先把來書譯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覆，披露在我自編的這‘晨星’欄里，將報剪下寄去，庶幾對于公誼私交，或可勉求其兩全”。于是“晨星”欄里先后刊出了題作《敵我之間》（一）和（二）的來函和覆信。覆信中說：“中國的民眾，原是最愛好和平的；可是他們也能辨別真正的和平和虛偽的和平不同。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但他們覺得現在恐怕還不是時候。……新居君，我想我們總還有握手歡談的的一天的。在那時侯，我想一切阻礙和平，挑動干戈的魔物，總已經都上了天堂或者降到地獄里去了，我們將以赤誠的心，真摯的情，來談藝術，來為世界人類的一切缺憾謀彌補的方法。”接過拋來的糖丸婉言回敬，確實大體顧全了公誼私交。我覺得這是星島三年間他最光輝的文字之一。

這時身處危城，如何應付變局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英國當局因力量不足，宣布只有老弱婦孺可優先撤離。即使無此限制，父親也不愿去到國民黨統治的下的大后方，原因早在一年多前給林語堂的信里就有所透露：“弟平日為人，主張行動，似有不為當局所諒察處；舊同事如雪艇（即王世杰）、騮先（即朱家驊）等，‘白首相知猶按劍，至如立夫先生輩，更不必說矣。’何況開戰后重慶當局派到新加坡擔任聯絡的文（葉公超）武（鄭介民）大員早已示意英方，南來的文化界人士任其陷入敵手。情形同香港九龍淪陷前如出一轍，但身陷港九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因東江縱隊奉黨中央命英勇機智地搶救，幾乎全部脫險，星島則無此條件。他首先想到的辦法就是匿名蟄居。

大約新年前，父親就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鋪的二樓單間，置備一些不顯眼的簡單家具。每天下午得閑后他就換上廣東式黑杉褲（也是為蟄居購置的）帶上我和幫工的廣東阿媽一起去那里呆上半天，有時還過了夜，用意當然是熟悉熟悉房東等新鄰居。有一次還買了十多斤牛肉紅燒后切片曬干，帶到那屋里去貯存。顯然是準備圍城期間之需。到我離開時，那屋還未退租。

三十多年來，那一段戰時生活中的細節我大半忘卻了，只有這件事始終記得，可總認為那是書生臨難時憑主觀想象行事的一例，當真蟄居那里是不行的。。但想到對此事態度之嚴肅認真，又不由得衷心感佩。他是當一回事做的，每次去那里都不茍言笑，一反平日的態度。這是他后來幾年間蟄居的行動的開端啊。

然而大局日非，不能不另行設法。。父親自己脫身不易，決定把我送回國去。沒同我商量自然是因為我那時還拿不了什么注意。同行的熟人不少，托返回重慶原籍的尤夫人盧蘊伯（四川航運界盧得敷之妹）帶我上路。到了國內又托付誰，他幾經考慮。先想到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沈從文伯伯。但那時后方公教人員的清貧早已遐邇皆知。他怕以后接濟中斷給沈伯伯造成困難，便想到已在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老長官陳儀。老人家不負故友的托孤，在音訊始終不通的情況下將我撫育成人。當時誰都生死未卜，一個父親對孩子所能想到的妥帖安置，莫過于此了罷。決定之后，一次他在晚餐桌上對我說：“你到別人家里，可別惹人厭啊！”語聲哽咽，我也沒能終餐。

此后父親著手給我置辦行裝：買了英制純羊毛毯，做幾身衣褲，添了毛衣，更備了船上用的甜咸餅干和各式罐頭。。我滿滿一小書架圖書只帶了幾部辭典、郵集和父親以前買給我的Everyman‘s Library版《格林兄弟童話集》（我到數年后才勉強能讀）。父親三年間聚集的近萬冊中外書刊更非我所能顧及。日后深感遺憾而無法挽回的是，我怎么沒想到把他的一包原稿帶回國內。這包稿件，我平日明明看到是紫色墨跡的早年作品《蜃樓》（可能是《創造月刊》一卷四期上發表過的未完稿的續稿），大約移家杭州以來始終隨身帶著。我每見過其他《蜃樓》的原稿，可能就此一部。我不知帶出，他離去時也必不會帶著，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這件憾事，我不能以年幼無知原諒自己。知道慫恿他譯書，怎么想不到搶出稿本？讀到《新文學史料》第三輯上朱金順、劉錫慶兩同志對著譯書目中 《蜃樓》的質疑，有感他們治學態度的謹嚴細致，謹把我恰恰知道的線索提供于此。

父親生平在銀錢方面從無計算，有余錢就買書或煙酒，因此無論收入多少總是兩手空空，除非身旁有人經管。。在《星洲日報》月薪兩百叻元，沒有節余，兼任周報主編后也兼了月薪二百元。每月固定收入四百叻元，在他怕是未曾有過的。但也虧了李小瑛從旁勸說，才按月存起些錢。到送我走時共得叻幣六百元，全部匯昆明中國銀行供我回國后取用。豈料原以為夠數年之用的這筆叻幣兌成法幣后，因物價不斷飛漲而在存折里日夜貶值，一年都維持不到。

戰以后，新加坡港口只開出過兩艘撤退貧民的客輪，都是沿馬六甲海峽駛向仰光的。我們將乘的第三艘，是兩千多噸的“海澄號”。船期幾次推遲，最后定于一月三十日。那天午后父親和其他幾位長輩（其中有胡昌耀社長和送妻子的同人尤君浩、徐君濂等）到市區海濱的紅燈碼頭送行。我們乘小汽船到海中登上海澄號。父親他們在岸邊揮手到彼此望不見。我怎敢想這就是同親人的永訣！

傍晚海澄號鼓輪南駛，回望棲身三年有余的星洲，惟見幾股濃煙沖向灰暗的天際。平日的生氣不知何往了。原武漢合唱團的兩位女團員倚在船欄上低聲吟唱《再會吧，南洋！》，海天之際略見凹凸的黑線越來越細。我告別的不僅是父親，也有少年時期最活躍的一段生活。別了，天南的一切！

數百名乘客中，有名記者陸詒和南洋史專家姚南等。。海澄號原定向南經過爪哇和蘇門答臘之間的海峽，轉北沿蘇島南岸駛仰光。可是啟航后得悉這條航線也不安全。次日下午行駛在邦加海峽時，姚南叔告訴我，船已決定駛往印度馬德拉斯港。于是回國途中插入了一段未料到的旅程。

后來得知，我們駛離新加坡那晚，英國當局宣布撤出馬來半島，炸斷海堤，退守新加坡本島。半個月后的舊歷除夜（陽歷二月十四日），一群新加坡難民在加爾各答旅館舉杯祝愿國家民族的個人的厄運不再隨入新歲之時，也就是星島升起白旗之夕。

然而，戰火造成的厄運方才開頭呢。。

父親已在二月四日同友人度過海峽到蘇門答臘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初稿于金華

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四次修改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