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杜羅夫婦在紐約法院受審拒不認罪，孫玉良：這場法律戰剛剛開始

文｜孫玉良

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向來不缺大人物，但這一次，空氣明顯不一樣。被帶進法庭的不是跨國詐騙犯，也不是金融巨鱷，而是一名仍在國際社會承認名單上的現任國家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站在那里，用西班牙語說出的第一句話，不是辯護，不是求情，而是直指根本：我是被綁架到這里的。這句話，比任何律師陳詞都更刺耳。

在美國司法敘事里，一切都可以被包裝成“依法行事”。可當一名外國元首，被軍隊從首都強行帶走，再被押進美國法院，所有熟悉的程序詞匯突然變得站不住腳。逮捕令，起訴書，聽證會，這些看似嚴密的制度外殼，遮不住一個簡單的事實：這是一場越境強制控制。

馬杜羅顯然明白這一點。他拒絕認罪，也拒絕配合那套既定敘事。他反復強調自己仍然是委內瑞拉總統，這不是情緒宣泄，而是對身份的法律確認。在國際法意義上，這個身份并不會因為美軍的突襲而自動失效。可美國不在乎。

庭審現場的細節被外媒反復描繪。戴著耳機，通過翻譯交流，偶爾低頭查看起訴書，不時在紙上記下什么。這些動作看似普通，卻讓整個場面顯得格外荒誕。一個國家的總統，在另一個國家的法庭里記筆記，詢問能否保留自己的手寫內容。這不像司法，更像戰利品清點。尤其是那句“我可以帶走我的筆記嗎”，讓人聽了五味雜陳。

馬杜羅的妻子同樣當庭否認所有指控，額頭上的創可貼則成了最直觀的證據。她的律師明確表示，這是在美軍突襲中受的傷。這一細節，比任何控辯攻防都更具象。因為它提醒所有人，這場所謂的司法行動，是從軍事打擊開始的。法庭里講法律，法庭外卻是炮火的余溫。

美國檢方試圖把這一切描述成一次執法合作，一次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的跨國行動。可問題在于，美國并不是通過引渡程序帶走馬杜羅的，而是用特種部隊。這不是程序瑕疵，而是性質問題。司法從一開始就站在了武力之后。

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國內反對聲音迅速浮出水面。民主黨議員公開質疑行動合法性，抗議者在法院外高喊釋放馬杜羅。連一向謹慎的主流媒體，都不得不承認，這次行動未經國會授權，踩在憲法灰區。美國一直自詡為規則的制定者，但這一次，規則被當成了可選項。

聯合國安理會的緊急會議，則把這場戲推向更大的舞臺。多國代表的發言幾乎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如果現任國家元首可以被這樣帶走，那么國際秩序還剩下什么。俄羅斯的表態直白，南非的措辭更是毫不掩飾對叢林法則回歸的擔憂。拉美國家的焦慮尤為真實。因為他們最清楚，美國的“例外行動”從來不會只發生一次。

從這個角度看，馬杜羅在法庭上的強硬姿態，并不只是個人選擇。他是在把案件重新拉回政治與國際法的坐標系里，而不是被限定在檢方準備好的罪名框架中。他拒絕認罪，是在拒絕承認這套敘事的前提。而美國真正尷尬的地方在于，它需要這個審判顯得合法，卻無法解釋最初的非法。

這也是為什么檢方對馬杜羅的筆記表現出異常的“通融”。不是出于人道，而是因為任何過度強硬的細節，都會被放大解讀為政治迫害。美國要的是一個可控的法庭，而不是一場失控的象征事件。但象征已經無法被抹去。

一個仍然被部分國家承認為總統的人，在紐約說出“我是被綁架的”，這句話注定會被反復引用。它不一定能改變判決，卻足以撕開美國長期精心維護的司法中立形象。因為再多的法律語言，也無法抹掉軍機起飛的事實。

更何況，這場審判并沒有終點。3月的再次出庭，只會讓問題繼續懸著。美國是想用時間消磨國際關注，但國際社會已經記住了這一幕。綁架式執法一旦被接受，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對象。法庭燈光很亮，但照不到加拉加斯的夜空。

馬杜羅在紙上寫下的那些筆記，外界無從得知內容。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們不會只是法律條文。它們更像是這個時代的一份注腳，記錄著當規則被力量取代時，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有些話一旦說出口，就不再屬于法庭，而是屬于歷史。